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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长期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似的“显影”于岁月的深潭。偶然看到某日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寻访报道了顾顺章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和顾的女儿顾利群，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机缘”。她们所讲述的顾顺章，内中提及了《爱棠村事件》细节，由于这一事件涉及到我党一段十分敏感、难于启齿的党史往事。党史文献资料记载这段历史时，从未涉及这一事件，抑或提及也都是闪烁其词，一带而过。现在能够在电视媒体上首次公开探讨这一尘封已久的旧案，自然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充分体现，是历史的进步。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等，上海籍人，早年曾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事务员。后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1927年2月，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 顾顺章了解许多党的重要机密，掌握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是在武汉，党中央没能立即获悉。顾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统当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即派自己的女婿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形势岌岌可危，如果顾顺章的建议得逞，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而时间又如此紧迫，要在白色恐怖下做到大规模的秘密转移，任务自然十分艰巨。在这危急时刻，掌管中央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据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质，继承他的遗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在周恩来等人周密组织下，使中央机关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坏。 既便如此，中央机关仍然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威胁。顾顺章被捕后马上供出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随后向忠发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向忠发被捕后旋即叛变，但两天后仍被国民党枪杀于龙华监狱。已被捕在南京狱中，但未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和正在香港活动的蔡和森等党中央负责人，也都先后被顾顺章出卖而遇害。 党内人士相继被捕叛变成为党的秘密机关最大威胁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在沪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首属周恩来。作为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与其相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三位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更加隐蔽自己的行踪，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先行隐居起来。 与此同时，为尽快脱离险境，中央机关的实际总负责人陈绍禹（王明），经共产国际批准再次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由他提议并指定博古（秦邦宪）、洛浦（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三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不久，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赵容（康生）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也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代表。留在上海的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三人，一年之内也先后被捕并叛变。党内人士接连不断的被捕叛变，对党的秘密机关构成最大威胁。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开始留守中央时，党内存在几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几个月内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我们考虑，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猛烈进攻，但我们党的组织不适应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关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页。） 中共中央对顾顺章叛变所造成的危害恨之入骨，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我党的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发布这种“格杀勿论”的通缉令，绝无仅有，实属罕见。 《爱棠村事件》是对顾顺章嚣张气焰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可以说是迟早的事。1927年夏，党中央从武汉迁沪后，顾顺章因熟悉上海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决定由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央机关中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花销。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期间日益放纵，甚至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当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 顾顺章叛变后，临时中央及时调整了中央特科的领导成员，派陈云、赵容（康生）和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潘汉年领导特科工作。中央特科缩编为三个科：一科（总务），二科（情报），三科（行动）。科长分别由陈云、赵容（康生）和潘汉年担任。顾叛变后，还不断设法联系其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鉴于顾的穷凶极恶，在躲避过敌人第一波搜捕后，临时中央决定对叛徒顾顺章给予严厉惩治，通俗地说，就是诛其九族。 过去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而且顾叛变后，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还在顾的一边，特别是临时中央机关转移后，顾的亲属也知道了新址，并写信向顾顺章告密。经临时中央反复斟酌，既然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使中央机关遭到新的破坏，决定对顾的亲属采取非常措施，以绝后患。 1931年5月一个夜晚，周恩来、赵容（康生）率领原先与顾无私人关系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陈养山（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队员十数人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分乘两部出租车来到顾顺章家——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当时顾顺章家中有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以及凑巧来此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斯励夫妇。行动前中央特科考虑，在锄奸中如果用刀会见血，且血迹也不好处理，如果动枪会出声，而且顾家又位于租界。为做到悄无声息，决定执行时均采取绳勒方式，勒毙后将尸体运至爱棠村挖深坑掩埋。此次行动共铲除顾家属十余人，总之在场的成年人无一幸免。但对顾家的两个未成年人，即顾的女儿（顾利群）和顾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却动了恻隐之心，在行刑前否决了康生统统杀光的提议，放了其生路。 据陈养山后来回忆：任务完成后，周恩来表情凝重地望了望康生，像是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不知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殊不知被放掉的张长庚，后来竟给锄奸行动留下了隐患。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不能心慈手软。 张长庚于80年代初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回忆说：“1931年5月初自己被莫名其妙地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说不知道。于是顾唆使张每天站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欺骗说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即顾妻张杏华）。张连日在街上悠转，一天傍晚终于看到自己熟悉的，代号“老先生”的特科人员王世德骑自行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跟着的特务随之一拥而上将其逮捕”。王世德被捕后旋即叛变，详细供出诛杀经过，并带租界巡捕、国民党特务以及顾顺章等前往掘尸。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经一周挖掘，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祥情。成为当时轰动整个上海乃至国内的“爱棠村掘尸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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