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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公元1931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艰难的、危机迭起的严峻时刻。 1、非正常“中央全会”新年伊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钦差大臣”米夫便用秘密串连和突然袭击的手段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  此次会议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会议的操纵者还非法地临时决定让不是中央委员的一批与会者享有表决权。 本次中央全会的唯一实质性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米夫的忠实追随者陈绍禹（王明）等人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把原先不怎么听话的些中共中央领导人赶下台。 结果经过整整一天(15个小时)的激烈较量，米夫及其追随者们如愿以偿，王明这位唯米夫之命是从、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党棍式的人物成了中共实际上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给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 四中全会勉强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即1月8日，以罗章龙为首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成员就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 要求共产国际另派代表来华指导中共的工作，另行成立中央。中共陷入了分裂的危机。 九天之后，即1月17日。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正在东方旅社集会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袭击，当场就有36人被捕，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何孟雄就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米夫和王明的代表人物之一。  东方旅社事件的发生，至今也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仍未解开的谜：
众说纷纭，迄今似乎尚无定论。 严酷的事实是：
东方旅社事件及其24名被捕者的被杀害，对中共无疑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 2、顾顺章叛变的后遗症但是，对中共的一个更大的打击，还是在4月下旬及其之后的一段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时刻。 4月25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一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特务所捕获。 这位工人出身，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莫斯科受过专门培训、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被认为是精明强干的中共领导人物，被捕后未经任何严刑逼供，就叛变投敌，并决心用出卖共产党的大量核心机密来换取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重用和奖赏。 多亏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部署了一项对付当时国民党唯一的特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措施：派遣情报干部秘密打入了调查科的内部。  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的消息，就是由打入调查科内部，并当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利用职务之便，抢在敌特机关行动之前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中央特科，从而为中共中央采取反措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才避免了国民党特工机关和顾顺章联手“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和“一网打尽”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图谋。 当徐恩曾亲率他的两位高级助手张冲和顾建中赶到上海，按照顾顺章提供的一长串的重要机密地址突然搜捕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和中央一批重要领导人物的住所早已人去楼空。 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下，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所，都已抢在徐恩曾的前面撤退转移了。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确实是一个严重打击。
原因在于，向忠发只是一个挂名的总书记，并没有掌握多少实权。他所知道的核心机密也有限。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善后事宜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和向忠发有直接联系的人转移一下就行了。 而顾顺章却是一个握有很大实权、掌握着中共中央最多核心机密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精明过人，素以沉着冷静著称的周恩来在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着实感到震惊和愤慨，并且据说是“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 周恩来的震惊和痛惜，大抵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是，顾顺章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产业工人，经过中共的长期培养，又经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事件的严峻考验。 这几年一直受到周恩来的重用并已成为他的一位重要的助手。  顾的叛变首先是对周恩来个人的一个打击。 二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一中央特科自1928年春天建立以来，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艰巨努力和磨砺，好不容易地形成了现在这样较为完备的规模，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有力的作用。 现在，由于它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特科组织可以说是面临瓦解的局面：
鉴于顾顺章的教训，此后在用人和工作方法上都必须有一些新的思路，采取若干新的措施，以便使中央特科这个中国式的“契卡”——中共中央机关的一只“铁拳头”能够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并发挥更大作用。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虽然王明、博古这些人对周恩来等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用人不当”颇有微词，但他们除了空喊几句“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外，是什么实事也办不了的。重新组织中央特科的重任，仍然落在了周恩来这位任劳任怨的真正革命家的肩上。 3、如何善后？1931年5月，在顾顺章事件发生后的很短时间内，经过周恩来的周密策划与安排，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改组重建，并立即投入了工作。 改组后的中央特科任务未变，仍以“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等为其主要职责。 但它的领导力量却是更加充实和加强了。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特科总部下设四科：
在这个新组建的特科领导班子中，陈云的资历最老、实际斗争经验也最丰富。  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已是中央委员，调他出任特科的主要领导无疑是很合适的。康生出身于中共实际控制的上海大学。 1925年起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并且显示了很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当时已是中央组织部长。 他被选调到中央特科参与领导工作，并兼管红队，也是顺理成章的。 4、潘汉年是谁？惟有潘汉年被选调到中央特科参与领导班子工作多少有点令人（也使他自己）感到意外。 潘汉年是个文化人，是个书生。他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一个已经衰落了的书香世家。自幼就聪明好学，学业长进很快。 16岁初中尚未毕业，因家庭经济窘迫便辍学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先后在家乡和县城的几所小学任教。凭着他的聪颖天资和努力勤奋，17岁那年便在宜兴教育界崭露头角，一连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专刊上发表好几篇研讨小学教学方法和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的文章，受到了包括“学灯”主编张东荪等教育界名流的注意。 与此同时，由于受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又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 也是在17岁那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的副刊上陆续发表了新诗、散文和童话作品多篇，表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追求与才能。1925年，19岁的潘汉年从家乡宜兴到上海闯世界。 起初是在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编辑部谋生，第二年(1926年)春天便正式加入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先后参加编辑或主编刊物数种，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尖锐泼辣、战斗色彩很浓的散文与政论文章。 从而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在此期间，他因参加中华书局的罢工以及为营救创造社出版部同事被捕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而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关注。1926年冬天被吸收加入了中共。 1927年春，他受郭沫若、李一氓的邀请，前往南昌参加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革命军日报》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 数年之内，主编或与人合编刊物多种，同时发表了散文、小说多篇（部），成了文坛上的一位活跃人物。由于他的思想敏捷，性格开朗，对人直率真诚，在文化界颇有人缘，因而从1928年起就被党组织调到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先是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担任文化党组书记，后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挑起了团结党内外进步文化人、积极推进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重担。
此后，他又代表中共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其他许多的如“社会科学家联盟”、“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著名团体。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总之，潘汉年在进入中央特科之前，一直是个文化人。 其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文化艺术界和宣传工作领域。工作的性质与工作环境养成了他的许多文化人的品格特点与精神风貌。 5、陈赓的接班人为何是潘汉年？但是，当组织上调他进入中央特科这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保卫机构工作时，却向他提出了一些先前不曾有过的特殊要求：
从潘汉年的个性与内心愿望来说，他对于上述这些特殊的要求是并不乐于接受的。  他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活动多年，相对而言是自由随便惯了。他既善长交际，朋友也自然很多。现在要求他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习惯，甚至改变性格，自然是极难的。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许下过要为党而献身誓言的革命者，又是处在那样一种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的环境里，他对于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以及相应提出的那些特殊要求，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于是，服从革命需要，服从党的要求，成了他的思想支柱和行动指针。他立即走马上任，成了中共最早的特工机构的领导成员之一。 6、跨界的代价1931年五六月间，当潘汉年离开文化宣传工作岗位转入中央特科之后，他在朋友众多的文化界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他原先的那些朋友和同志们再也难得见到他。就像他的老朋友、和他曾经同在一个支部里活动过的著名作家楼适夷所描述的那样：
新建的中央特科总部办公地点，设在当时的五马路（今广东路)的一个写字间。以一家煤球制造厂的名义作掩护。为了符合实际，真正起到掩护作用，由潘汉年出面在中山路找了一处厂基，并购买了机器设备，组织煤球生产。 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以及总部秘书谢德钊到总部办公室碰头汇报和决定日常工作。 潘汉年领导的二科，另在北京路的一个弄堂内设立一个办公处。潘汉年和他的主要助手欧阳新每天下午到这里来碰头。 二科的其他成员可以和这里通电话联系，但一般不能直接到这里来见面。即使是通电话，也必须按约定的化名、暗号进行，不准在电话中公开谈工作。电话内容仅限于联络、报警、约定见面时间、地点等。 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中央特科采取了一系列的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 所有办公地点以及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住址，都设有警号，以示安全与否，每次进入都必须先看警号。同时，每个人的住处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 这样做，既可以缩小可能被破坏的范围，又可以预知因一处被破坏而牵涉到的限定范围之内的来往人员。  为了联系，也为了掩人耳目，以及一旦出现意外时有较多的回旋余地，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 潘汉年在长期的情报生涯中，先后用过好几个化名，如萧叔安、严陵、胡越明等，代号却只用了“小开”一个。 小开，是江、浙、沪地方的一种习惯称呼，意思是指小老板、阔少爷之类。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时，年方25岁，年轻体面，风度翩翩，故以此代号称之。 7、不同寻常的交接潘汉年到任之后，首先是和他的前任、原情报科长陈赓办理接交手续。 陈赓是黄埔的高材生，因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一命而受到蒋的格外器重。但陈赓信仰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因此而更受周恩来的赞赏。他在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期间，做出过许多出色的成绩。只因顾顺章的叛变，他无法再呆在上海了。 潘汉年和陈赓交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其主要内容就是由陈赓将他原来所管理的若干情报人事关系——移交给潘汉年，并且对这些关系人的情况作了必要的和简要的介绍。 在陈赓移交的这些情报关系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很引人注目：
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关系，使刚刚走上情报工作岗位的潘汉年看到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也受到了启迪。 陈赓的移交，虽然给潘汉年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一些重要的线索，但潘汉年所面对的毕竟只是一张已经残破的情报关系网。 因为一些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关系，都因顾顺章的叛变投敌而撤退或转移了。潘汉年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困难。陈赓移交的关系已经不能充分担负中央特科所面临的新任务的要求。 他必须开辟新的渠道，拓展通向各个方面的情报网络。而要做到这一点，现在又更加困难。 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使国民党的上层及其特务机关如梦初醒。他们没有料到中共的情报人员竟能轻而易举地打入了他们的上层特务机关，并且能够随时获悉他们的重要机密。 他们也没有想到，中共不但成功地让钱壮飞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而且又能成功地策反、分化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人物转而为中共服务。  例如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华人首脑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原本是国民CC系所看重的人物，后来竟成了中共特科机关的内线。 顾顺章的叛变虽因钱壮飞的及时报警而使国民党当局一举摧毁中共领导机关的阴谋破产，但却使国民党当局得到一个严重教训，使他们由此认识到必须加强其内部的严密防范措施。这是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上的破坏与防卫工作的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同时使中央特科的工作划出了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就情报工作来说，前一阶段是以陈赓为核心领导的。后一阶段的领导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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