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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1933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5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4路进攻我中央苏区。我们湘赣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中，是中央根据地的侧翼，是辅助作战方向。11月，位于东路的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策动下，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秘密签订了反蒋抗日协定。这就打乱了蒋介石从四面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迫使蒋介石由北线抽出7至10个师的兵力开往福建，企图压垮19路军后，转而再进攻我中央苏区。 1934年1月，正当蒋介石主力围攻延平、古田19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电示湘赣省委及17师，要17师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会合正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红16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南浔路，位于蒋介石北路军侧后，是由南昌至九江的交通大动脉。16、17师北上破坏南浔路，目的在于牵制蒋介石进攻19路军，以及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中央红军虽然同19路军签订了反蒋抗日协定，但由于“左”倾路线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没有积极有力的行动)，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利于中央红军的反“围剿”。 红十七师的前身是湘赣苏区的红八军1932年10月，中革军委派蔡会文和我到了湘赣苏区的红8军工作。这支队伍是朱毛红军离开湘赣边区后，由各县留下的地方武装，经过1年多的斗争发展起来的。红军第2次打长沙时期，湘东南特委集中部分地方武装，成立了湘东独立师。后又将湘鄂赣边部分游击队编入，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不久，湘赣临时省委又将其改为独立第1师，同时把独立7团和湘南游击队组成独立第3师。 1932年2月，湘赣省委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将独立1、3两师编为红8军，以独立1师师长李天柱、政委王震同志兼代军长、政委。红8军的领导机关是由独立1师兼任。蔡会文同志和我到湘赣苏区后，正式组成了红8军军部，辖3个师，原独立1师改为22师、新独立师改为23师、原独立3师改为24师。我为军长，蔡会文同志是军区总指挥兼8军政委，袁任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1933年5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6月间在永新，我们按军委命令，将红8军改编为红6军团17师，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震同志为主任)，下属49、50、51三个团。但这时，红6军团没有设立领导机关，也没有使用过红6军团的番号。 我17师于1月26日开始北上。这天的拂晓，在分宜县以东的肖公渡，我们一举突破了敌人沿河设置的防线，涉渡了袁水。我军渡袁水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惊，急令朱耀华等部进行堵截。 当我部进至宜丰、修水间的黄沙地区时，敌朱耀华也率其18师及62师各1旅赶到了黄沙，拦阻我军。我当即发起攻击，经6小时激战，突破了敌人184旅阵地，敌仓皇溃退。这次战斗，敌五六架飞机3次由南昌飞来临空助战，使我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伤亡不小。当战斗正在紧张时，我巧妙地利用缴来的敌陆空联络信号，诱使敌机对开始遗退之敌狂轰滥炸，我全线乘胜攻击，敌全部溃退到潭山市。这一胜利，打出了威风，冲开了前进的道路。在黄沙战斗结束的当夜，我们与红16师会合了。 我们乘胜继续向南浔路迂回前进。当蒋介石发现我们的意图后，妄图利用我们远离根据地的机会，要把我们消灭在修水、富水之间。他急令3个3团制的独立旅沿瑞昌、岷山、德安、永修铁路线加强戒备，防我破路；令两个旅沿修水南岸布防，堵我南下；又令8个旅跟踪，寻我决战。 我17师在红16师的掩护下，于17日黄昏抵达中央军委指定的德安县的马回岭车站附近，准备破路。但发现敌速增调重兵，守备严密，我军地形不熟，加之雨夜泥泞昏暗，缺乏破路经验和工具，破路未果，随即撤至德安县的九渡源和上、下陶庄一带山区，准备寻机再去破路。 这时，敌8个旅的追兵都围了上来，我们与敌激战于陶庄，因敌众我寡，又和红16师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不利，就决定迅速摆脱敌人，于20口乘雨夜从间道突围，秘密向南转移，第2天急行百里，在永修柘林市附近巧渡修水。 国民党1个军官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伪17师(指我们)仅有枪支千余支，窜入袁、锦、修水等地区，任其纵横驰骋，到处骚扰，国军以5师兵力，分任堵击无效，结果使该匪毫无损失，安然南窜。不知任追击之部队将何以卸其责？” 过修水后，除朱耀华部外，敌又增加了6个团的追兵，想阻止我们返回湘赣根据地。26日我们转移到修水县的石溪，作了短暂休整。3月1日，敌两路追兵已到，我们甩开敌人继续向西转移，于2日晚，在修水县的来苏，击破敌人的防堵，又于漫江击溃敌50师1个旅的袭击，胜利地通过了武宁、修水、铜鼓封锁线，5日到达幽居革命根据地，找到了湘鄂赣省委。 蒋介石鉴于消灭我军的计划一再落空，气急败坏地训斥敌西路军第2纵队司令刘膺古“督剿”不力，敌师长朱耀华、彭位仁、岳森、郭汝栋等，一律降级记过。由此就可以看出17师这次行动的作用和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了。 但是，最后因湘鄂赣边根据地分割20多块，粮食极为困难，敌人太多，干部伤亡很大（我和李达同志也在这次挂了花），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决定回湘赣苏区。大家不顾疲劳，奋勇前进，于1934年3月中旬末，从宣风、泸溪之间，强渡袁水，回到了湘赣苏区。这个回师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 我17师在这次近两个月的行动中，敌人共动员46个正规军的团，还有许多地主武装，堵截追击包围我们，我们这个小游击兵团，击遗朱耀华、岳森、陶广等部6个团，破坏了敌人数百座碉堡，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装，捣毁国民党区公所、食盐公卖处等数十所；通过了2500里白区，500里赤区，渡过了好些江河，越过了崇山峻岭，冲破了敌人5次大的包围，打退敌人5次大堵击。 军行所至，宣传群众，打土豪，给群众分东西，给地方武装发枪。打仗时瓦解敌军，争取俘虏等等。17师的声威，真有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的布告上讲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那种气概。 对这次17师北上行动怎么看？我认为，中革军委要17师北上的决定是不实际的。这是因为，“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攻势转为守势，并由北路军调部分兵力去福建进攻19路军。 在这种情况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红军应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样就能够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并能援助福建政府。起一箭双雕的作用。 如果这样，那么17师的北上也就是对的了。而王明路线没有这样做，却把红军主力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地带，指令17师在19路军将要失败时北上，会合红16师，出南浔路牵制敌人。17师这样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使自已暴露于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域，不仅不能完成破坏南浔路和威逼南昌的任务，反而因与18师分兵，使根据地中心区受到损失，而且也使17师本身受到削弱，但是，17师北上的行动是积极的，起到了牵制、调动敌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同时锻炼了部队，为回师湘赣，保卫苏区树立了更大的信心。 我们在与十倍以上之敌的作战中，采取了主动的运动战、游击战，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并在敌人大包围中，善于摆脱优势的敌人.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广大指员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西征 17师北上以后，敌人乘机进攻我湘赣苏区，根据地的中心一永新城被敌占领了。我17师回师湘赣苏区，同留在那里的18师会合（实际上只有52及53两个团)。这时，敌人调集重兵、妄图乘我17师长途行军的疲劳和严重减员，进行大举围攻。我们在任弼时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在地方武装和苏区人民配合下，两个师协同作战，连续打了两个胜仗。 一次是4月上旬，在永新附近的沙市，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敌第15师王东原部1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及旅参谋长赵楚卿，这是河西方（赣江以西）战场上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另一次是4月中旬，在安福、莲花间之利田，打垮了敌62师的王唷瑛的1个旅。这样，湘赣苏区的局势就开始稳定下来了。 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干扰，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5、6两个月部队消耗很多，加之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又占领苏区中心的永新城、钱市街等地，分割苏区，我军的机动范围更狭小了。 6月底7月初，主力不得不退出苏区的中心地区，撤到永新南面的遂、万、泰3县之交，也就是井冈山的东南面一牛田碧江洲一带。 这时，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1934年7月23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6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5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6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 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6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6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2军团（作者注：1931年3月，原红2军团已改为红3军。电报中的2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电报并对红6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6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4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 争和推广游击区域”，“6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2军团取联系”。 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人组织6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接到中革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方向和牵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 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下午3时，我军约9000人，在独立4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山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月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师师长，甘泗淇为18师政委，谭家述为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哎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革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 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打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5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 当中央红军沿着我6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后车重覆之祸。 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60年的历史中，无数类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红6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1个旅和4个保安团防堵拦击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7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1天，23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7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的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进人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15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地进行了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的战斗，破坏了尾追我军之湘桂军3个师的截堵计划，进人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8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9月8 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 9 月 20 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 3 军联系，在凤凰、喜城、永组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 6 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 1 方面军配合行动。 当日我们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缓宁、武岗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酒敌，不料在小水遭敌 55 旅的突然黎击. 这时，湘、桂、黔 3 省政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 我军这样迁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反动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 15、6 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 “我们怎么样?'他们说: “你们好，你们共匪好! '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 贵州除了群众不了解我们和山路难走外，地形也不熟。那时我们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地始方便了一些。 从湘西到贵州，作战也非常因难。这时候笨重行李虽然丢得差不多了，但强敌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通道以西 40 里之新厂，杀了个回马枪，把何键的补充第 1 纵队何平部两个团全部击溃，缴获甚多。从此，敌人就不敢轻易尾追我们了。我们继续向西，通过锦屏、黎乎，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 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伐，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 3 省敌军共 18 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占地主武装盘据的黄平县城，继续向石仟前进。 但是，我们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我军被截为三段，陷人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形势对我非常不利。为了摆脱这种严重被动局面，17师的49、51两团之一部，由49团特派员谭善和、51团樊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继续前进，首先在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3军的一部会合了。 而17师的50团与49团之一部和18师、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1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 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3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 经过10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 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2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都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我们。我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暗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6军团大局的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从此，6军团战胜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3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会师 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在这里，我和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与2军团首长（此时为红3军）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2、6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我们两个军团会师的时候，2军团有4000多人，6军团有3000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8000子弟。虽然子弹不多，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2军团在同6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肃反扩大化，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据地。 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里，人口只10万以上，人少粮缺，这对2、6军团会师之后作更大发展的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怎样找到更好的发展前程呢？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禮水流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这些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3个旅和3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中等部的4000人，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已，练出好队伍。 10月25日，任弼时、贺龙等即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以目前敌情及2、6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具体说明“两军团的行动由2军团统一”指挥；第二、在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同时，“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当时的中革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26日的复电中军委指出，“2、6军团会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6军团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6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在（再）延误”等等。 对于中央的复电，我们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可能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为此，10月28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义再次电告军委，“建议2、6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1、2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1个军团的力量对敌1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1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了。因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仍称为2军团和6军团，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只是在统一行动中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红3军番号改为2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中央指定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们还确定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6军团仍由我和王震同志继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加强2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6军团政治部、保卫部改为2军团政治部、保卫部，6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6军团抽调100多名政工干部到2军团担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他工作。 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会师后，2、6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指挥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动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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