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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央特科，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红队”或叫“打狗”是如何除掉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何家兴和贺稚华（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夫妇的； “打狗队”是如何惩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负责兵运的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人的叛徒白鑫的。 而中央特科360度无死角地组织、保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闭幕的事情就鲜为人知了。今天我们重点说说这件事情。 1930年1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开筹备会，再到苏区开正式会。 2月4日，中共中央为“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全党发出第68号通告，号召“全国各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地方党部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行动”。 筹备且保卫“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特科的肩上。于是，会议筹备小组和中央特科相关成员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拐角上的那一栋小洋楼里秘密聚会，为确定一个既有足够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的会场出谋划策。 在这个会议筹备处，为了掩人耳目，组织上决定，让林育南和张文秋假扮夫妻，每月花60两白银租下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上的一栋小洋房，且布置豪华。林育南化名李敬塘，装扮成归国华侨，张文秋化名张一萍。  林育南 最后，中央认为：大隐隐于市，越是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这次参会人员可能会有上百人，如果在偏僻的地方，更容易让人怀疑。 基于这个原因，会场选择了卡尔登戏院后面的一幢4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了一家“医院”，在白克路上（现凤阳路）。卡尔登大戏院，也叫卡尔登戏院、卡尔登电影院，1923年2月开业，是20世纪英国人开设的上海影院之冠，位于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这里终日喧嚣，人流如织，声色犬马，鱼龙混杂。附近的白克路又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幽静小路，两旁是普通民居，华洋杂处，什么人都有。 1930年5月初，卡尔登大戏院后面的医院开张营业了。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又一家新开业的私立医院而已，既没有大肆张扬，更没有门庭若市，一点也不特别。这里的医生、护士、职员、勤杂工，包括备办伙食的人，都是中央特科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白大褂外，挂着听诊器；白大褂内，揣着驳壳枪。 再说林育南和张文秋的“家”——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的一幢洋房里，也设了一处会场。会场设在西楼二层的会议厅。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特科人员在东楼一层的会客厅里，还另外布置了一个寿堂。 寿堂中间挂着一个金色大“寿”字，两边挂着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寿”字下面还摆设了一张铺着大红绒毯的供桌，陈列了红色的寿桃、白色的寿面和金黄色的佛手，祝寿宾客的座椅摆放得整齐有序。 为了使阔气的寿礼具有最大的真实性，还请来了一位同志的父亲，让他装扮成赵玉卿（即林育南）的父亲“赵老太爷”，等候在隔壁的房间里，随时可以进入寿堂，接受人们的祝贺或叩拜。开会之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员早就统一了“口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口咬定是来祝贺“赵老太爷八秩寿辰”的。  张文秋 而在卡尔登路戏院后面的一排楼房里，中央决定让李一氓作为这个房子的主人。李一氓有妻子和两个小男孩，组织上又给他配备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赵毅敏和李一超。 为了更加保险，刘鼎又在医院边上，同一排紧挨着卡尔登大戏院的大洋房里，另租一套房间住下，布设机关，作为代表们遇到紧急情况时，迅速撤离的通道。具体做法是：万一那边的前门被堵上了，中央领导、与会代表，就可以通过楼上的窗户跳到刘鼎租的那套房间里面去，通过另外一个门，安全脱身。 然而，那两套房，一个楼顶低，一个窗户高，中间差了好几米，没有练过武的人是不可能跳下去的。要想平稳过去，还得有个梯子。刘鼎又想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主意。他让医院那边假装窗户坏了，修理窗户；这边假装楼顶坏了，修理楼顶。两边的窗户一直开开关关、关关开开，一架梯子在那儿放了好几天，也就没有引起人家的更多注意。 除此之外，中央特科还做了双保险。那些在医院一楼穿梭着的医护人员还只是整个会场的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则由顾顺章和陈赓亲自带队，分布在医院外围。陈赓让“红队”队员装扮成摊贩、路人，轮班执勤，分散在街头巷尾望风，一有意外，就拔枪阻击，殊死对抗。同时，点燃大批堆放在医院楼下的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分流撤出，乘上楼后那些预先租来的汽车，快速离开现场。 中央特科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先是安排代表们住进会场附近的小旅馆，逐一核实身份，然后帮他们化妆、打扮。男的穿长衫、马褂，女的换上旗袍、丝袜，还佩戴金银首饰，装扮成少奶奶、阔太太。再分期分批，悄然带入会场，逐一进入卡尔登戏院后面的医院。 何长工到了上海，开始住在指定的启昌旅馆里等来人接头，大约住了两三天时间才接上头。开会时，根据与会者的特征，又重新化了装，并编了代号，这时的何长工变成了大老爷。 代表一进医院，住入病房，就与外界完全隔绝，绝对不许随意外出。那些特科战士装扮的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也都一样，一律不许上街，不许擅离岗位。伙食问题由特一科专派邹志淑带两个同志负责备办。  再看国民党方面。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通过各种途径，费尽心机得到了中共中央第68号通告，得知中共中央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立刻将自己手下的密探、特务悉数招来，当场甩出50万元巨额赏金，命令他们一定要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的确切会期、会址侦察清楚。 这些密探、特务为了赏金，也开始在全市撒网，像鹰犬一样到处乱转了。 熊式辉根据密探、特务的汇报，基本确定大会肯定在上海开、在租界开，而且肯定是在公共租界里开。问题是偌大的公共租界，东起黄浦江，西迄静安寺，南邻洋泾浜，北倚苏州河，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多的是高楼大厦、街坊弄堂，到底哪一个屋顶下会聚集起这么多人呢？何况租界当局不可能让你熊式辉的人挨家挨户、挖地三尺地搜查吧？ 所以，熊式辉就派了一个他认为的“得力干将”宋再生悄悄地深入租界腹地重点勘查。让熊式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宋再生是共产党方面的人！ 1930年5月5日上午9时许，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卡尔登大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准时召开，全体与会代表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 这次大会实到代表四十七八人，红军代表每个军两个人，一个军官，一个士兵。 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委员会书记何长工，以鄂东南区军事代表和红五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跟何长工同行与会的，还有鄂东南几位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其中有中共湖北省委常驻鄂东南代表吴梓民、该区苏维埃代表曹大全、中共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阳新县委书记方步舟、大冶铁矿产业工人代表余海侠等。 吴梓民和何长工等人还给中央带来了一批黄金。红四军一纵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萧克也给中央带来了黄金。 1930年5月6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进入第2天，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中国共产党第三位最高领导人，前两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由于向忠发水平太低，李立三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又由于李立三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很快被拿下。）的报告。 5月7日，会议进行到第3天，滕代远代表红五军军委在会上做了近15000字的长篇发言，何长工则从7个方面重点阐述红五纵队开辟鄂东南根据地的情况。 在这3天的会议进行中，楼上严肃认真，而整个楼下则变成了赌博场所。桌子上放了牌九、骰子和麻将，李一氓他们装作打牌、聊天、喝茶的样子。即使外边有人来看，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大会顺利结束。当熊式辉的爪牙们冲进卡尔登大戏院后面的医院时，什么也没有了，空空如也！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的成功，是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团结合作、缜密行动的结果，可歌可赞。 下面我们说一说中央特科以及前面提到名字的几位革命前辈。 中央特科：1927年11月至12月间，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统领，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 一科为总务科，科长为洪扬生（1902年出生，浙江余姚人，长征途中被俘脱党，但没有出卖同志，1985年去世）。主要负责建立党的秘密工作联络点确定党在白区的活动方式，为中央召集的重要会议确定地点、租赁房子、布置会场，备办庶务，营救被捕同志，给烈士操办后事； 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共和国大将，传奇将军，1961年3月16日病逝。）主要负责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或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的动向。 三科为行动科，科长顾顺章（1895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后叛变，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叛徒，1935年6月被国民党处死）主要负责惩处叛徒，武装保卫党中央、中央机关和中央高层会议的安全。 四科为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1905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专家，科学家、革命军、政治家、经济学家，用现在的话说。妥妥的“斜杠青年”，1996年逝世。）主要通过地下电台等无线电通讯手段，为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苏区红军以及共产国际的沟通提供保障。 李一氓，1903年出生于四川彭州，1925年入党，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当过毛主席的秘书，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常委等。1990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林育南，1898年12月1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彪的堂兄，是引导堂兄林育英、堂弟林彪走上革命道路的人。1921年入党，历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书记，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常委、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同何孟雄、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宁死不屈，2月7日，与“左联”五烈士等23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张文秋，毛主席的亲家，她的两个女儿刘思齐、张少华分别嫁给了毛岸英和毛岸青。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1926年入党，1927年与刘谦初结婚，1929年改任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暨妇女部长，与丈夫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共同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而被捕，1930年1月，张文秋获释后，从济南返回上海，又用化名张一萍和林育南假扮夫妻掩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圆满闭幕。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200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扮演李一氓妹妹的李一超，就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英烈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入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1932年走上东北抗日前线，历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1935年11月，赵一曼被俘。日本人对她的酷刑可谓丧尽天良：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肉，多处白骨裸露，多处碳化，可她的骨头比钢铁都硬，誓死不屈，1936年8月，赵一曼牺牲于珠河小北门刑场，年仅31岁。每次读到赵一曼烈士的事迹。我都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刘鼎，1903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24年在旅德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到达上海，人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科长陈赓做情报工作。  刘鼎 1936年3月，经宋庆龄引荐，接受张学良邀请，刘鼎赴西安，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又做了大量的工作。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央特科总共存在了8年时间里（1927年—1935年），在这短短的8年内，中央特科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陈云曾说：“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向中央特科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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