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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酒能红千人面 财白可乱万人心

 朱雀阁主 2022-11-14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悠又快一个月了,记得写上一篇“科举”的时候还是三月八号,今天已经是四月一号了,可能是年逾不惑的缘故吧,总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前几天在朋友的文玩店里看到供奉的财神爷神像面前,摆着一个工艺品挺好玩的,是个做旧的小银元宝,上面刻着乾隆年制,底下有密密麻麻的风化气孔,放在手里沉甸甸的。

咱们中国人对钱财的爱好可以说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同,这跟中华文化是有紧密联系的。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完全证明了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讲理的文化。怎么说呢?我们认为有很高尚的德行、很良好的修养,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君子,但君子也是人,是人就离不开世俗,所以君子是可以喜欢钱的。爱财和贪财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君子喜欢钱且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这叫爱财;对财富的贪婪无度,那就是贪财了;通过非法途径或不道德的行为,聚敛钱财那就叫不义之财。

中华文化中对财富的概念是很特殊的,他和一些宗教中提出的钱财如粪土;或西方文化中为了积累财富可以不择手段等等这些概念完全不同。很多的西方人认为,财富的积累除了通过正规的交换方式获得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抢,他们并不认为抢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更有甚者还会觉得是一种自豪。他们只会认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做法他们都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给您举个例子就容易理解了,八国联军在圆明园毁坏、掠夺了我国大量的珍稀文物,其中就有大水法中的十二生肖兽首,前些年有一名叫蔡铭超的中国商人,在某个国际拍卖会上看到了其中的两件兽首,以两亿多的高价拍下了这两件文物,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亿多他并没有支付,原因就是他认为这两件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只是当年被外敌抢走了,现在应该无偿归还我国。为此这位蔡老板也因为个人信用“极差”被列入了国际上很多拍卖会的黑名单。这就是文化理念不同造成的,西方人认为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们并不认为当年以武力侵略他国抢来的东西是赃物,反而他们觉得很自豪、很光荣,除了以物变现这个表象之外,同时也是他们炫耀自身曾经很强大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时隔百年之后他们还会把赃物拿出来拍卖的原因。但对于蔡老板的做法他们就无法接受了,因为他们没有获得相应利益,就会以失信等名义谴责“抢”这种行为。跟您唠叨了这么半天“财富”的闲话,那这一篇咱就来聊聊中国古代的钱和跟钱有关的那点事。

钱这个名词我就不用多解释了,通常的理解就是货币。咱们国家的货币目前考古已知是从贝壳开始的,之前有没有存在其他形式的货币目前还不太清楚。最近很火爆的“三星堆”考古就新出土了很多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壳,考古工作者猜测这很可能是当年的货币。考古发现我国用贝壳作为货币是从唐尧时期开始一直到春秋时期,历经上千年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币种。我们汉字中朋友的“朋”字就是一个象形表意的文字,史料记载五个贝壳用绳子串起来叫一系,两系为一朋。郭德纲老师曾经在一段相声作品里也提到过“朋友”这个词的来历。有个关系很好的友人来找我,我拿出一朋货币请他去吃饭,能值得我花一朋钱来请他吃饭的友人就叫朋友。当然这个解释有没有史料依据我不知道,但我个人认为这样解释从情理上的确能讲得通。在《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有一句就证明了朋在古代指的就是货币,“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意思就是说“茂盛的莪蒿长在远远的丘陵上,我能见到心中仰慕的君子,比得到成百上千朋钱还要开心。”

贝壳货币从商代开始出现了由兽骨或青铜制成的贝形货币和龟甲货币,到了东周时期由于周天子的神化被打破,周王室的统制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陆续出现私铸货币现象,用青铜铸造出不同形状的货币,根据重量、大小来规定货币的购买力。由此而来的就是贝壳货币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见到很多春秋时期刀形、铲形、蚁鼻形等等的青铜货币。但这些货币大多都是仅在各国内部流通,所以商人在各国之间跑生意极为不便,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互通也极为不利。由于各国货币存在很大的购买力差异,所以对物品的价值评估也就很困难了。同样的商品在这个国家可能很便宜,但是到了另一个国家也许就很贵,这样商人在贸易中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但这对于一个国家制裁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非常见效的,之前咱们聊管仲的时候就提起过,他为齐桓公搞了几次时装专场秀,利用全国风靡的时机大量采购鲁国的丝缟,造成鲁国大面积耕地转型,搞得鲁国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粮价飞涨了成百上千倍,最终导致鲁国大面积人口流失。在出口贸易上哄抬粮食价格,大量赚取外汇造成鲁国经济崩盘。这些做法从某种角度或意义上看,都与货币流通过于封闭,购买力差异较大分不开。

秦始皇灭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货币也迎来了第一次彻底的改革,他将货币的材质统一为青铜,形状统一为圆形方孔,重量也统一为半两(秦朝时期的一两差不多合现在的16克多一点,半两也就是8克左右),制定出统一的货币购买力。这样全国各地的物价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对于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刘邦推翻秦朝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西汉前期货币仍然延用秦半两钱,由于秦朝对钱币铸造机构没有进行统一设立,所以各地方政府只要按国家统一货币规定的要求,也是可以自行铸造的。到了秦末由于连年的战乱造成社会动荡,在民间也出现很多铸币场所,这些民间铸币场为了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制造出更多的货币,就出现了各种偷工减料行为,这些分量严重不足的半两钱进入流通环节后,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为了杜绝这种扰乱市场、危害国家利益现象,汉武帝刘彻命令禁止一切私铸钱币行为,并将各地私铸的钱币统一收缴销毁,由国家设立专门的铸币单位统一铸造发行,货币改革就此又掀起了第二次浪潮。

铢是古代的一个重量单位,西汉时期一铢差不多合现在不到0.7克,五铢钱也就是差不多3克多。汉武帝时期把货币从半两钱改为了五铢钱,其实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他先后经历了数次的货币改革,最终才确立了五铢钱。秦汉时期一石米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大米15公斤左右,如果我们按现在最普通的大米平均2.5元/斤计算,可以粗略的估算出也就是70元人民币。据史料显示汉武帝时期一石米大概需要30至50钱,也就是说那时候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差不多合现在1.42.3元人民币。五铢钱作为最适合当时的市场经济和物价水平的货币自此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一直有一个猜测,东汉之前其实我国的黄金储备非常多,记得年少读书时经常看到汉代皇帝赏赐大臣黄金动辄就是成百上千斤的,当时对黄金的解释并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黄金,而是黄铜或青铜。自从海昏侯墓中出土了几十公斤纯度在99%的黄金,使我对当年黄金的解释改变了看法。就拿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黄金举例,墓中出土了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总计大约50多公斤,还有十多吨五铢钱大约总数量在200万枚左右。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可能觉得太震撼了,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这一百多斤黄金就值几千万元,何况还有其他陪葬品但其实这点陪葬的黄金在西汉时期真的根本就不值一提。史料记载汉武帝为了表彰卫青、霍去病漠北战役的功劳,一次就赏赐给他们黄金五十万斤。当然了这个数字我猛地一看真的也不敢相信,因为按汉制黄金一斤约合现在的250克,50万斤也就是今天的125吨,那个时代真的有这么多黄金吗?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的确非常吓人,但对于西汉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有这几个原因,第一,诸侯国的进贡。汉朝是一个真正的封建制国家,刘邦在建国后就分封了非常多的同姓、异姓诸侯王国,汉武帝则以诸侯国向朝廷进贡的黄金成色不足为由,削掉了很多诸侯王的爵位和封地;第二就是政府开采,我国的金矿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汉朝时期地广人稀,生态环境开发的相对较少,很多河流都是可以直接淘金的,开采难度也相对较低;第三就是汉武帝默许了民众可以通过黄金购买爵位,用于抵偿一些轻罪。所以西汉时期黄金储备相对并不匮乏,黄金在西汉时期尤其汉武帝之前其实并不像现在这么值钱,考古学者根据史料估算出西汉时期一斤黄金大约可以购买8石米,按现在市值推算,西汉时期一克黄金的购买力也就约合现在的2块钱。汉制规定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钱,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百十来斤黄金在当时的价值也就和那十多吨五铢钱差不多。当年陈阿娇为了防止自己在汉武帝面前失宠,特意花了一百斤黄金请司马相如替她撰稿了一封情书(当时100斤约合现在25公斤左右)。司马相如的一封情书稿费就能值25公斤黄金,您还觉得这个海昏侯墓里出土的这50多公斤的黄金很多吗?而且这个海昏侯刘贺虽然是被废过,好歹人家也是一朝人王地主,在怎么说也曾经是汉废帝啊!随葬的黄金加铜钱就相当于司马相如写四封情书,未免有些凄惨。而且通过近代考古发现,西汉及其之前的墓穴中,黄金制品陪葬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准确的说在汉武帝之前,黄金虽然属于贵重金属,但仅从价值角度来看远不如今天。

西汉末年由于政治昏庸、政策僵化,权贵、富贾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大批贫苦百姓成为流民,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为了彰显新朝新气象,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钱币方面也做出了重大变革,他废除了五铢钱,铸造推行新币。但新政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改善,反而越改越乱,新朝末年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一石仅几十钱,飞涨到了一石米黄金一斤的价格,刚才我提到过汉制里黄金一斤等于一万钱,也就是一石米需要一万钱,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易子相食的惨状。

刘邦的九世孙刘秀起兵推翻了王莽政权恢复了刘姓江山,史称东汉,王莽新政仅存活了短短的十四年就宣告灭亡。为了稳定经济、安抚国民,汉光武帝刘秀下令废除新币,恢复了五铢钱。此后五铢钱一直延用到隋末唐初,先后历经了七百多年的五铢钱也是我国铸造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种钱币

唐高祖李渊推翻了隋炀帝建立了唐朝为了稳定经济整顿货币制度,下令废除了隋五铢钱开铸了新币种“开元通宝”。开元通宝的开元并不是当时的年号,我觉得应该是“开创纪元”的意思。很早以前我曾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听到过一个奸商拿着一枚开元通宝骗人,他说“这个是唐明皇时期的钱,因为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年号叫“开元”,所以这枚开元通宝是那个时期的”看完这段,您以后如果再听到有人说“开元通宝就是唐玄宗时期的钱”,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直接揭穿他。“通宝”这两个字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使用的,我理解通宝可能是“流通、通用之宝”的意思。开元通宝的直径为八分,重为二铢四絫,十枚钱为一两,材质分为三种“金、银、铜”,所以市面上您要是看到有金或银材质的开元通宝也不一定都是假的。

    唐初年由于隋朝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所以粮价非常便宜,李世民的贞观年间米价最低时仅为一斗2钱,唐制一石为十斗,也就是说一石米才卖20钱。我国古代通用的重量是,一石为4钧,一钧为30斤,一斤为16两,一两为24铢。唐代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590多克,差一点不到600克,按这个换算唐代一石大约是现在的72公斤,如果还按现在每斤大米2.5元计算,72公斤大米就是360元,那贞观年间一枚开元通宝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8元人民币。当然了人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巅峰,就有走麦城的低谷,物件也一样,您别看贞观时期开元通宝这么值钱,它也有走背字的时候,唐僖宗光启年间米就涨到了天价,由于黄巢起义,李克用、王重荣兵逼长安,米价每斗达到了5万钱,您可以按上面的公式算算,一枚开元通宝的购买力才合现在0.00072元人民币,这个钱数念都念不出来了,只能用现在的进位制来算了,差不多一千枚才合现在0.72元人民币。一个是1:18,一个是1000:0.72,您就可想而知从唐太宗到唐僖宗这短短的260年里唐朝通货膨胀到了何种地步。当然我这两组数字也是唐朝经济的两个极端,有唐以来除了高宗李治时期,米价几乎从来就没有长时间稳定过,平均下来差不多每石四千钱,一枚开元通宝的购买力约合现在9分钱。其实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乱,唐代虽然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引以为傲的朝代,但在万国来朝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所以任何辉煌的经济体系都禁不住战乱的浩劫。

唐朝到了中晚期出现了使用年号的铜币,这种货币“年号币”,“通宝”也不再单一化,出现了“重宝、元宝”字样。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国家更迭、改朝换代较为频繁,出现了很多以年号为钱币字样的“年号钱”。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后,仿照开元通宝的样式开铸了“宋元通宝”,宋元通宝的材质有“铜、铁”两种,十枚铁钱等于一枚铜钱。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即位就是宋太宗,就把宋元通宝的“宋元”二字改为了年号“太平”,从此中国古代钱币正式改为了年号币,一直延用到清末宣统皇帝退位。

宋朝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据推算宋朝的GDP约占当时世界的60%--80%,由于我国古代一直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农业发展都十分重视,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所以农耕文明十分发达。之前和您聊鲁班时我也说过,我国古代是非常推崇匠人精神的,所以我国古代的手工业也是极为发达。由于宋朝有着雄厚的农业基础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宋朝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储备。其实我国并不是白银盛产国,银矿相对比较少,白银大部分都是通过贸易流通进入国内的,中国古代钱币大转型也是从宋朝开始的。

从宋朝开始官方财政渐渐从黄金和铜钱转变为白银,我们现在看古电视剧里不管是哪个朝代,张嘴闭嘴说的都是银子,那是胡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是从唐中期以后才慢慢形成的,到了唐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才逐步民间化,可以说唐中期以前真正有钱人说的都是黄金,宋朝也基本只有官家、银号或做大宗贸易的商贾才会说银子,老百姓是很少见能到银子的,尤其在明清两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银子长啥模样。在宋代一两白银等于一千钱(也叫一贯钱),一两黄金等于十两白银,但白银几乎只用于国家建设、政府拨款和大宗国际贸易往来,民间日常流通的基本上还是铜钱。

由于商人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需要携带大量的铜钱,而且宋代物价并不便宜,例如一匹绢就要几千钱,绢商进货时就要携带十几万、几十万钱,这么多钱不仅数量庞大,重量也是非常吓人的,所以长途经商十分不便利,故此宋朝时期在四川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实交子根本就不能说是纸币,也就相当于现在XX商家开出的存款收据,说白了就是从一个地方把一笔钱存在某个商铺的店中,拿着存款收据到这个商铺其他地方的分店兑换货物。由于一开始的“交子”仅仅是在四川的几个地区使用,再加上这只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产物,并不具有合法的市场流通性,也不受法律保护,造假或不认账的事情也不是没出现过,所以买卖双方全屏信誉。慢慢的交子被各地商铺相继效仿,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了交子,到了宋神宗赵顼时期,政府正式承认了交子的合法流通性,并且将伪造交子定性为伪造公文罪列入法律,自此交子正式作为纸币登上了中国古代货币的历史舞台。

古代的银锭也不像电视剧里那种两头翘起中间有个小圆弧的元宝型,这种形状在古代一般都是用作摆放的工艺品,您看故宫修房时发现的宝匣中那五个金属元宝就是这种元宝形,那是用来摆着看的,不是用来流通的。真正用于流通的银锭,通常都是束腰扁片的哑铃形或中间平两头翘的船形,因为这样便于摞起来存放和承载运输。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末,我国在计量单位上几乎保持不变,也就是一斤相当于现在596克左右,一两相当于现在37克左右。由于交子的流通性和合法性被政府认可,随着时代的变迁,最早的交子店铺逐渐变成了银号,交子也逐渐成为了银票,最终被政府和一些富商巨贾广泛使用于投资建设和商业贸易中。

我国古代的税收也是挺有意思的,交税不一定非要交钱,在古代老百姓交税大多是以物品代替钱或是直接交钱,也就是男人要交税,就是粮食、谷物或与粮食、谷物等价的钱,女人要交税,也就是麻、布、丝、绢之类的产品或与这些物品等价的钱,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农民,也不管你是富贾巨商家的大小姐还是贫贱农户家的村妮,只要是老百姓就都要交税,为什么古代的穷苦老百姓管幸福生活叫“男耕女织”啊,就是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平时生活中必须要做的,因为要交税啊,每年上缴的税是有数的,如果通过辛勤劳动尽早完成了当年的税额,那多出来的就是自己家的,超额的越多生活条件也就越能改善。

唐朝开始又出现了另一种税叫“庸税”,也就是老百姓除了交租、调税以外,只要在规定年龄之内,还要替政府服役,有钱的人家可以交钱来抵偿这个庸税,没钱的就只能按规定每年完成政府规定的服役时间。中国古代税收制度可以说历朝历代都在为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而变化,但大体上几乎都是围绕着土地、人口、赋役、财产这几个方面做文章。收上来的税也几乎都用于当时的民生民计、国家建设、对外扩张、稳定边境等方面。

我们看古代题材的电视剧里,哪个地方受灾了皇帝动不动就说国库拨银几十万、几百万两,那国库到底在哪?这么多银子都存哪了呢?下面我来跟您聊几句古代的国库是咋回事。

历朝历代的税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咱就拿清朝举例,国家每年都会由户部根据全国耕地、户籍、薪俸、军需、粮饷、建设...诸多方面的开销预算,制定当年各省的税收任务,发布给各省布政司衙门,布政司衙门收到文件后,就会向各省总督衙门汇报当年国家对本省的税额要求。由总督衙门根据辖区内各府情况分配任务并传达到辖区内各知府衙门;知府衙门收到文件后会根据辖区内各县的情况分配任务并传达到辖区内各县衙门;各县收到任务后根据各村或地方情况分配任务,最终由负责税收的官差将税额分配到每个老百姓身上并按时催缴。

收税也是一级收一级的,层层上交,各村收齐了上交给县,各县上交给府,各府上交给省。这里要说明一下,各村收上来的税其实是五花八门的,粮食、谷物、布匹、丝绢、钱什么都有。由县衙专吏将辖区内所有收上来的东西按市价全部折合成白银,之后进行核算、汇总、登记、造册,如果有未完成任务指标的情况还需要县令写折子说明原因,最后由县衙派专吏将这个税册(账本)交到上级的府衙;府衙收到辖区各县报上来的税册,也会由专吏进行核算、汇总、整理、造册,同样如果未完成任务府尹要写出原因上报,由府衙派专吏将整理好的府一级的税册,交到省里的布政司衙门;省布政司收到各府报上来的税册,还是要由专员核算、汇总、整理、造册,最终合计全省任务完成情况,由专员将省一级的税册上交户部衙门,如果未完成任务需要由总督或巡抚写明原因想朝廷请罪。

细心的您一定看出来了,层层交上来的可不是银子而是账本,您会问了那国库的银子哪去了?其实国库只是一个统称,每个县、府、省都有国库,而且国库不仅仅只是装银子的库房,官办的粮仓、布匹仓…各种仓库都叫国库,所以朝廷每年收上来的税只是账目,真正白花花的银子、粮食、丝绢等物品都在各个地方仓库里。这就非常合理了,清朝每年税收差不多几千万两白银,要是都运到北京来,如果遇到赈灾、战争,朝廷拨款再由北京把这些银子运到各地,那就极为不合理了。所以您看电视里演的皇上一张嘴国库拨银五十万两给XXX县赈灾,免除三年赋税就这么一句话,上书房或军机处就会和户部核对这个县所在的省国库里目前还有多少银两,如果够数就会写圣旨盖章发到相关的省里,由省里根据地方报上来的库存银两数目调拨发放,县库不够的由府库或省库调拨差额。如果这个省的钱都不够补差额,圣旨就会让周边的其他邻省协同填补差额。各级国库都有存储标准,只有在储存数量不够时,才会向下级地方政府要求运送某种物品进行补仓。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古代税收整体收支流程。并不像电视里演的似的,各省都将当年税收上来的几百万两银子派大军押运送到北京户部衙门。皇上一句话XXX地方拨款几十万银子赈灾,再户部领出银子来,由大军押着运往XXX地,这样根本就不现实。

那个地方打仗也是如此,户部直接调动当地省库或者邻近几省国库里的粮食充当军粮,同时由远一些的省份从库里运相同数量的粮食送到这几个邻近省,与此同时由更远的省份运同数量的粮食到这几个稍远一些的省份,这样按远近同时梯次运输,才能保证前线军粮不至于中断。绝不可能像电视里演的西北打仗,福建、江苏派人押着粮食亲自往西北军营里送,那样的话粮食还没运到,前线将士就全都饿死了。为什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户部直接下令粮食就开运了,兵部调集的各地方部队要先找个地方集合才能赶赴战场,到了集合地粮食早就到位了。而且电视里演的前线将士找朝廷要军饷要银子,给皇上急的抓耳挠腮的,我觉得那不太现实,前线士兵要银子有什么用?齁硬的又不能吃,揣怀里还挺老沉,要说调兵前或打完仗,银子作为鼓舞士气或犒劳奖赏对战士们还有些用,战斗中的部队要银子有屁用啊!所以要银子的应该是各地方政府,因为他们要为前线作战部队购买粮食、军械等战略物资用,自己库里的钱花完了可不就找朝廷要嘛,仗还没打完全国各地的粮仓也见底了,银库也花光了,皇上可不就急的抓耳挠腮嘛,这才是正常的逻辑顺序。

北京的故宫里有个地方叫“内务府”是掌管皇家日常生活及开销的部门,皇家的银子一般是由北京城的大兴县、宛平县这两个县及直隶省的国库供给的,每年皇家的开销也是有预算的,不是皇上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尤其在清朝是有一套严格的祖制来制约的,但皇帝毕竟是九五之尊,他真的要花谁也拦不住,但预算还是必须要做的,这也是适当截至皇帝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一个必要措施。其实每年给皇家做预算时户部都会多算,内务府总管也都会多报,为的就是让皇上过得宽裕,这也惯出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和慈禧太后奢靡无度的坏毛病。

清中后期政治腐败尤为严重,很多地方官员都出现贪墨公款的现象,内务府的太监更是贪婪无度、中饱私囊,胆子大的都没边了,敢从皇帝嘴里扣银子。光绪皇帝当年吃的鸡蛋就被内务府的太监说要30两银子一枚,心疼的皇上都不舍得再吃了,其实市面上老百姓买也就才几个铜钱一枚。如此看来其实所谓皇室开销无度,也不全是他们个人的错,和这些伺候他们的太监逃不了干系,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奉上苛下的官员、太监无限制的拍着、惯着、瞒着、坑着,皇室成员也就越来越与社会脱离,越来越不接地气,这样多大的家业早晚不都得败光了啊。记得差不多十几年前,我有一次坐地铁就见到过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站在闸门前问旁边的手下“它为什么不开门啊!”那个手下就说“领导,您需要刷卡”,他又问了“还刷卡?刷什么卡!”。您听着是不是觉得这是个笑话,但这个真的是事实存在并且发生的事。咱也甭管这是一位什么级别的领导,单说与社会如此脱节的现象,还能指望他去为社会干什么实事啊!所以现在咱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反腐风暴、扫黑除恶,打击哪些滥用职权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让哪苍蝇、老虎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好了,聊到这咱们中国古代的钱这个话题也和您聊得差不多了,还是那句话,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您要有那位是专业研究这个的专家,不对的地方也不用和我一般见识,但希望您能多批评、多指教。现在的社会逢迎拍马的人太多了,很多人还给这种行为配上了一个“处事圆滑”的“美誉”,真是可笑至极。我可不想成为那些笼中鸟、舍中猫,在自序中我就说过自己从小就有一个写点什么的梦想,写这本书其实真不是为了能卖几个钱、出什么名,我就是个最普通的小老百姓,平时也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每月虽说薪水不多但足以养家糊口,小日子过得也算心安,所以主要是为圆自己一个年少时期就有的写作梦,如果这本书能在您茶余饭后给您带来一乐那就更好了。要说我有多高的觉悟,弘扬中华文化、传播华夏文明这些高大上的正能量,那我实不敢当,但至少我个人觉得自己的思想中负能量的东西存在的还不太多。所以我要是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真心的希望您能给我指出来多批评、多指教。

钱这个话题到这也就算和您聊完了,不知道您对金钱的态度是怎样的,但我个人认为钱这东西适可而止就好,我们都是世间俗人,谁离了钱也活不了,但对金钱的渴望要有个度,人性本就是贪婪的,适可而止的贪是生理需求,过分的贪就是贪得无厌了。现今社会很多小伙子、小姑娘都对“好生活”存在本质的偏见,认为只要有足够挥霍的财富就是美好人生,所以不择手段的追逐着金钱。对金钱的渴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度,谁也没有资格去评论所谓的对与错,但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是否保持着廉耻、存在着道德,这就有个衡量的标准了。

钱的出现本就是为人所服务的产物,人如果时刻能保持正确的财富观,那就是钱的主人,就是财主;如果不能用正确的观念去看待,那钱就会成为人的主人,那就是财奴;如果坚守着这个错误的观念不愿去改变,那就是守财奴。最后我用孔子的一段话来结束本篇,希望作为读者的您可以永远的做个财主,千万不要尝试错误的观念。子曰:富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荣华富贵每个人都想得到,但不讲道德通过不正规的途径所获得,那是不会长久的。窘困卑微是所有人都讨厌的,如果不做伤天害理、坑蒙拐骗的行为,也是不会遭报应的。讲道德、品行端正的人如果失去了善良,难道还要依靠邪恶去名扬天下吗?有涵养、讲道德的人就算在吃饭这种事情上都不会违背做人的原则,哪怕是在仓促慌乱中也会这样,颠沛流离中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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