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的法文化是“儒法合流”的法文化吗？ 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朝的主流法文化。法家主张“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商君书·壹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强调法治而反对儒家的人治，即“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法经》、《秦律》都出自法家之手，是法家化的法律。不过，法家过分贬低德治和仁政的价值，使其理论最终走向了片面性。  汉兴之后，认为秦亡于用法之弊，汉武帝时极力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儒学被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武帝虽标榜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儒法合流、儒学法家化。法家尽管已“中断”，但其政治理论以及法家精神一直继续不断影响着后世，法典的篇章结构也为后世法典所继承，法家的“三纲”、“连坐”、“法自然”等学说均是历代封建法典的指导思想。所以有法律儒家化“始于汉，成于唐”的说法。其实，汉宣帝曾经明白地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杂之，奈何纯任儒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武纪》)。自汉朝以后，古代中国的法文化主流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都是用儒家的理论解释法律，实际上施用的依旧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只是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 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官员是儒家化的官吏吗？  儒家思想在汉朝时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儒家倡导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举荐官吏的主要依据，信奉儒学才能够做官，而且历朝皇帝强迫官吏们奉行儒家设计的行为规范。中国古代司法和行政浑融不分，司法官员作为官吏队伍的一部分，也是被儒家化的。所以，总体上而言，中国古代的法典是法家化的法典，司法官员却是儒家化的官吏。  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家，而司法官员办案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有法不依、有法乱依就是从法家化法典和儒家化司法的对立中产生的。因为民本观念，儒家化司法官办案时，体恤民情，简化诉讼程序，减轻百姓讼累；因为重视人事伦理，儒家化司法官办案时，打击宗教势力；因为宗法观念的影响，儒家化司法官办案时，往往牺牲个人权利而追求和谐秩序；因为泛道德主义的影响，儒家化司法官缺乏严格的罪刑法定意识和严格的诉讼程序意识。酷吏是与儒家行为规范不甚相符的人群，不过，汉代的酷吏是忠于法律的，更接近于法家的行为规范。 曹魏一代“肉刑四议”是怎么回事儿？  中国旧律有刺面、截鼻、断足、去势等残酷刑罚，直到汉朝时还有黥、劓、刖左右趾等肉刑。汉文帝时，淳于公坐法当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天子，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愿意没人官婢以赎父罪。汉文帝被其孝心所动，下令废除肉刑，将黥面改作髡钳，劓改作答三百，刖左趾改作答五百，刖右趾改作弃市，此举历代称道。不过，刖右趾改作弃市实际把活罪改成死罪，把劓、刖左趾分别改作答三百和答五百，往往加答未完而受刑者已死，仅有轻刑之名而未有轻刑之实。因而不断有人提议恢复肉刑。汉献帝初年，名儒崔寔、郑玄、陈纪等都主张恢复肉刑，但当时朝廷未予理会。  曹操当政时，尚书令荀彧博访百官想重申此议，因孔融反对而未竞。曹操作魏王后，令御史中丞陈群申恢复肉刑之论，相国钟繇赞成，但因奉常王脩有不同意见，此议再致搁置。曹丕称帝后二议肉刑，但详议未定，适逢战事，又未实现。明帝时，太傅钟繇上疏三议恢复肉刑，司徒王朗极力反对，议者百余人附议，以吴蜀未平为由搁置。后来废帝正始年间，夏侯玄、李胜等人又追议肉刑，四议亦不能决。后来西晋武帝时的刘颂，东晋元帝时的卫展、王导、庾亮，安帝时的桓玄、蔡廓，也都主张过恢复肉刑，均未被采纳。最后到宋神宗时，韩绛、曾布先后请恢复肉刑，也全都没有结果，此次肉刑之议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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