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95年前，这支神秘的队伍在上海成立

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他们为人所不为、为人所不能，胜利了不能宣扬，受委屈无从解释。从1927年至1935年间，中央特科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中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专业情报保卫机构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 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周恩来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中央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原修德坊6号，现为武定路930弄14号（图源：上观新闻）

一科“总务”  二科“情报”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为推动全国革命，中共中央虽处于地下状态，仍频繁地召开全国性会议。如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与会人员都有好几十人。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里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

中央特科布置的中直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现为云南中路171-173号（图源：上观新闻）

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当时成立了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的社会团体“中国互济会”，由其负责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营救被捕同志。但更多的时候，营救被捕同志需要使用其他方式，解救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同志们的生命。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却无法出手，功亏一篑。

负责情报的二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性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

陈赓

隐蔽战线“龙潭三杰”：左起依次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又名杨登灜）。国民党在南京成立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于是，国民党侦察中共中央机关的驻沪特务系统，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系。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文，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向法国人提供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不涉政治，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秘密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曾积极营救李大钊，多次提供情报。

鲍君甫（左）、杨度（右）

 

三科“红队”  四科“无线电台”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中央特科调查清楚叛徒的罪行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到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的三民照相馆，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也是中央特科红队的武器储存库之一，存放了购自洋行的先进枪械，由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掌管，周恩来常来此处检查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难以到达中共手中。

李强（左）、涂作潮（右）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公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第一部红色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此后，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我党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四成里（上海巨鹿路391弄）新旧对比图，弄内12号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

特科之外的“防火墙”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

特科虽然保密，却还需防火墙。周恩来另设一些平行的秘密机构，其人员与特科互不交叉。中央交通局负责秘密传递文件、情报、物资和人员，中央军委的情报机构主要侦察军事情报。

中共自创立起就有党内交通工作，1927年创建特科组织的同时，也创建了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建成了通向各地组织的三条秘密交通线。1928年底，又调来1924年入党的吴德峰，全面建立上海中央机构与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擅长秘密工作的吴德峰，两个月就组成了交通网络，1929年输送中央文件5523件，输送各地给中央的报告4687件。1930年10月，升格成立直属中央的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全力打通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建立东、西、南三条线路。交通局不仅输送密信，还负责护送干部、输送物资和资金。

1930年代，吴德峰（右）与伍云甫合影

全党处于地下状态，需要保密的不只是情报保卫系统。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方式。就是红区根据地的党组织也不公开，军队中的党员身份也保密。

中央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8年，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完善、最系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它开创了隐蔽战线工作的许多先河，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也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忠魂不泯，浩气长存，致敬这群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杂志编辑：李红
新媒体编辑：小瀛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