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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龙门路正是热闹繁华时候，倏而一声枪响骤起，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被击毙于闹市中心、人力车上，舆论哗然。这场刺杀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目的？又是谁在无声策划和推动这场明目张胆的刺杀？……一切还是要从我党的神秘革命卫士潘汉年说起。  （潘汉年） 1931年五月的一天，周恩来突然召潘汉年谈话，要求他与左联、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脱离接触，去接受一项他从未想到、也极不熟悉的工作——改组中央特科，兼任情报科长。当时，潘汉年在半公开的文艺战线上干得风生水起，突然被要求转到一个他生疏的岗位上，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事实上，这却是中共中央面临突如其来的严峻事变时，周恩来对隐蔽战线工作的一次重要调整。 这里所说的严峻事变，指的就是4月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在党内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他掌握着党内的许多核心机密和秘密工作方法，包括所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高首脑的保卫工作，他们的办公地点和住所，所有反敌特的秘密工作安排等信息。顾顺章的叛变对于中共首脑机关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抓捕和屠杀的血色悄然晕开。即便钱壮飞及时的情报截获和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转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原人马，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但所有由顾顺章掌握的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却几乎从此陷于瘫痪。 中央特科需要重建，相关人员需要转移，可是由谁来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的职务呢？周恩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潘汉年，于是就出现了开篇所提到的一幕。不过这并不是是乱点鸳鸯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总结了顾顺章的教训，二来也是看中了潘汉年的出色才干。  （顾顺章） 顾顺章出身流氓，所受的教育有限，在担任特科领导有所建树之后很快就暴露出意识深处的劣根性——居功自傲、缺乏政治头脑，而潘汉年在半公开的文艺战线上历练多年，不仅政治立场坚定，且具有非凡的沟通交际和社会活动能力。二者对比，潘汉年显然更具备成为优秀情报工作者的潜力。 但即便如此，对于25岁的潘汉年来说，在危如累卵的形势下修补情报网络、另辟沟渠委实不是一桩容易的差事。要知道因为顾的叛变，先前中央特科的情报网早已残破不堪，而敌特营垒的气焰更是日渐嚣张，这时候的工作局势当真是应了一句俗话，万事开头难。那么他是从何入手开展特科工作，为重建中央特科打开新局面的呢？ 面对陌生的秘密工作，潘汉年没有太多的畏难情绪，他很快就向陈云提出了一个“一石二鸟”镇压设想，即组织一次有影响的突击行动，以灭敌人威风而长革命者的志气。得到陈云的批准后，摆在潘汉年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最短的时间选择和调查一个最适合的镇压对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潘汉年想到了一个人——刘鼎，他到特科后最主要的助手。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生于四川南溪。早年受“五四”风潮的影响，在中学读书时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同学一起参与新文化运动，并拜同乡著名革命者孙炳文为师，学习革命道理。先后在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受组织委派赴苏，刘鼎转入苏联东方大学、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和工作。1929年底他秘密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当即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任副科长，开始了在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作为陈赓的助手，刘鼎协助陈赓建立了上自青帮大亨杜月笙，下自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普通工作人员的情报网系，如与陈立夫、张道藩有着特殊关系的杨登瀛，就是由刘鼎直接负责联络的。可以说，在潘汉年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前，刘鼎已是屡立功勋了。 有这样一名出色的助手在侧，潘汉年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过程也顺畅许多。当知道潘汉年想要采取突击行动完成一石二鸟的镇压计划后，熟悉上海情况的刘鼎当即提出，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中挑选一名专门破坏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死硬分子开刀，必将更具震慑力。但具体选谁呢，潘、刘二人都举棋不定。然而，事有凑巧，这时候上海市南京路上一家照相馆橱窗内的照片意外地触动了刘鼎敏感的神经。 那是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刘鼎锐利的视线停留在合影后排的一个官员的面孔上，细细一打量，不由暗喜：“真实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他！”这人不是旁人，恰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现任督察长，名叫王斌。  （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门楼） 刘鼎向潘汉年介绍说：“在租界区，国民党当局不能随意地捉人，所以中共的机关及领导人寓所，都安排在租界区内。如果国民党方面侦知活动在租界区内的中共人士或设在租界区内的中共机构，必须先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由租界当局出面查办或实施逮捕，然后国民党当局再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现任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的王斌，就是专门办理与租界当局交涉和引渡事宜的主管。” 潘汉年默默地听着，刘鼎又说：“我提议组织考虑将王斌作为惩处目标。过去国民党当局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的许多案子，都是通过王斌交涉和引渡的，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头面人物。” 潘汉年认为刘鼎的分析很有道理，严惩王斌来杀鸡儆猴是最妙不过了。于是，潘汉年立即向陈云和康生报告了这一计划，三人很快达成共识，旋即报请中央，得到批准，突击行动由康生总负责。 不过，王斌这人警惕性一向很高，且行踪诡秘，处处小心防备，要想成功刺杀他，必须清楚掌握他的居住地点、起居日常和行动轨迹等，甚至为了保证刺杀不出状况，还必须搞到一张能够让执行人员清楚辨认的王斌照片。康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潘汉年分管的二科。显然，二科的情报铺垫是这次镇压行动的关键所在。 这时候，潘汉年初次切身体会到情报先行的重要性，愈发觉得肩上的责任沉甸甸，而一着手操作，他就更加感到事事棘手。潘汉年发现，过去积累的经验和关系，在调查王斌这件事上竟是毫无用武之地；且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有关系的情报人员已经奉命转移，他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辨认王斌面貌，而且在旧时上海鱼龙混杂的环境里摸清楚王斌的住址、行踪也丝毫不亚于大海捞针。  （康生） 一开始，潘汉年想到利用上海通用的电话簿来找到王斌的名字，可当他打开电话簿以后才发现，那时上海许多人家的私人电话都只注明了X宅，诸如“王宅”、“王公馆”的户头多达百多户！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知难而退，不是潘汉年的性格，他随即转向从与王斌有关的人和事方面入手侦查，这时候一条查禁书刊的新闻送来了希望的曙光。想到几年前在主编《幻州》杂志时认识的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和沈松泉，为了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曾经宴请过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潘汉年想，王斌是督察长，或许张、沈两位先生曾跟他打过交道，知道些什么？念及此，潘汉年立刻就提着礼物，赶到光华书店去寻张、沈二人叙旧，闲聊之中，除了不动声色地套出王斌的住址、电话外，还意外得知，“此人早出晚归，并无定时，每天下班以后，晚上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并借此机会跟他的党徒、密探接洽工作，纳贿收赂。”由此入手，潘汉年布置有关人员，进一步观察王斌出入的路线和乘坐的包车，还设法拍到了王斌的近照。  （老上海龙门路） 根据潘汉年提供的情报，中央特科的行动部门又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摸底，最终选定在英法租界毗连的龙门路上实施计划。何也？龙门路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通公共租界的西藏路，又紧靠着跑马厅，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车水马龙，十分繁华拥挤，利于执行人员混入人群隐退，且这一路段还和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等街道毗邻，周围弄堂密布，四通八达，警探即便赶过来也很难围捕，综合一看，无疑是设伏狙击的绝佳地段。天衣无缝的计划落定，锋利的刀刃已高高举起。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龙门路一如既往的热闹着、拥挤着，机动车的汽笛声、人力车夫的吆喝声、小商贩们的叫卖声，声声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把短枪的枪口瞄准了一辆穿行而过的人力车，“砰”的一声枪响，街市的喧闹瞬间一寂，紧跟着就是一阵仓惶的推攘混乱。瞬息几十秒内，人力车上坐着的人当场毙命，此人就是王斌了。 中共特工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于闹市，顿时成为报界热炒的新闻，中外报纸，沸沸扬扬，上海的街谈巷议一时借以此为谈资，在舆论的大肆渲染之下，潘汉年最初的目的达到了。王斌的殒命，击碎了敌特分子因顾顺章的叛变而生出的，一网打尽中共机要人员的妄念，令他们生出如坐在火药桶上的惶恐感。而震慑效果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要员、从南京派到上海来的专门迫害革命组织的叛徒和特务等都不得不稍稍收敛了昔日的张扬与狂妄。 潘汉年的这一计“一石二鸟”，慑敌，更振人心，为中央特科的重建，中共特工争取、收买、利用和分化敌特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同时也使得中共保卫机关能够松一口气，分出精力来进一步部署反特防奸的工作。就此而言，这无疑是潘汉年在隐蔽战线上打的一场漂亮的开局战！ 参考文献：叶健君 李万青：《十大红色特工》，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97-13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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