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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准备召集各大苏区的代表，以及支持红军的各革命团体代表共讨探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虽然会议通知是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发出的，但由于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各种特务组织对革命力量的监控堪称无孔不入。结果会议通知发出没多久就走漏了风声，被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获取。 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在得知如此重要情报后不敢有丝毫怠慢，他觉得这是一次立大功的机会，如果部署的好，定能将在上海地区活动的中共核心组织成员尽数抓获。 于是熊式辉瞬间打起了十二分精神，迅速召集起自己手下的所有密探和特工，开了一场安排动员会，准备给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设下陷阱，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动员会上，熊式辉悬赏五十万块大洋，让手下人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务必要在5月下旬之前，将共产党开会的准确时间和地址搞清楚。 而就在熊式辉召集手下的“虾兵蟹将”们忙着策划阴谋时，负责这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安保工作的中央特科，也正在召开另一场秘密会议，讨论如何为这次大会保驾护航，以及如何保障所有参会代表的安全。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们对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消息走漏风声的问题感到头疼万分。 但开会的任务是中央下达的，他们无权要求取消会议或临时变更会议地点。再加上各参会代表已经陆续抵达上海，所以当时的情况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为此，当时的特科领导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准备带领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鼻子下面和他们周旋到底，跟他们玩一场惊心动魄的捉迷藏游戏。 当时最为重要的，是会场的选择。虽然上海很大，但要想找到一处足够宽敞和隐蔽的地点，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科的领导们经过一番慎重讨论后，最终决定将会场定在离会议筹备处不远的派克路与白克路交叉口的一栋四层楼房里。 之所以选址在那里，主要是由于那里地处公共租界，又是闹市区，来往的行人众多，热闹非凡，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加上那里交通相对便利，如果一旦出现意外，可以方便让特科成员制造混乱，从而有利于大家趁乱脱身。 在会场选定后，究竟以何种形式掩护会场，又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特科成员们认真思考一番后，决定以一所私人医院的形式来掩护会场。 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在公共租界申请成立私人医院的手续比较简单，检查制度也不太严格；另一方面由于医院的性质比较特殊，来访者一般都是病人，情况比较单一，所以管理起来也相对方便。 再加上当时特科成员中就有一名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柯麟大夫，如果真有病人前来，他也完全可以接待。因此以医院的形式来对会场进行掩护，可以算得上是作为合适的一种方案了。 于是在5月中旬的一天，一家新医院在派克路与白克路交叉口开张了。在外人看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实际上，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特科成员。 甚至连医院门口摆摊做生意的，也有不少是中央特科安排的外围接应人员。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下，会场算是准备就绪，只等代表们的到来。 随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不断临近，所有特科成员的警惕性都已提到了最高等级。 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此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每日里急得团团转。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应该会在公共租界召开，可是具体地址在哪里，熊式辉却仍然一点线索也没有。对此，他不由得对派去调查的密探和特工们大发雷霆，痛斥他们为酒囊饭袋。 就在熊式辉一筹莫展之时，有一个人突然向他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带队调查共产党开会的情况。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由于是熊式辉昔日的老师蒋伯器的门生，因此熊式辉对他很是看重。 此人平时不但处事机警，沉稳干练，且手段老辣，跟租界当局混的也很熟。 如果由他亲自带队调查，那必然会有所成效。于是熊式辉欣然同意宋再生的请求，同意他带队深入租借腹地进行秘密调查与抓捕。 获得熊式辉的首肯后，宋再生迅速挑选了一批得力手下，在与租界当局一番交涉串通后，正式的进入了公共租界，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侦查。 就在宋再生带着一帮特务四处探访时，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相继抵达了目的地。一场生死较量也就此拉开序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经过特科严格的身份核实后，装扮成病人，分期分批进入伪装成医院的会场。 为了安全考虑，特科要求大家平日里不得离开医院，只能住在医院三楼和四楼的病房里，只有到开会时才能集中到四楼一侧的会议室里。 就这样，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了。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相关问题时，急于立功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也带着自己手下的密探们，在租借的各个街头巷尾进行明察暗访，誓要将所有参会人员一网打尽。因此，当时的情况用“千钧一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5月21日，召开会议的第二天，宋再生联系租界巡捕房共同破案。 会议还在紧张进行之时，宋再生已带着一大群特工和巡捕房密探在租界内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采取“见人就问、见门就进”的方式，对所有租界内的单位进行严密的排查，意图发现共产党代表藏身之处的一些“蛛丝马迹”。 此时特科成员和代表们也已做到了最为严密的安保措施，大家的神经都已高度紧绷，不敢有一丝疏忽。因为出现哪怕一点问题，宋再生手下的那些特务们都可能迅速冲进医院，给党组织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尽管中央特科把办法都想尽了，可熊式辉的特务们也并不完全是饭桶，至少在老辣的宋再生带领下，特务们把重点排查区域逐渐缩小到租借闹市区一带，甚至已经锁定了派克路与白克路一带。 这对于特科和参会代表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了。 虽然危险已经步步紧逼，但是在5月22日，大会仍然继续召开，此时代表们必须抓紧时间进行讨论，认真完成会议所有议程。 而宋再生带着特务们在这一天已经搜索到了会场附近，他们先是把跑马厅附近搜了一个遍，之后又沿着派克路搜查附近几乎所有的住户，不过由于这一带居住人口较多，因此特务们的搜查颇费了一番工夫。 不过此时他们距离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会场也只有一个街区了。如果拍电影，此时气氛紧张极了。 黄昏时分，一辆汽车突然在白克路口停下，从上面下来了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的持枪密探，这伙人为首的正是立功心切的宋再生。 他们下车后并不迟疑，迅速朝着那所特科新开的医院冲了过来。此时，相关人员全部集中在医院里，要想全部安全撤离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医院内外所有负责安保工作的特科成员都已经悄悄把手伸入怀中，握紧了早已拉开保险的枪，只要一接到信号，就会立刻拼死抵抗。而医院四楼后面的一扇小窗，此时已悄悄打开。 就在宋再生领着密探们准备往医院里冲时，医院里突然抬出了一个病人，暂时挡住了他们的路。 也就在这时，不知谁高喊了一声“传染病，快让开！”密探们听后，带着一脸厌烦迅速离开，才让这次危险的已暂时解除。 直到5月23日，熊式辉才终于得知会场就在那所医院里，而这一天正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正忙着进行最后的议程时，接到命令的宋再生带领着大批密探和巡捕全副武装的向医院扑了过来。 宋再生气急败坏的第一个冲入医院，可楼上楼下仔细检查一番后，才发现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又一次被耍了。 听到失败的消息后，熊式辉怒不可遏、暴跳如雷。可回头看见那个比他更加懊恼的宋再生时，他又不得不装着大度，不但安慰了宋再生一番，还拿出十万块大洋作为犒劳，赏赐给了宋再生等几人。 在得到长官赏赐后，宋再生终于从懊恼中缓过神来，带头向熊式辉表忠心，声称日后必定鞍前马后为其效力。这才让熊式辉勉强得到了些许安慰。 那么为何这场大规模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事先走漏消息的情况下，还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的“蒙混过关”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运气好，而是靠特科成员们严密的准备，精心的部署才能有此成就。 早在租下医院那栋四层小楼之前，特科成员就已秘密租下靠近医院的另一间民居，并安排相关人员秘密搬入。就连周围的住户都没有发现的是，医院四楼的窗户正对着那所民居的屋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紧急撤离通道，如果情况一旦有变，医院的人可通过这里迅速撤离到新的地点。 除此之外，会议能够有惊无险的召开，与一个人的暗中保护密不可分。而这个人，就是看上去颇为急功近利的宋再生。 其实宋再生在很早以前就以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来到上海，之后被调入中央特科工作，与陈赓等革命家们关系十分密切。 后来宋再生被组织派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卧底，与陈赓单线联系。因此很多人都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虽然时常处于危险之中，但这也为他在暗中给党组织和相关人员进行掩护带来了一些便利。 在这次调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宋再生表面上一马当先，表现得十分用心。实则故布疑阵，让那些密探们做了不少无用功。 他的很多措施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这样一方面能让敌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一气，还不会对他起疑；另一方面又能最大限度的掩护组织和同志们。从而争取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与圆满结束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宋再生无愧为一名优秀的密战英雄。 虽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如此重的的贡献，但宋再生在解放后却一直深藏功与名，过着极为平淡的生活，从未向国家提出过任何要求。与电视上那些艺术形象相比，这也许才是那些卧底英雄们的真正形象。 结语：可能与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革命前辈相比，他们显得默默无闻。但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看似没有硝烟的秘密战场上拼尽全力，才使我军能够掌握到更多重要情报。因此，他们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也丝毫不亚于那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们。 一个强大的民族需要榜样的力量，而这些英雄们正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了民族与国家敢于拼搏、不断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歌颂并永远传承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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