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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开山鼻祖式的组织机构中央特科，出现了相当多的巨擘级的情报员（领导），如早期的李克农、中后期的潘汉年，还有刘鼎、李强，包括杨登瀛等等。个个如雷贯耳，其所建的功勋可以说，为中国红色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石之一。又有更多的隐蔽战线成员，奉献了青春与生命，成为了真正的“无名英雄”，功勋比天，名字和过往却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下。 而有一位叫做欧阳新的情报元老，他是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报干部之一，却直到今天都名不经传。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可公开的照片。如果有兴趣翻看中央特科目前已经解密和披露的各种文献和文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在中央特科初期密切相关的红色特工。 甚至于“欧阳新”这个名字都不是其真名，曾在苏联留学，学过炮兵和早期特工训练。他的真实姓名及其早年经历已不可考。传说他本来姓刘，是湖北人。 1929年底，他和刘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都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工作。刘鼎任副科长，陈赓（当时化名王庸）为科长。 上海老照片 欧阳新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的核心骨干，于特科连续工作6年，后期参与特科的领导层，一直坚持到中央特科的最后，历经了中央特科几乎所有重大事件。 加入特科后，欧阳新党内用名（化名）王子春，在险象环生的白色恐怖环境下的上海，当时的红色特工前辈们养成了不记对方真名（很多也不知道）的习惯。彼此间用的都是假名，情报活动中也根据需要经常更名改姓。知道欧阳新的，很多称其为“老王”、“老刘”，又因他个子高，块头大，也有人叫他“老大”、“大汉”或“大块头”（上海俗语）、“大老刘”等等。 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各种新闻通讯社的开办算是风起云涌。当时特科的外勤人员中有个在《时事新报》任记者的王安之（又名王雄，1931年被捕后叛变）。他有个朋友在广东办的南华通讯社工作，由于资本短缺，人手不够，除了设在广州的总社外，南华通讯社只在南京有个分社。但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也是各种资讯最为繁多的城市，因此，南华通讯社的老板很想在上海设立分社。王安之将此情况汇报了后，特科经过研究，决定这是一个可利用的社会掩护，可以在公开活动中收集各类情报信息的，同意并实施了为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出资、出人。欧阳新成为了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的记者。 旧上海公共租界外白渡桥 而彼时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其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也对宣传阵地相当重视，常拉拢新闻记者给他们作宣传，欧阳新便以记者身份同他们打交道，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关英、日政治动向和外商活动的情报。同样，有了记者这个金字招牌做门面，他还接近了上海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及来往于上海、南京的军政官员，并同其中的军官和要员交上“朋友”，得到不少国民党的军政情报。 大革命时期，也就是欧阳新去苏联接受训练前，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留苏期间又学会俄语，个子高，外貌有点像白种人，这使他在上海进行情报活动有了更多的外形掩护，即使被偶然抓捕，也能借此获得释放。 杨登瀛 1930年春，二科（情报科）在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关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发现一个从江西中央苏区红军部队中叛逃至上海的叛徒史书元，正准备在“一品香”（彼时上海最著名的酒店之一）作落脚，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联系，准备用手上掌握的中共情况卖出一个好价格。 此事经由陈赓报告中央特委（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中央领导机构）后，周恩来命令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也就是“红队”，又称“打狗队”）全员出动，把“一品香”围住监视起来。在其大门和四面近处的几条街口，都被暗中携带武器的“红队”封锁，附近的所有巡捕动向也都采取了监视。陈赓亲临现场指挥；刘鼎扮作杨登瀛在上海市特别党部的要员，与杨一同进入“一品香”，借此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欧阳新则以记者身份进入旅社“采访”，一旦条件成熟，即刻制裁这个叛徒。 然而对手也非等闲之辈，发觉情况有异，被史书元溜走，行动失败。 更为惊险的是，欧阳新和把守旅社门口几名“红队人员”被巡捕房怀疑带走。结果，欧阳新满口英语，不讲中国话，并且一直向巡捕抗议他们无故捕人，声称他是记者，要给外国某大使、某领事打电话。巡捕房不明就里，又看他长得象白种人，显得“来头不小”，身上又没有值得怀疑的物件，只能很快将其释放。 1930年夏，中共历史上出现过“武装盲动时期”，也就是今天所称以“立三路线”为代表。 彼时，中共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据此，下达了命令，情报科奉命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陈赓马不停蹄的带领刘鼎和情报科的全体人员，化装成各种人物，冒着种种风险，开始进行侦察。欧阳新作为重要成员，以记者身份，多次出入驻在上海外国兵营。为了较准确地了解外国驻军的武器装备，他设法调查了军火仓库的情况。同样，对国民党军事情报的搜集。 几个月的紧张活动，中央特科的精英们跑遍了上海各个角落，搜集了各种资料，查清了上海的中外驻军情况，以及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和市政设施、监狱、码头、银行、粮库等各方面的情况。最后由刘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汇编成一册《上海情况资料》，报送当时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刘伯承。 当然，后来“立三路线”的错误计划被制止，上海暴动并没有发生。但这份资料仍为中央军委掌握上海情况提供了最详细的参考。直到建国后，刘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陈赓、刘鼎，同他们聊起“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时候，还曾感叹：“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员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 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来说，那也真不简单哪。” 1931年4月，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一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组，很多重要干部纷纷调走，陈云开始主持中央特科，潘汉年加入特科，成为负责情报网领导人，欧阳新为仅有的留守老情报人员并成为潘汉年助手。中央特科在重新建立情报关系过程中，欧阳新通过在上海市社会局（也是掩护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政府公开单位）的熟人吴汉琪，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展新的情报关系，又有新的贡献。 吴汉琪原是北伐军的政工人员，是欧阳新在陈友仁处做翻译时朋友。彼时为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国民党特工元老级人物）手下的情报员。潘汉年想从社会局打开一个缺口，他本来也认识吴汉琪，但因吴汉琪早已知道潘汉年的中共身份，为安全计，他不便于直接出面和吴汉琪打交道，就让欧阳新设法同吴汉琪恢复旧交，并且一起研究了从何处着手，确定了开展工作的步骤。 陈友仁 当时陈友仁正在上海，和宋庆龄、邓演达等一起反蒋，国民党的政治特务在社会上散布陈友仁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其实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欧阳新将计就计，假称自己仍在陈友仁手下做事，找见吴汉琪，以国际劳工组织有一个代表团来华活动，需要获取中国赤色工会和中共活动的情报，他们将会为此不惜高价付酬。 这时，报纸上也正引人注目地报道了社会民主党欢迎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的新闻。因此，吴汉琪对欧阳新的话信以为真，毫不怀疑。同时，他急于想从欧阳新手里获取有关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好向吴醒亚表功。 彼时，吴汉琪生活放荡，开销捉襟见肘，急想发财。他和欧阳新见面不久，就告诉欧阳新说，他瞒着原妻娶了一个姨太太，一妻一妾，分居两处，开销很大，眼下正需要一笔钱“救急”，问他能不能帮忙。欧阳新当时给他50元，吴说至少还得100余元云云。当他听欧阳新说了上述有国际组织愿出高价收买情报，喜出望外。立马上钩，无意中，他开始执行潘汉年和欧阳新的设计接受了中共指派的任务。 此后，通过吴汉琪的关系，欧阳新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的徐某，此人的长兄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欧阳新要求徐、吴帮忙从警备司令部和社会局花钱搜集一些中共人员被捕后的口供材料。后来徐某真的帮助他找到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录事，欧阳新答应论件给钱。这个录事提供了一些普通党员被捕后胡乱应付敌人的口供。 1931年6月22日，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向忠发被捕。中央立刻要求中央特科具体侦察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里的向忠发的情况，特别是要打听向忠发在何时被押送去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以便中央特科组织武装力量拦截囚车，营救向忠发。潘汉年立即要欧阳新利用徐某和他在警备司令部一个长兄的关系，打听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比如有什么新口供，敌人准备如何处理，等等。欧阳新对吴、徐二人有意强调要向忠发的口供笔录以及从向忠发的案情中发现中共活动的情报，只要情报真实可靠，可以付给高价。
向忠发 不料向忠发被捕的第三天就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处决。此时，中央得知了向忠发已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秘密处决，又从内线情报传出向忠发投敌叛变的消息。但是，既然已经叛变，为何又被处决？ 周恩来办事一向精密细致，对于有关党员政治生命的大事，一定要取得确凿的证据，才来作出判断。他便要求中央特科设法抄录向忠发在受敌人审判时的口供。 中央特科通过重新建立的国民党内部高层关系，即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法文翻译鲍文蔚和欧阳新原来的渠道徐某，和那个被收买的警备司令部录事寻找向忠发口供记录。可是这次审讯向忠发，由于密级很高，那个录事没有参加。但通过徐某、吴汉琪去找那个录事，要他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他们提出要求：抄出向忠发的全部供词，须付1000元的高价；而吴、徐二人的酬劳费还须另外付给。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录事终于沟通了当时出庭的另一个录事，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
鲍文蔚先生 周恩来初看这份口供，曾经怀疑这些口供是不是敌人伪造的（国民党经常采取这种手段，以混淆真相)。但经仔细研究，包括鲍文蔚先生取得的口供笔录，进行了比对，周恩来终于确认，许多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的机密，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这就肯定了向忠发确实已经叛变（这段甄别前后历经了大约有一年时间，而非目前流传的所谓黄慕兰回忆中的过程）。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立即枪毙向忠发，周恩来令特科继续加大侦察。不久，欧阳新又从吴、徐处得到情报，据徐某的长兄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忠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介石的电报执行了。（另一种说法：熊式辉第二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了向忠发叛变的事。蒋介石改变主意，曾下令“暂缓处决”。但熊式辉收到第一个电报后已于次日凌晨将向忠发处决)
1933年4月，武胡景（武怀让烈士）接手了领导中央特科的职务，欧阳新则成为特科第二负责人，主管特科的警报工作，同时参与对“红队”工作的指导。后欧阳新与武胡景一起奉命去莫斯科述职，因为王明的无端指控，加诸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以及将上海中央彼时的许多挫折清算在其身上。 1937年7,8月间（具体时间已经无考证了），欧阳新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劳改营中罹难。其最后的遭遇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 武胡景亦被冤死在这个异国他乡（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批准，武胡景为革命烈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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