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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仰叩勺翁 启功十岁以前，即闻先祖称勺圃先生大名，稍长在小学中又从同班学长白志铭兄得闻勺圃先生书法之妙，盖白兄之尊人与勺翁为挚友也。功年逾二十，习画、习书，于先师贾羲民先生斋中见勺翁所书联，点划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勺翁于书艺之功，如镕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
张伯英书法 其后得识勺翁哲嗣宇慈先生，从询勺翁法书之门径，意在欲知遵循之法也。宇慈举一事云：翁中年好北碑，盖仰包慎伯之论也。日临龙门造像题记中之精品。用元书纸临写，若干纸扎为一束，移置床下。其时摄影印刷之术已稍普及，宇慈兄妹请以一束付印，勺翁不许，且云此吾身后事也。盖已窥北朝书艺得失所在，而心手所诣，又有进于斯时者矣。 其后洛阳北邙魏志出土益多，精美之书，视龙门造像记又有进者，勺翁复以素纸临之，魏志精品，临写又若干通。其时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之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
张伯英书法 物聚于所好，前贤早有名言，法书名拓，每聚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所谓因缘又其次也。有宋拓《馆本十七帖》一卷，为勺翁所得，旋有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与《十七帖》接踵而登勺翁几案，翁乃以影印之法合印成册，题曰《右军书范》，原卷付印时累书跋尾。印本既成，又有眉批，一册既盈，复取一册，随手题识，即此题识之本，不佞已见数册。《十七帖》今世所行，只见宋代魏泰所摹之本，《馆本》流传，此外只见康熙时名流题跋一本，已是重摹。如此棘本初拓，盖无第二本，不遇勺翁真鉴，山阴真面，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 六朝楷法，碑志尚多，而晋唐行押，但凭宋人所摹《阁帖》，先生既探六朝正书，又好二王草法，搜罗宋刻，偶获畸零，欲见其大宗，仅凭明人重刻，袁、潘、顾、肃，各有所长，经眼临池，乃发为吟咏，随手增益，后学传抄，功之所见，仅七十余首，原有标题曰《阅帖杂咏》，今见翁之家传底稿，已逾百首。乃知学如解蜕，日知所无。先哲名贤支辞片语有益于后学者，盖无涯矣。于此以见勺翁内外文孙珍护遗墨之足贵矣。
张伯英书法 功年逾三十，始获晋谒。翁已耄耋之年，而精神弥旺，功虽志在求教，又不敢久渎，移时告辞，每获绾留，旋出新获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端，书艺得失之要。 一日功以所获东瀛所传智永千文墨迹印本奉呈，私念其墨迹笔法有异于石刻，未知先生评论何如。不意老人拊掌而叹曰：此六朝人之真笔也。其后几发于《阅帖杂咏》。功幼年所见师北碑者，笔锋求其齐，点划求其方，且谓自古用笔有方圆二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竟有《尊碑》、《卑唐》二章，卑唐者，卑其圆也。日本画家中村不折氏曾广收敦煌墨迹，印成目录曰《禹城出土墨迹源流》，序中论及《千文墨迹本》，谓是“胡元无识之徒所书”，功年八十，始于小川为次郎氏家见其遗物，《千字文》墨迹赫然寓目，证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黄写本落笔处墨痕如漆，足知为永师散施浙东之本，而为使者携归之物，毫无可疑。回忆勺翁见影印本而惊叹之，弥足征信，益见勺翁之爱六朝人书，并非在其刀痕石隙也。 不佞又闻勺翁于宋人喜东坡，于明人喜香光。苏书似王僧虔，翁好之可知，香光行押，翁何所好？及多读董氏题跋知其所重独在唐人墨迹，如西昇、灵飞诸经，在其手书七卷《法华经》时，必出展玩，乃知画禅心印，并不在黄庭石刻墨拓，而勺翁赏会，亦不在其行草率意之作也。
张伯英书法 今距先生仙逝已逾五十余年，追忆教言，犹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 公元二千零一年仲春三月后学启功敬识 注：本文为《20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卷》序，在此略有删节。题目为原编者撰。 （二）铜山张勺圃先生碑帖论稿读后记 张伯英先生字少甫，亦作勺圃，江苏省铜山县县望族。早岁贡于乡，中年已入民国，为徐树铮将军延为西北边防军编辑处某职。徐将军擅笔墨，文好桐城，书拟北碑，此亦当时所尚者。勺翁文笔流畅，公余临六朝碑版。 功闻于勺翁第三子，时居张宅厢房，告功曰：勺翁中年临《龙门二十品》最多，翁之男女公子屡请择一本影印以示后学，以见临写之勤苦。并言临本用“元书纸”，每本扎成一卷，俱置老人之床下，直满空处。男女公子欲抽出为选印底本而不得见许。
张伯英书法 勺翁尤好六朝墓志，每得拓本一幅，必手临一再。前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影印勺翁书迹选本一大册，其中即印所临墓志若干幅。只见印本，竟不知是墓志原拓抑为临本。足见临帖之时，手眼精到，所谓“一丝不苟”，非谓石上刀痕，盖为写者朱书之命意与刻者刀刃之存真，与夫临者之全神所聚；不仅在拓本之黑白阴阳，而在摄取石上书家脑之所思，腕之起落，聚而为拓本上之字迹刚柔开合，使今日观者眼中所见之临本不啻与干百年前书者笔下意中俱与观者对语也。如此境界，始是临学碑版之优秀结果。今观勺翁之书，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自有生动之趣，此勺翁之书之所以为妙也。 功每登堂求教，常恐勺翁指教劳神，即申纸求老人挥毫示范，以节语言之劳，藉瞻用笔之法。而先生却检示案头新收之帖，曰此某本，此某拓，其异同何在，优劣何在。功于石刻拓本素日只观点划结构，而未尝留意其刻工刀法与夫纸墨时代，其意之所钟，偏于笔锋墨韵，故临摹赏玩常在唐人墨迹。故所收集赏玩虽敦煌之碎纸零篇，亦必什袭观摩，足以所收碑版拓本每为行家笑其为翻刻。一日，以所临唐写佛经呈勺翁，而蒙老人鼓励，继以所临日本所传智永千文影印之原本呈勺翁，此为原本易主后之最新印本，勺翁见而大惊，曰：“此六朝人之墨迹也，子何从得之?”数日后以新得之精印本上呈，老人大喜，功亦大喜。盖老人所喜在得见六朝人之墨迹，而功所喜在曩日以为老人多临石刻必以真迹为河汉，庸讵知在勺翁目下手中之石刻拓本并非尽为昔人之枯骨，实是栩栩然之金字塔中之木乃伊也。
张伯英书法 平日所知勺翁喜古碑刻必等闲以待明清户名家之迹，继闻于勺翁门婿屠君质甫，言勺翁于明之董香光、清之刘石庵，非徒珍重，且常收购什袭。盖汉字自篆隶草真以下字形虽有差异，而木杆兔毫之笔，右手执以书之，则古今固无异也。真知书者，又何用其轩轾哉！ 自古读书人，莫不以收藏著名版本相矜尚，古书中字句异同、篇目多少，固古版有时固是学术所关之根本，有时则是无关紧要处。清代黄荛圃成了古书版本的专家，事实上真关文史的考证、判断的问题，却不见他有什么比较和发现。而勺圃先生于所收所见的古刻，古拓，通过评论、题跋、考证、题咏，文章等种种不同文体，充分阐释了老人的独到见解。即如《阅帖杂咏》，数十年来，若干传抄本中有诗章多少之异，此固由老人随手增改所致，亦或由稿本之藏者先后所致，因而得知老人在稿纸，信笺，笔砚交游之种种不同，以致稿本之多少遂现异同。今想此集所刊，在老人身后，藏者又是老人之内外子孙，恐今后即有断简遗篇之发现，亦如殷本、金石之罕遇矣。至于勺翁晚年，以法书易米，遗墨流传更难胜计，后之藏家续有搜集、影印之举，则远易于金石刻拓，此我辈后学之眼福，可为预卜者矣。又勺翁曾得明人张正蒙跋之《馆本十七帖》(今在上海图书馆)及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今在北京文博研究所)，曾影印为《右军书范》，流传甚多，今后重印流传，将更为易事矣。
张伯英书法 “文革”运动中，公所藏文物每遭遗弃。一日晤勺翁之内外文孙张君济和、屠君式潘询勺翁手稿，乃知俱为勺翁之孙辈所宝。今经二君汇辑，交河北教育出版社为之排印，命功撰“读后之记”。惜功自公自二00年三年终岁抱病，艰于执笔。二00四年疾有略愈，谨为属草，所记容有失误，幸张，屠二君惠为改削！ 公元二00四年三月，后学启功谨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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