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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185号)上的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一面大白旗赫然悬挂在大门口。 9时许，两辆美式吉普车在大门前戛然而止。20多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接管人员，迅速跳下车，在门口和大院内执行警戒。楼内的窗洞里，一些旧警员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伸出胳臂高喊：“欢迎解放军!”
一位身穿黄布军装、打着绑腿、30出头、身材挺拔的高个男子，走下车来，向楼里探出头来的人员挥手致意。 一名身着旧警服的中年警察，上前“啪”地一个立正敬礼：“报告长官，敝人陆大公，有一事相问，不知可否？” “请问。” “我看长官老面熟，请问民国22年在上海被判刑的共产党李士英，和长官是同一人吗？” “正是本人，当年被国民党判了两次死刑。”李士英说完哈哈大笑。 “哎呀，老神奇，老神奇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位大难不死的男子，正是解放后上海首任公安局长李士英。
李士英为何被国民党判处死刑，又是如何逃脱的呢？让我们走进李士英的传奇人生。 李士英，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人，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一户世代贫农家庭。自幼随父习武，擅长梅花拳。因为家境窘迫，13岁辍学，到布店当学徒。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交通保卫员，参加天津、北平两地的锄奸工作。18岁的李士英，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多次出色完成铲除叛徒任务，深受北方局书记贺昌的信任和欣赏。1930年底，被选派到上海中央特科参加培训。 培训结束，李士英被组织留在上海，分配在中央特科第三科红队。 三科也称'“行动科”。其下属的红队负责锄奸，又名“打狗队”。队员约二三十人，分为若干小组，互不接头，由三科和各小组联系。队员来自上海工人纠察队骨干、北伐军和红军神枪手、全国各地锄奸尖子，每人都接受了严格的党性教育和军事训练，成为让叛徒敌特闻风丧胆的“伍豪之剑”。 由于李士英身手敏捷，机警过人，意志坚定，作风顽强，很快成为红队的骨干。 1931年3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出现多名叛徒。北方局要求调李士英回来，协助开展锄奸活动。李士英独自一人来到北平，住进了设在苏州胡同的山西忻定会馆，见到北方局同志，领受了任务，先后在颐和园西北的红山口和圆明园两处，处决了两名叛徒。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等特务头子，率领大批特务，带着顾顺章等叛徒，勾结租界巡捕房，四处搜捕，气焰嚣张，妄图把在上海的中共机关一网打尽。
中央特科决定，要采取坚决措施，打击最凶残的叛徒王斌、曹清澄等人，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 李士英接到中央特科的紧急通知，立即返回上海，和刘国宝、李泽才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承担了铲除王斌、曹清澄的任务，由李士英任锄奸组长。 刘国宝曾经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任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李泽才原是上海纱厂工人，参加过苏联红军。 叛徒王斌，熟识我党活动规律和组织关系，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长。叛徒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现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两人叛变后，成为死心塌地的国民党鹰犬，手上血债累累。 由于小组成员都不认识王斌，为避免差错，李士英根据打听到的线索，找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馆，弄到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的合影照。通过内部同志的指认，熟识王斌的相貌特征。之后，去白尔路永安里王斌的住处进行辨认，确认无误。 经过连续多日的盯梢，掌握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发现他中午常到一个情妇家里午休，便制定了下手计划。 1932年4月2日中午，王斌出门，乘坐一辆黄包车，行至维尔蒙路爱来格路时，行人稀少。埋伏在路边的李士英快步上前，抽出驳壳枪对着王斌就是三枪，得手后按原定路线快速撤离。五分钟后，一帮法租界巡捕才吹响警哨，匆匆赶到。
4月3日，上海各大报刊登载了王斌被刺的新闻，震动上海滩。叛徒曹清澄，长得高大俊朗，为人阴险狡猾。得知王斌被刺后，他让一个身材外貌与自己相似的手下，住进拉斐德路的曹宅，自己则躲到了附近一个秘密住址。法租界也加强了防范，在拉斐德路周边，布置了巡捕埋伏。 5月16日，李士英又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3人，分头前往拉斐德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宅守候伏击。当时安排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外围望风掩护。 下午一点半，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开枪射击。枪声马上引来了埋伏的巡捕，一时警哨大作。刘国宝在撤离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刚将枪扔入垃圾桶，就被紧跟而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等人听到枪响，便按计划分头撤离。当李士英行至茄勤路白尔路拐弯处，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人行色匆匆，很像曹清澄。难道刘国宝失手了？不容多想，他大喝一声：“曹清澄！”对方扭头一看，发现不妙，拔腿就朝巡捕方向逃跑，同时沿街大喊：“杀人啦！” 此时下手，危险极大，但放弃又不甘心。千钧一发之际，李士英果断开枪，当场将其击毙。随即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捕当场抓获。
第二天凌晨，李泽才回住地取东西时，落入捕房的埋伏圈。至此，三人小组无一幸免，全部落入敌手。 法租界巡捕房马上对李士英三人进行了审讯，三人坚决否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巡捕房对李士英用了20多种酷刑，包括电刑、老虎凳、灌凉水、灌汽油、灌辣椒水、烧红的通条烫身等等。但李士英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坚贞不屈。
巡捕也很少见到这样的硬骨头，无奈之下，于1932年5月31日，将他们移送到设在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庭”审理。 1933年1月17日开庭，法官根据李士英被捕时缴获的枪上的手印，以及死者身上的弹头，认定李士英是主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李士英等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35年2月22日，高院宣布维持原判。 中央特科用尽各种办法营救，请了大律师章士钊、史良为他们再次上诉。当时，抗日的气氛日渐高涨，我党和民主人士呼吁团结抗战，一致对外，放弃前嫌。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最高法院作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 1936年春，李士英被转移至上海北新泾附近新建的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关押。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第二监狱根据驻军的要求，将在押犯送到真如，为陆军保安五团当挑夫。 8月18日，李士英等送弹药到江湾、吴淞前线，途中遭到日机狂轰滥炸，许多挑夫被炸身亡，幸存者四处逃散，李士英也在混乱中趁机逃亡。
几经辗转，李士英来到延安，历经5年多囚禁折磨之后，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延安，他先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1938年2月，训练班第一期结业，李士英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 1939年秋，中央派李士英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办的中国党校学习。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停办，学员陆续回国。 学员们原计划从蒙古启程，经沙漠地带、蒙中边界、内蒙古回到陕北。途中，因日军严密封锁，只得折返乌兰巴托，滞留一年多。李士英、李天佑（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两人回国心切，1943年夏，决定步行4,000公里，从乌兰巴托向西，由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蒙古边界，进入宁夏，再返延安。
两人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茫茫戈壁沙漠。时值盛夏，戈壁滩被太阳晒得滚烫，两人几次因烈日暴晒晕倒，也饱尝断水之苦，数度濒临死亡的边缘。 直到1944年春，两人才到达延安。此时，两人胡子拉碴；皮肤黝黑，布满裂口；衣服棉花外露，布条横飞。中央高度赞扬他们不畏艰险，穿越“死亡之海”的壮举。 回到延安后，李士英继续从事情报保卫工作。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后担任华东社会部副部长。1949年上海解放，李士英出任上海首任公安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李士英先后担任山东省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务。2001年8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李士英一生铮铮铁骨，对敌无比坚决，对党无比忠诚，历经磨难，坚贞不渝，谱写了一曲传奇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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