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障泥考

摘要：障泥是一种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马具，颇受古人重视。它产生于汉晋时期，而后从南北朝至辽金元，经历了发展、转变的复杂过程，最终与鞯融合。在历史上，障泥也是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障泥形制的转变可能跟域外马具的传入有关，同时也对日本、朝鲜半岛的马具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障泥；马鞍；马具

马具是驾驭马匹时所使用的工具，具有无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因此在古代，马具一经发明或改良，往往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中国马具既有自己的独创和发展，也接受着外来的影响，是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遗憾的是，传世文献对马具的专门记述甚少，而考古出土的马具则以衔、镳、镫等金属制品为主，鞍、鞯、障泥等有机质的部件大多无法保存下来。相应地，以往的研究也更多集中于金属马具，有机质马具受到的关注较少，相互之间常常出现混淆的情况。本文以古代障泥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并结合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实物遗存，辨析几种不同的有机质马具，梳理出障泥的基本发展脉络。

一、障泥的产生——汉晋时期

在文献中，“障泥”一词最早见于魏晋时期。《世说新语·术解》载：“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箸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1]另外较早的记录还见于《三十国春秋·南燕录》，据载“高句丽以千里马、生羆皮障泥，献于南燕” [2]。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知，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障泥以织物或毛皮制成，而且下垂部分较多，故王济（武子）解下障泥之后，其马方肯渡河。

在考古材料中，西晋和十六国墓葬中常见鞍马模型，如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出土的陶马（图一，1）[3]，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出土的陶马（图一，2）[4]，西安洪庆十六国梁猛墓出土的陶马（图一，3）[5]，以及张掖骆驼城出土的魏晋时期木马（图一，4）。这些模型的马鞍两侧各悬挂着一块近似方形的物体，正是障泥。尽管在一些同时期墓葬中有马具实物随葬，但限于保存环境，我国尚未发现此类障泥实物。

障泥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曾被使用，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如韩国庆州金铃塚中出土的骑马俑，马鞍下方悬挂方形障泥，而且下垂甚多，已超过马腹（图二，1）[7]。庆州天马塚出土有两副障泥实物，保存状况相对较好，可以复原。这两副障泥分别用白桦树皮及竹皮制成（图二，3、4）[8]，与金铃塚陶俑上的障泥形态极为相似。在障泥的上缘还分置两枚铜带卡，可以跟马鞍上的皮带相连，从而将障泥悬挂于马鞍两侧。金铃塚与天马塚的时代为5世纪末至6世纪早期，杨泓指出，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马具深受中国中原马具的影响[9]。通过比较两地的鞍马模型及障泥实物也可看出这一特征，实物资料更是加深了我们对魏晋十六国时期障泥的理解。更晚一些的还有日本正仓院收藏的8世纪左右的障泥实物（图二，2）[10]，以熊皮制成，外形近梯形，与《南燕录》的“生羆皮障泥”相合。

在魏晋之前，障泥这一名词很可能还未产生，文献中有类似的名物。《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得到大宛天马后，“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 [11]。《盐铁论》中关于马具有“罽绣弇汗”之载[12]。《东观汉记》载，汉和帝曾给桓郁“赐马二匹，并鞍勒、防汗” [13]。《太平御览》注引司马彪《战略》云：“（孟）达又欲应（诸葛）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 [14]。这里的“蔽泥” “弇汗” “防汗” “障汗”都是障泥之别称，已为历来研究者所认可，也道出了障泥的基本功能。障泥是一种隔离物，它不仅起到遮泥挡水的作用，还可以防止马身上的汗液弄脏骑马人的衣裤。大概由于障泥有可能被风吹起发生翻卷，因此常用质地较硬的材料制作。前述十六国梁猛墓出土陶鞍马的障泥边缘略微翘起，且表面有密集的斜线纹，与天马塚出土的竹皮编制的障泥实物很像，应是特意模仿这一类的材质。另外，从天马塚的实物来看，这种障泥通过带卡、皮带来悬挂，有需要时便于拆卸，和《世说新语》中王济临时解下障泥的行为比较符合。除了这一基本功能外，障泥还是一种装饰物，从天马塚障泥上的精美图案便可知晓，文献所载的“连钱障泥”以及五色锦制成的障泥，自然也是为了增强装饰性的。

那么障泥最早出现于何时呢？若《西京杂记》的记载可信，则至迟在汉武帝时期就有障泥了。更早的资料尚未发现。在考古材料当中，无论是秦兵马俑中骑兵所用的备鞍陶马（图三，1）[15]，还是西汉早期的杨家湾汉墓中出土的陶骑马俑（图三，2）[16]，均只配备了典型的软马鞍，却没有障泥的形象。在西汉晚期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的鞍马图中已经可以看到比较成熟的障泥形象（图三，3）[17]，该墓所绘的骑乘用马全部配备有方形障泥，宽度与马鞍的长度基本相等，下缘大致和马腹平齐。这种形制的障泥一直沿用到东汉时期，而且较为普及。在东汉画像石、壁画等材料中出现的骑乘用马多配障泥。沂南汉墓画像石中的马厩图里有一副悬挂起来的马鞍，可以看出，此鞍为软马鞍，两侧分别垂下片状物体，亦应为障泥（图三，4、5）。图中的鞍具形象还反映出东汉障泥与马鞍连为一体的特点，跟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可拆卸障泥似有不同。

障泥的最初来源已不易考证。早在软马鞍出现之前，人们曾在马背上直接铺设一大块毯子之类的物品，如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王猎狮浮雕上所展示的物品[19]，与障泥在形态和功能上都存在某些相似之处。此外笔者注意到，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马鞍下部常常缀挂着由皮革、兽毛所制成的装饰物（图四），尽管不是一整块，但是已经可以覆盖住马腹两侧。这种部件除了作为装饰外，亦可起到一定的遮挡泥水的作用。巴泽雷克的马鞍与新疆苏贝希墓地出土的马鞍实物以及中原地区的同时代马鞍在形态结构上极为相似，属于同一系统。这一时期，整个欧亚草原在马具方面多有交流[21]。那么，障泥的产生是否与此类毯子或缀挂物有关？在缺少更多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尚无法做出肯定的论断。不过，从初始功用的角度去探索其源流不失为一种思路。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障泥有丝织材质。交通大学壁画墓中所绘的障泥前角大多翻起，说明其质地较软，很像织物。而在临沂吴白庄东汉画像石墓的出行图中（图五，1、2），部分障泥的表面有清晰的斜向网格纹，其边缘的形态与天马塚出土的障泥实物类似，应当也属于较硬的材质，其原型可能以竹皮等材料编织而成。东汉亦有不用障泥的，如嘉祥宋山画像石“胡汉交战图”里的马，有鞍而无障泥（图五，3、4），这种情况可能跟作战的具体需求有关，去掉障泥之后更加轻便。

二、障泥的发展——南北朝至唐代

（一）障泥、鞯、屜脊辨析

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中，障泥、鞯等有机质马具的概念经常出现混淆，故在此首先对它们进行辨析。

汉代及之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见到“鞯”字，虽有“薦”字，但也很少用作马具，仅见《盐铁论》中的一例，而且指代不十分明确[24]。战国简册文字所见马具名物中有“鞍”字，而无确凿的“鞯”字[25]。在秦汉时期的陶鞍马俑上，马鞍之下多铺一块衬垫物。如秦俑坑陶马（图六，1）[26]，在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马上表现得更加清晰，马鞍下有红边蓝地的毯子类物品（图六，2）[27]，这样的衬垫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鞯。不过，从功能的角度分析，它似乎更接近后世所称呼的“屜脊”。

“屜脊”一词很少见于传世史料，唐代敦煌出土文献记录的马具中有“脊”一词，有研究者指出，“”为“屜”的俗讹字，这个词应为“屜脊” [28]。《集韵》释“屟、屜、”三字为“履中薦，或作屜” [29]。从这些字义可知，屜脊为铺在马脊背上的垫子。

日本正仓院所藏马具均有详细记录，部分马具上还保存着古代墨书题写的名称，可信度较高。其中恰好有分别题名为“屜脊”和“鞯”的。屜脊的外形与鞯类似，但屜脊为一整片（图七，1），鞯为左右两片（图七，2）。使用时，屜脊被直接铺在马背上，鞯则分别绑缚在鞍的两侧，而后叠压在屜脊上（图七，3）[30]。屜脊的基本功能是防止马鞍磨伤马背，尤其是凸起的马脊骨部位。而鞯衬托在马鞍内侧起缓冲作用，防止木质的鞍座板硌伤马背。由此可见，二者在形态和功能上都有区别。

相比于先秦两汉，在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作为马具的“鞯”字大量出现，较早的确凿例证为《魏书》以及《高僧传》，另外《晋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31]。相应地，在文物上也能经常看到鞯的形象。如大同北魏太和元年宋绍祖墓出土的陶马（图八，1），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里的鞍马（图八，2、3）[33]，以及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里的鞍马图（图八，4）[34]。在这些例子中，马鞍两侧有方形或近椭圆形的片状物，质地应为织物或者皮革。尽管外形略似障泥，部分考古报告或研究也称之为障泥，但这些片状物并非悬挂于马鞍下缘，而是衬垫在鞍座板下的，整体较短，下缘未越过马腹，其形态也跟文献对于鞯的相关记载较为符合[35]，因此笔者判断它们实际上都是鞯。北朝的障泥形制与鞯完全不同，下文详述。从这些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鞯的下方叠压着另一块较短的垫子，这应当就是直接铺在马背上的屜脊。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材料中，成熟的鞯都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流行开来。之所以如此，应当跟马鞍构造的前后变化有关。战国秦汉时期的马鞍均为软马鞍，以皮革包裹兽毛制成，质地较软，对马背的损伤相对较小，所以对鞯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从魏晋时期开始，软马鞍逐渐被木质的高桥鞍所替代，为了防止坚硬的鞍座板硌伤马背，就要在鞍座板下面衬垫较厚的鞯。鞯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马具，也就越来越被人所重视了。

（二）南北朝至隋代的障泥

前述的北朝陶马和壁画均只有鞯而无障泥，相对而言，南北朝时期配备障泥的鞍马的确较少。观察配鞯的鞍马图像或陶塑可知，当时的鞯已能遮挡住大部分马腹，长度接近汉代的障泥，具备一定的遮挡泥水功能。大约障泥在这一时期属于较高级的用品，但非骑马所必需，故普通鞍马不使用。

从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来看，北朝时期的障泥多为簸箕形，与之前的方形障泥不同。例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的陶马，鞍袱下面覆盖着簸箕形的片状物（图九，1）[36]，而且它下垂较多，下缘已超过马腹。这种簸箕形的片状物就是障泥，在偃师南蔡庄乡北魏墓出土的陶马上表现得更为清晰（图九，2）[37]，尽管障泥的下半部分有残缺，但可以看出不少细节，障泥的悬挂的位置较低，而且覆盖在鞯的上面。

除了陶马之外，这样的障泥在图像材料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敦煌莫高窟257窟中著名的北魏“鹿王本生”壁画中，国王乘骑的黑马配备着完整的马具，图中偏上的位置是方形的鞯，而下面则垂挂着簸箕形的障泥（图九，3）[38]。在北朝石棺床线刻画中也有相同的障泥（图九，4）[39]，而且能看出是皮毛类的材质所制成。这种簸箕形障泥在形状上与汉晋时期的方形障泥有所不同，悬挂的位置也更低一些。

目前所见的隋代障泥的材料很少，主要集中在图像资料当中。如襄阳贾家冲南朝至隋初墓所出的画像砖上有一匹鞍辔俱全的仪仗马（图一〇，1、2）[40]，该马配备有障泥，外观模仿皮毛质地，与北朝石棺床线刻画中的较为接近。河南淅川西陵隋代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有类似的仪仗马形象（图一〇，3、4）[41]，可以清楚看到簸箕形障泥。从这些有限的材料初步判断，隋代障泥延续了南北朝障泥的样式。

（三）唐代的障泥

唐代马具中，鞍鞯均有。与之前相比，障泥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A型  如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唐代彩绘驯马俑，陶马的马鞍两侧分别用两根带子悬挂着障泥（图一一，1）[42]，障泥非常宽大，位于最外侧，显然下面还叠压着鞯；高邮车逻唐墓出土的彩绘陶马上亦可看到类似的障泥（图一一，2），此障泥表面涂成灰褐色，虽然被红色鞍袱遮挡住一部分，但边缘清晰，明显覆盖在鞯的外侧。另外，这两匹陶马的障泥都比较长，远超过马腹。

尽管外形略有不同，但仍可看出A型障泥与南北朝至隋代的簸箕形障泥在固定位置上颇为相似，可视为后者在唐代之余绪。在目前所见的唐代马具材料中，A型障泥的数量很少，说明这种旧样式已经逐渐被放弃。

B型  这是唐代产生的新样式，也是最为常见的样式。如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马（图一二，1）[44]与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三彩马（图一二，2）[45]，马鞍下有褐色的鞯，鞯的下面又露出浅黄色或白色的片状物，表面有模仿编织物的网格线，边缘较圆滑，下缘基本与马腹齐平，这就是障泥。孙机对此早有论述（图一二，3）[46]。前述日本正仓院里的8世纪马鞍也是这样进行组装的（图七，3），障泥很长，被衬在最内侧。

不难看出，B型障泥衬垫在鞯的内侧，而不是像A型障泥那样覆盖在鞯的外侧，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实际上，这种变化从唐初就开始了。昭陵六骏石刻中的战马均使用B型障泥，在拳毛騧上表现得尤为清晰（图一三）[47]，马鞍之下有三层垫子，最下面一层横铺在马背上，即屜脊。屜脊之上依次为障泥和鞯。障泥的外形跟鞯很像，但比鞯略大一圈。二者均未盖过马腹下缘，这或许是出于战马必须尽量减轻负担的需求。

和下垂甚多的A型障泥相比，B型障泥显然更为轻巧便利，实用性更强。孙机指出，隋末唐初之时，李渊父子的军事集团获得突厥的骑兵支援，在马具方面也会受到突厥的影响[48]。陈凌认为，唐代流行的后桥倾斜式马鞍很可能受到突厥鞍的影响[49]。考虑到这一背景，B型障泥的出现是否同样受到突厥马具的影响？目前仍需更多的实物证据以开展深入讨论。

唐代以B型障泥为主，也发现了不少只有鞯而无障泥的例子，如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所出土的彩绘釉陶骑马俑（图一四，1）[50]。B型障泥由于被鞯所掩盖，只能露出下边的一小部分。或许正由于这个特点，唐人一般更加重视对鞯的装饰，而不重障泥。《通典》记载，唐太宗设置号称“百骑”的骑兵队伍，“扈从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韀” [51]，这里的“猛兽衣韀”在其他史料中或作“猛兽皮韀”，就是指用虎豹等猛兽的皮毛制成的鞯。郑仁泰墓骑马俑所用的正是虎皮鞯，在传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也有此类兽皮鞯（图一四，3）[52]。在前述鲜于庭诲墓及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三彩马上，鞯为黄褐色，可能为织物或皮革所制，而障泥表面均有斜向网格纹，更接近竹席一类的普通编织物。当然，高级贵族完全可以用高级材质的障泥，如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出行队伍的第一匹骏马所用障泥应为织锦或刺绣所制（图一四，2），表面有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鸳鸯图案，非常华丽。与之相比，图中其他的一些障泥尺寸更小，装饰程度也远不能及（图一四，3、4）。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特殊的障泥，目前仅见一例，即旅顺博物馆所藏的三彩舞马（图一五）[53]，障泥衬垫在鞯的内侧，在组装方式上与B型相似。但是该障泥很长，远远超过马腹，几及于地，这一点又近乎A型障泥。观察该障泥表面的装饰特征，推测其应为模仿绒毡一类的织物，上半部分还绘制有花草图案，比一般的B型障泥精美。因此判断这种障泥同时结合了A、B两种障泥的特征，可能只是在部分仪仗马或舞马上使用，因此所见极少。

三、障泥的转变——宋辽金元时期

及至宋代，历史文献中关于障泥的记载较少[54]，而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保存较好或图像清晰的马具材料也不多，给研究带来困难。所幸，在辽墓中有大量的马具实物或壁画，可作为一个侧面补充。

整体而言，辽代的考古材料中所见障泥总数也不算多，如内蒙古宝山1号辽墓壁画中的鞍马图（图一六，1）[55]、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壁画里的鞍马图（图一六，2）[56]。这些图像中的障泥均衬在鞯的内侧，而且明显比鞯长出一截，这样的特征与唐代的B型障泥完全一致，应是对唐代马具的继承。

需要指出的是，陈国公主墓里出土的马具实物当中，有一对银质的片状物（图一七，1）[57]，长59、宽66厘米。以往的报告或研究多视之为障泥，包括发掘报告在描述中也将其写为“韂（障泥）” [58]。鉴于该墓壁画上的马具与出土实物有不少相合之处，人、马、马具的比例也大体写实，故足可进行对照研究。如果将实物照片与壁画图像调至基本相同的比例，可以看出银片的长度远不及障泥，反而与图中的鞯更为相合（图一七，2）。因此可以判断墓中出土的这对银片为鞯，而非障泥。壁画中展示的障泥或有实物，但并未一起随葬。

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在辽墓壁画中最常见的是另一种形制的鞍具，如库伦M1的鞍马图（图一八，1）[59]，宣化张世卿墓鞍马图（图一八，2）[60]，敖汉旗白塔子辽墓鞍马图（图一八，3）[61]，以及库伦M2的鞍马图（图一八，4）[62]。在这些图像中，马鞍两侧悬挂近似椭圆形的片状物，体量较大，上缘衬垫在马鞍的鞍座板下方，下缘与马腹平齐。在库伦M1和张世卿墓的鞍马图中还可以看出，片状物之下露出一块直接铺在马背上的毯子，这应是屜脊，而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鞯[63]。鉴于辽代相关文献中关于“鞯”的记录较多，而障泥一词非常罕见，对照这些考古材料，笔者判断这种片状物应被视为一种大型鞯。但是从功能上看，它同时具备鞯和障泥的功能，是两者的融合，比唐代的B型障泥更加简便实用。

宋代以后，蒙古式马鞍成为主流，并且一直沿用到近代。在传统的蒙古鞍具中，马背上直接铺设毛毡类的垫子，称为“鞍屉”，源于古代的屜脊。马鞍两侧则悬挂皮革或毛毡制作的“鞍韂”（图一九，1）[64]。鞍韂长约90厘米，可防止马汗弄脏衣裤。但是在蒙古的鞍具系统中却没有专门的鞯了[65]。在元墓随葬的陶马上也能够清晰看到这样的鞍具，如西安市曲江池西村元墓所出土的这件（图一九，2）[66]。案，“韂”字在宋元文献中大量存在，如《集韵》所载：“韂，马障泥也” [67]，《元史》中也常出现“鞍韂”连用的现象[68]。由这些文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可知，蒙古鞍具中的韂亦兼具鞯和障泥的功能，和辽代的大型鞯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从辽代到蒙元时期，鞯和障泥逐渐发生了融合，最后被视为同一种马具了。不过在日本，鞯和障泥分开的古式鞍具仍然保存了很久。如日本热田神宫所藏有一套15世纪初期的“唐鞍”，尽管保存至今的主要为马鞍、面帘、马镫等金属和木质构件，但是从热田神宫里的《饰鞍图》来看，当初原本有鞯和障泥，而且二者区分得非常清楚（图二〇，1），组装起来以后，障泥衬垫在鞯的内侧，正是唐代的B型障泥样式（图二〇，2）[69]。此可谓马具中的“礼失而求诸野”现象了。

四、余论

通过以上的材料列举和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障泥出现于西汉偏晚阶段，起初是为了遮挡泥水和马汗而设置的，但也开始注意到装饰性。汉晋时期的障泥多呈方形，使用的材料不尽相同。南北朝至隋代，障泥演变成簸箕形，悬挂在鞯的外侧，位置更低，装饰性意味更加突出。唐代出现了将障泥衬垫在鞯内侧的新样式，实用性有所提升。宋辽金时期，障泥与鞯在功能和外形上都逐渐发生融合，最终演变为蒙古鞍具中的“韂”。

从前文的分析还可发现，障泥并不是一种独立的马具，实际上它与鞍、鞯、韂这一整套的马具密切相关。以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会发现，障泥的产生、发展、转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既有本身功能性的考虑，也贯穿着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它不仅受到外来影响，同时也向外传播，尤为明显的是朝鲜半岛和日本，长期深受中国马具的影响。这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珍贵的早期有机质马具实物，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理解中国的马具。当然，限于材料的整体匮乏和笔者学力之不足，以上对古代障泥发展脉络的勾勒还是相当粗略的，存在不少的推测成分，还有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如障泥的等级特征，尚未加以讨论。唯有寄希望于更多的考古材料，以弥补缺漏。

（作者：李云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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