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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三十日是启元白（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也距吴小如先生去世一年有余了。近日看到有人撰文，谈吴先生的父亲吴玉如先生与启功先生的交往，我想起，曾和吴小如先生多次聊到过启先生，在启先生和吴先生的书中也都曾看到他们彼此的身影，现在就手头的资料和回忆，连缀成文，借以纪念启功先生，也深深缅怀吴小如先生。 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吴小如先生生于1922年，两位相差了十岁，但是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启先生是满族人，而吴先生的母亲也是满族人，姓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吴先生的外高祖魁玉曾任江宁将军，《清史稿》有传，外曾祖穆克登布则长期在江宁任候补道。启、吴两位先生还都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吴先生是1992年2月被聘为馆员的，启功先生则在1999年继萧乾先生之后担任文史馆馆长。吴先生也是中央文史馆《诗书画》杂志的两位主编之一，参与编纂了萧乾先生的纪念文集及其他中央文史馆的各类丛刊。最重要是，两位先生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各自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还都擅诗词、楹联，并都极其喜爱碑帖书法，所以共同语言是非常多的。启先生与吴先生谊在师友间，启先生对吴先生始终以挚友相待，吴先生晚年一直称启先生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吴先生1981年曾写过短文《启功先生的幽默》，而二十六年后的2007年春，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启先生内侄章景怀先生之请，吴先生又为启先生楹联展撰写了《启功联语墨迹序》，回忆了两个人半个多世纪的交往。1951年二十九岁的吴先生到燕京大学中文系当助教，之后不久就认识了启先生，那时两人在课后还一起相约逛隆福寺旧书店，启功先生曾送给吴先生一册黄节著的《蒹葭楼诗》，一直保存至今。文革后期，启功先生住西直门内小乘巷，吴先生住海淀北大中关园，吴先生常去启功先生家玩，除了聊天、谈论碑帖书法外，还向启先生借书借碑帖，“谈诗论艺，其乐无穷”。1981年启功先生迁居北师大之后，各种社会事务纷至沓来，两人见面才减少，但启先生和吴先生约定，“或清晨即应召往，或彼此舍午休而快谈”。进入2000年后，启先生眼睛不好，吴先生则要照顾长期生病的夫人，二老竟然都没有再见过面。启先生去世后，吴先生无法亲往吊唁，送了一副挽联，“范世乘三绝，垂晖映千春。”吴先生后来讲，“三绝者，谓先生之诗、书、画并世无两”。吴先生还认为启功先生的绘画和诗词都臻于高妙境界，甚至比启先生的书法造诣有过之而无不及。《序》的最后，吴先生还深情的写道，“仆仰先生盛德，又忝为五十余年前之旧友，不敢辞。然每执笔，辄泫然中辍，以先生之声音笑貌，时时萦回于心目之间，欲诉衷曲而无由也。” 从现在披露的《启功日记》、《启功年谱》、《启功书信集》等书中，也可以看到两位先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交往。如启先生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初期，1971年10月10日日记就载：“上午吴小如来借帖数种。”启先生在北大医院二部住院治疗颈眩晕时，1974年1月27日日记又记：“下午，吴小如、钮隽来，香饵姥姥来，马四来，王锺翰、张政烺来。”刘铁宝先生是齐白石高足刘冰庵先生的侄子，也住在小乘巷，也常来看望启先生，“来谈借碑事”，曾多次在启先生家碰到过吴先生，听到他们二老闲谈神侃，印象很深。 七十年代，吴先生到启先生处，有时就是去看碑帖、借字帖。启先生也会把自己的复本碑帖相赠，比如1973年，吴小如跋《馆坛碑》就讲到：“此册启元白先生所赠。习之可窥邓完白楷书所自来。欧、颜皆从此出。南碑殊未可忽也。”《许长史旧馆坛碑》传说是南朝梁陶弘景所写，吴先生早年楷书是学过邓石如的，所以他十分重视此碑的价值。启先生起初认为《馆坛碑》“点画神理，自然当非翻刻”，不过后来他发现“仍是翻刻”，因为碑中有些字显然是刻错的。这本帖只有民国时期震亚书局影印过，不易觅得。 1979年，杨伯峻先生请客吃饭，席间有人讲梅兰芳之后传其衣钵者只有张君秋、梅葆玖等人，吴先生以梅兰芳《穆桂英挂帅》为例讲谁也不如梅先生。启功先生则正襟危坐，严肃的说：“梅兰芳也不行。”大家都很吃惊忙问为什么，启先生答：“我看梅兰芳比真穆桂英还稍逊一筹。”引发席间诸位学者哈哈大笑。 1980年代初，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回国，收集老师顾随先生的遗著，吴先生作为顾随先生早年的学生，也参加了启先生组织的活动。目前找到的两位先生的合影大约就是这个时期拍的。
1981年8月27日启先生致吴先生信，谈到在厂肆买了一种《元略墓志》拓本拟相赠，“弟于《元略》一志，坦白言之，实无所解，非遇九方皋，焉能见赏于骊黄之外耶？特作瞎扯，以发故人一噱耳！闻台驾不常入城，软尘之外，一角西山，曲径疏篱，卧而阅稿，清福何修而得者耶？弟在校中又营一窟，终日门有剥啄，只得藏头露尾。第一窟门外鹰鹞过多时，遁而速之二窟，二窟亦如之，竟无暇执笔写稿，放眼读书，有限余生，殆将同付蹉跎矣。” 《书信集》中还收录一封信，估计时间在前一封之后不久，信中写道：“今日屋漏，书帖数事全湿，幸《元略志》未沾水，抖晾间，适奉来书，岂真有所谓有缘者耶！容当托便人呈上。《封龙山碑》敝箧无有，遥想隶法入古，何忽于此粗刻发生兴趣？最近上海选汉简数条，放大影印，颇饶新意，未悉公曾寓目否？拙画已完全抛荒，那堪齿及，且鄙事之能已多成累，不胜再造漏因。猥承厚爱，感荷莫名，披沥下情，深有愧负者矣。弟蒲柳先零，不日即付一炬，其时倘荷赐撰一文，即跋《元略帖》共赏之事，庶托椽笔以不朽，则余生之至幸也。拜读大著，论皮黄流派之文，真千秋之作。盖此事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而天地间却有此一樁公案。王静庵之《宋元戏曲史》凿破鸿濛，其力可服，其识最可惊也。窃于大著，亦欲云然，这不算拍马屁吧？” 1986年4月18日启功先生日记载：“上（午）吴小如来，为其尊人题展览标识。”4月29日启先生致信吴先生，将题写的“吴玉如先生遗作展”的展标寄出。信中讲：“久违为念，前读鸿文论马连良者，至深佩服，此非一般评戏之作可比，如此公平，如此透彻，虽学术理论之作，亦将望尘莫及，如评诺贝尔奖于文学域中，非兹篇其谁属！”5月27日，启功先生还出席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吴玉如先生遗作展”，并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1997年春天，吴小如先生还曾陪启功先生一起去金克木先生家，祝贺金先生八十五岁寿辰，金先生一会儿和启先生谈文玩字画与诗词古文，一会儿又和吴先生聊小说戏曲与文坛佳话。金先生的博学，给吴先生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第一次和吴先生聊启功是启功先生去世不久，当时社会各界悼念启功，身后哀荣殊隆。我和吴先生讲，我买到过一册启先生签名的《文物》杂志。那是2004年夏天，我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的博古斋看到几种启功先生的藏书，除了商承祚、游国恩、周祖谟、柴德赓等先生签名的抽印本以外，还有两件特殊的东西：一件是陈垣先生著述目录的残本一册，再一件就是启先生自存的一九六一年第八期《文物》杂志。在这本杂志的封面上，有几个毛笔字“郁孤台凤墅帖雁塔题名碑帖中文学史资料”，右下脚是钢笔签名“启功”。这册杂志上的字不像大家常见的启先生书体，所以陈列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被人买去，我直觉判断这些字迹应当是启先生的亲笔。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题目写在杂志封面上，通常是学者自己动手做的索引，为的是将来翻检文章方便。打开杂志一看，《碑帖中文学史资料》果然是启先生自己的文章。为了判断我的看法是否准确，我就给启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文物》杂志的封面复印件。
7月份我就收到了先生的内侄章景怀先生代笔的回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您给启功先生的来信收到，但先生现在视力很差，行动不便，不能亲自回信，请谅解。您信中所述流散上海先生藏书事，因时间久远，先生已回忆不起来了，不知从何渠道流出。您说内有陈垣先生手稿，不知内容是什么？现陈老先生孙子陈智超先生正编陈老全集，不知能否为他提供资料，功德无量。 附：所寄复印件上字确为启先生手迹。' 我马上又去博古斋详细观察这件标为“陈垣先生手稿”的著述目录，这件稿本是八开大小，线装，应该是一套目录中的一本，册内笔迹前后不同，所以标签上标有陈垣先生和另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陈垣先生的著述文稿。后来我把看到的结果又详细写信向启先生做了报告，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当时应该买下这件东西，帮启功先生完成他对回报恩师的心愿。 2004到2009年这段时间，吴先生常托我在上海帮他找一些字帖，或者购买，或者复制，因为和吴先生聊碑帖、书法比较多，也就有机会听到他讲启先生的一些逸闻趣事，现在记起来大体有这样几件。 临帖要整通临 2004年8月22日上午，周启锐先生带我去看望吴先生，吴先生正在家写字，书桌上还有一叠临欧阳询《九成宫碑》的日课。谈到临帖，吴先生讲到他的父亲吴玉如先生是主张临帖的，而且生前临帖很多，吴先生自己临帖也不下两百种，有的还临过多遍，甚至数十遍。启先生也是主张临帖的，启功先生就曾经告诉他，自己最早临帖也不是整通全临，后来陈垣先生指出临帖就应该整通全临，这样他这才开始注意通临全帖。吴先生又讲到临帖前必须要多花时间去读帖，他有一通《圣教序》就是从上海搬回北京后隔了半年才临完的，因为又仔细读了原帖。吴先生讲他自己写北碑写不进去时，父亲当年就曾讲：“临碑要批判的写”，这和启功先生讲“透过刀锋看笔锋”是一致的。 “秋悟寒潭清，春领朝阳沐。” 2006年的春节，吴先生送了一本吴玉如先生《迂叟自书诗稿》给我，其中有一首是吴玉如先生送给启先生的诗，写于1972年冬天，《寄元白代简》：“元白屡索字，愧难以入目。迟迟遂不报，非故诡其躅。儿子昨来书，又陈元白属。写投此便面，聊塞责任恧。元白书自擅，更研六法熟。读书多益谦，侪辈惊不若。闻亦跻六十，岁月驶何速。忆我十二三，读书苦羸弱。书喜苏长公，涂抹未脱俗。弱冠困衣食，何暇事琢磨。惟性之所耽，昼失夜把握。如是年复年，三十乃稍觉。一艺果得之，非徒塑琱酷。能出真精神，天机外人欲。皮毛众可袭，生气不可夺。秋悟寒潭清，春领朝阳沐。倘不能是豁，岑楼空企足。斯理就元白，或宜得笑诺。”我很喜欢这首诗中“秋悟寒潭清，春领朝阳沐”一句，不光谈的是书法，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曾想请吴先生写成对联，吴先生则自己续了两句“即生得此境，何用居华屋”，写成了条幅送给我。吴先生告诉我，他父亲当年大概只给启先生写过这一首诗。 “老吃剩菜，就顿顿剩菜” 2003年吴先生收到一位老学生送的毛笔，笔杆上刻有“五星笔店”，是一套三支的狼毫，吴先生用后觉得极其好用，就托我帮他市面上再找找看。后来找到这家笔店是在黑龙江呼兰镇的五星笔庄，写信去邮购了一套笔，但吴先生用后觉得并不佳，大概笔店早已更换了笔工。当时说起毛笔，吴先生说，启先生曾告诉他，好笔要先用，顺手的、好用的要先用掉，不好的笔就扔掉，这样才行，否则就像吃菜一样，老吃剩菜，就顿顿剩菜。确实如此，好笔在手，可以挥洒自如，现在好笔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2008年吴先生来上海录制“绝版赏析”栏目，期间由柴俊为先生陪同，去医院探望了病中的王元化先生，吴先生告诉我不忍心看王先生浮肿的样子，没有多呆就匆匆退出了。后来又约我陪他去买字帖和毛笔，我陪先生逛了福州路的周虎臣笔庄，吴先生一眼就看中一款“笔韵”的毛笔，写寸楷正好。后来回北京后先生还专门汇钱叫我帮他再买一些，告诉我“这个笔写一上午笔都不倒”，而且“愈用愈好”。 “谁的官大，谁的表准！” 至于谁书法写得好，吴先生和我讲过启先生说过的一个故事，“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八十年代初有次开会，某主持会的领导迟到，开场白讲“我的表正好十点嘛！”言下之意他没迟到。一次吴先生和启先生及北大一位生物学的教授同车回学校，路上这位生物学教授就问启先生当下谁的字好，和启先生的字比起来又如何？启先生一直不回答，直到快下车，这位教授还追问不已，启先生想起那个开会的典故，回答曰：“谁的官大，谁的表准！”令人忍俊不已。 启功给吴小如的三封信 2008年5月5日午饭后，我和吴先生闲谈，先生告诉我他在找父亲的家信时，正好找出启功先生的三封信，都是毛笔写的。他说启先生写给他的信大概应该有十几封，都不知道放哪里了。其中一封是讲给“吴玉如书法遗作展”题字，本来是托写“吴玉如遗作展”，写时启先生在“吴玉如”后加上“先生”两字，并将落款写成“启功敬题”。吴先生还说，启先生信中开玩笑说，吴先生写的评戏的文章可以获诺贝尔奖。还有一封是讲吴先生请启先生吃饭，启先生临时出差没有去，回来后专门写信致歉。这些信他都提供给北师大编《启功书信集》用，本想捐赠给北师大，但竟无处接收，只得作罢。我问吴先生有没有启先生的书法，吴先生说他有启先生一副小对联，写得极好，后来一个无锡的老学生想通过吴先生向启先生求字，吴先生觉得不好再麻烦启先生了，就把自己这副对联转赠。直到前几年北师大要编《启功全集》来征集作品，吴先生联系这个老学生才知道，对联放在无锡家中阁楼上，居然被小偷偷掉了。讲这事的时候，吴先生言语中不无惋惜。我当时也没问问这副对联是什么内容，现在想来有些遗憾。吴先生还讲到湖州王一品笔庄的费在山先生藏有沈尹默、吴玉如和启功三位书法家写的毛泽东诗词，1980年代，这些书出版时还出现过一些波折。 启功先生赠《李文墓志》 2008年暑假，吴先生打电话托我帮忙找件《李文墓志》，后来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中找到一种剪裱本，复印好寄去。吴先生8月30日回信说：“启功先生所赠李文碑拓片终于找到，惜纸太薄，纸又残破，无法寄上，俟足下到京可一观之。较北图所藏为时贤所跋者优甚。又检查得拙书复印件二纸，俟加印寄奉，先以奉告。”吴先生实在太忙，那段时间还正在抄录宋词二百首，所以即使我2009年春天再去看望他时，也没好意思再提出看看启先生送的那张《李文墓志》拓片。吴先生去世以后，有记者在吴先生老学生处看到吴先生写的一张字条，内容就是关于《李文墓志》，上面写：“李文碑最不易写，亦不易得，今竟藏三种，亦云幸矣，惜手不听指挥。”吴先生喜欢这件《李文墓志》主要是因为此志字体是褚遂良体一路的，而且字很有骨力。启功先生1976年曾给黄永年先生跋《李文墓志》，对此志评价很高，他写道：“《李文墓志》不著撰人书人名氏，其书笔法秀美而骨力开张，是所谓褚派者，与明人刻唐写《西升经》绝相似，乃知登善之独擅其名者，特以官大耳。”
吴先生还曾托我找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的印本，我在《文物》杂志上找到一张照片，放大了寄去，后来先生临过一整通，还写了长跋，重点讲到《同州圣教序》虽然不是褚遂良真迹，但是也是唐人碑志中的“上乘之作”，吴玉如先生曾命他临写过，当时大概写过数通。2006年吴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马连良与褚遂良》，说“仆极爱褚书，而临摹之际，惟力求取精华、弃糟粕，不愿初习书者效之”。“褚书学有本源，宗法二王，自成馨逸。武则天主政时，褚书影响甚钜。薛稷、薛曜昆仲，于褚亦步亦趋。即民间经生写经刻石，虽体貌殊相，而笔姿胎息，无不沾褚膏馥。仆于太原晋祠碑廊，曾亲得验证。下逮玄宗开元之初，褚之风流遗韵，犹具波澜。如魏栖梧《善才寺碑》，即褚书之的脉。然学之不善，则未能免俗耳。”吴先生曾经当面告诉我，他听说有人评价他临帖都一个样，而且写字软。吴先生说，他还要多临帖，尤其是魏碑、唐碑，来强其骨，希望能有所进步。所以对于《李文墓志》这种褚遂良一路的各种碑帖，晚年的吴先生很重视，精心临习，希望自己能写出些新的面貌来。
《启功联语墨迹》与《吴小如录书斋联语》 吴小如先生是中国楹联学会的顾问，启功先生也是撰写旧体诗和作对联的高手。对于启先生的对联书法，吴先生认为，“先生手书之楹联，则诗与书之余也”，“先生联语之工，书法之美，有手迹在，无凡覶缕。”
2008年秋冬间，吴小如先生应《人民武警报》刘凤桥先生之邀，为其手抄古今书斋联语二百副，其中录自《启功联语墨迹》的就有七副，还对其中有些对联进行了点评。比如抄录“一生大自在，万事将无同”时写道：“此启元白先生自撰联，足为平生写照。上联用佛家语，见《法华经》，下联出《世说新语》。人能视世事为将无同，则自可得大自在。”在如抄录“霁月光风境，民胞物与心”一联后，吴先生点出此联的出处，“上句出《宋史·周敦颐传》，‘光风霁月’所以称濂溪也，下句见张横渠《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已成名句。”在抄录“绿绮凤凰梧桐庭院，青春鹦鹉杨柳楼台”联后夸赞道：“此联色泽极美，隽语可人，故亟录之。”在抄录“静则生明养心有主，温而能断临事无疑”后，吴先生深情的写道：“此启元白先生手书自撰联，已收入《联语墨迹》。元白先生与仆交逾半世纪，《联语墨迹》付梓，元白先生令亲章景怀先生及北师大出版社坚嘱仆为《联语》撰序，因得附骥。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也。”另外吴先生还抄录了“简易无威廉靖乐道，汗漫翰墨浮沉里闾”、“地负海涵渊渟岳峙，桃花水秋月春风”和“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三副对联，可见对启先生写的这些对联的喜爱。我就曾在吴先生的书房里见到刚刚出版的《启功书信集》和《启功韵语集》，两书都放在最方便拿到的地方。
关于碑帖 我还想谈一谈吴先生和启先生关于碑帖的交流，有些观点不够成熟，冒昧写出，敬请方家指教。 我个人感觉，两位先生行草书都是学“二王”一路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两位都很少写篆隶作品，都喜欢比较规整的楷书。启功先生喜欢唐楷多一些，受唐人写经、智永《千字文》和柳公权书法的影响很深，而吴先生则更喜欢魏碑、隋碑和唐代褚遂良一路的楷书，这就使得两位先生在碑帖的评鉴和书法的审美上就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取法。根据目前知道的资料，启先生早年“喜欢行书，探索墨迹”，非常不喜欢欧阳询《皇甫诞碑》和柳公权《玄秘塔碑》。但五十岁以后买到一种明初拓本的柳公权《玄秘塔碑》，他才开始勤于临习此碑，直到九十年代八十三岁高龄了，还戴着眼镜通临《玄秘塔碑》全文，目前留下的启先生临《玄秘塔碑》墨迹不下十几种。另外启先生也爱临智永楷书《千字文》，也都是整通临习过十数遍以上。在这些临本中可以看出，启先生在临写中不是完全忠于《千字文》原帖的字形和写法，而是不断在自家面貌和原帖之间出入，展现出高超的书写技巧和驾驭唐楷的能力。启先生还认为黄山谷的书法“只是用柳法略加疏散，其所谓字中有笔亦柳法也。”可见启先生在博览、精研和临习的基础上，对唐人的楷书及其对后世影响的见解是超迈别人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先生去启先生家看碑帖和书法资料类图书书的次数比较多，有时也会把碑帖借回家临习，启先生也会送启先生碑帖拓本或印本，甚至还在书店特意给吴先生买碑帖，比如《元略墓志》拓本就是这样买来的。吴先生在启先生家翻阅过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前些年曾还托我找其中的《皇甫诞墓志》。他在启先生处多次翻阅过柳公权的《金刚经》印本，还写信向启先生借阅《封龙山颂》。启先生送过吴先生的碑帖拓本或印本，据我知道的就有《元略墓志》拓本、《馆坛碑》印本、《虞恭公温彦博碑》印本、《李文墓志》拓本等等，有的碑帖封面就是启先生自己题写。
另外吴先生也曾向启先生求过字画，启先生也主动送过书法作品，启先生也通过吴先生向吴玉如先生求字，吴玉如先生还给启先生写过诗。爱好书法的人之间的翰墨之交大抵如此。 这里可以展开谈一下两位先生在柳公权书法、《黄叶和尚碑》真伪和唐人墨迹三方面的一些交流。 启先生非常喜欢柳公权体，吴先生也喜欢柳体，但是吴先生更多偏向父亲吴玉如先生的观点，不太喜欢柳体中的“鼓力十足”。吴先生跋印本柳公权书《大唐廻元观钟楼铭》时就写道：“先君生前授人书法，每戒初学者勿摹颜、柳二家楷书。盖病其易于鼓努为力，习之未当，则流于粗犷鄙俗。仆以为颜、柳楷书非初学所宜，然作榜书作颜、柳体，则磅礴浑灏，亦有足多。”而启先生则多次讲过，他临习柳公权《玄秘塔碑》是“为强其骨”。吴先生跋印本柳书《金刚经》又写道：“七十年代初，仆还自江苏鲤鱼洲干校。未几随在校工农兵学员到密云农村开门办学，集体撰写农民英雄人物事迹。一年中往返城郊，风尘仆仆。每迂途径厂肆，以节衣缩食之余，访求旧印本碑帖。彼时碑帖价极廉，市肆门可罗雀。罗振玉影印敦煌石刻拓本，中有柳公权书《金刚经》全文，仅售人民币五元。然阮囊羞涩，即此戋戋之数亦无力偿付。每过启元白先生寓所，假其所藏斯帙而披览之，意拳拳不能释于怀。至一九九四年，北京出版社有印本柳书《金刚经》行世，始获入藏。尝谓柳书虽以骨胜，如临摹力求其似，非失之滞拙即伤于恶俗。习书者宜从右军小楷入手，然后取柳之《钟楼铭》或《金刚经》而摹之，自然挺秀廉厉而具风姿。启元白先生论书，不薄柳之楷笔，良有以也。”这说明吴先生后来对柳书的看法有些变化。2008年底吴先生又曾叫我帮忙找印刷更清楚的《廻元观钟楼铭》新印本，收到我寄去的《柳公权书法全集》后，他电话里就告诉我，“柳公权《金刚经》是柳字，而且是上乘之字，这本《全集》中不少柳字极好，以前没有注意到”。 吴小如先生对于唐初的欧阳询的书法也非常喜爱，《九成宫碑》、《皇甫诞碑》、《虞恭公碑》、《化度寺碑》都临习多遍，晚年还一再临习《九成宫碑》和《皇甫诞碑》。吴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启功先生送的《虞恭公温彦博碑》，瓷青封面，上面有启先生用毛笔题写的帖名，他最近又临习一通，送给孙女保存，但启先生送的这本帖还没舍得送给孙女。 吴先生的碑帖跋语中提到一件欧书和启功先生相关，就是《黄叶和尚碑》是不是欧阳询的字。启先生认为此碑为伪志，吴先生从吴玉如先生旧藏的一本拓本看认为此碑未必是伪。吴先生跋《九成宫醴泉铭》写道：“欧书之合作，首推《黄叶和尚碑》（小如按：《黄叶碑》，启元白先生谓为伪制。然世有两拓本，其一失真，谓为赝品固宜；予藏有初拓本，乃家大人于卅年前偶得自北京东安市场者。大人有跋云：‘碑字之美如此，墨迹当如何？吾所见无如此本之可爱者。在吾手边，已过三十年矣。临池者其宝诸。丙午小寒。’于以知其必非伪也。）。而《九成宫》、《皇甫君碑》世尤有名。予早岁习《皇甫诞碑》，格格不能入。自今年始学摹信本书，殊未入门，然已悟率更书之功力矣。作字自与所书内容有关。《黄叶和尚碑》及《化度寺》，书有仙气；《皇甫碑》则廉悍峭劲，皆与碑中人秉性行事相称。此铭端肃齐庄，盖与颂君德、扬王休之义为近。于以知作书贵能表性，不独书家自具风格，亦须付于所书文字内容也。欧书传世者多，予所见甚少，唯据所言之耳。” 吴小如先生后来还为《黄叶和尚碑》作跋：“此拓光绪间为丹阳周氏所藏，卷尾有跋语云是率更早年所书。殊谬。据张怀瓘《书断》，欧阳询生于陈代，卒于贞观中，年逾八十。以公元推之，生年在五五七年。此碑记和尚葬于武德三年，则书碑之年当更在后。是时询已六十许人，乌得谓为早年也！唯跋云此碑书法为钟、王的脉，则信然。且以清秀许之，实不独清秀而已也。” 根据目前的研究，《黄叶和尚碑》很可能不是欧阳询所写，但是字又确实是写得很好，这就引发书法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伪的碑志或书法作品，由于写得好而被后人一再临习，被吸收进后世的书法创作中，最终成为书法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对于这些历史上的书法资料伪迹，书法学习者绝不能因为是伪而忽视其书法价值。 关于唐人写经问题，启先生曾经对吴先生讲过：“唐人的写经书法极精，却因书家无名气而被埋没；欧、褚诸家当然是书法大师，但如果他们没有做大官，只怕也不会享盛誉、成大名。”启先生还认为有些经生的书法比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们写的更好。启先生自己就收藏有隋唐写经真迹，时常临习。吴小如先生也非常重视写经墨迹，跋日本印《魏晋唐小楷续册及新疆与甘肃出土之写经》时写道：“此册于津门小河道冷摊得之，荏苒二十余年矣。细玩所收欧、褚、颜诸家石刻，皆有足多；经生沈弘书尤具功力，非宋元以后专以侧媚取姿之士大夫书比也。己酉初夏日莎斋漫记。（小如按：沈弘书，启元白先生亦入藏，甚许之。予尝与元白论唐经生墨迹，以为多贤于当时之达官显宦所书也。）” 有人讲吴先生的楷书是学习父亲吴玉如先生的，我觉得吴先生自己的楷书除了有继承父亲的一面，还有他自己写出他自己面貌的一面，这样认识才完整。吴先生的哲嗣吴煜先生送吴先生临《佛遗教经》印本给我时，还特地提到吴先生的楷书是和吴玉如先生不同，其中来源于魏碑的成分更多，这点常被人忽视。吴先生1963年恢复练字以后，对于魏碑、隋碑，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家等都花了很大精力研习，比如隋《龙藏寺碑》就临习过三十多遍。2003年以后，曾多次托我在上海买新出土魏碑字帖。这里可以列一个书单，看看吴先生晚年对碑帖的选择的倾向。2008年5月初，先生在上海古籍书店选了十三本字帖，汉碑选了《汉尹宙碑》、《韩仁铭》，行草书选了赵孟頫的《致民瞻十札》和《故总管张公墓志铭》，剩下的大都是魏碑和隋唐墓志，比如《北魏李瞻、东魏吕盛墓志》、《魏樊可憘、元宁造像》、《北魏墓志选粹》、《司马氏墓志四种》、《高贞碑》、《墓志书法百品》、《隋墓志选粹》和《鸳鸯七志斋藏石》，最后还选了一种《王羲之王献之小楷》。这些碑帖吴先生带回北京后，有的曾认真临习过，后来我就看到过吴先生整通临写的北魏《高贞碑》和《隋墓志选粹》中的《隋姜宫人墓志》。
我个人感觉，书法的技法和书写的内容同样重要，书法作品形式上要神采四溢，但是内容却又必须要体现出书写者比较高的素养与内涵，两者都不可偏废。比如吴玉如先生、启功先生的书法我都看到过真迹，那真是光彩照人、蓬荜生辉。我没敢问过吴先生，他的字和启先生比谁最好呢？不过吴先生一再和我讲过，他不是书法家，只是爱写毛笔字，他父亲才是书法家。对于某些当代书法名家的字，吴先生和我谈过他的观点，我们的看法倒是不谋而合，还记得两人哈哈大笑的场景。 2009年夏天，吴小如先生的新书《手录宋词》出版，吴先生电话里告诉我，等我去京时再送书给我。暑假里我在青岛陪侍病中的祖父母，没有去北京。在青岛书店里看到新出版的张祖翼藏碑帖的唐碑系列中有《李文墓志》，就邮寄了一套此帖给吴先生，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音。直到九月份开学不久，才知道吴老八月初突患脑梗，住院治疗了，直到九月份才出院，后来赁居在中关新园，独居养病。因为是右手中风，已经不能写字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有一两周时间心情非常沉重，很后悔八月没有去探望，回想几年来受到先生的教导和恩惠，心里很难过，同时也很担心先生的身体。大概有一年多时间我们没有通过电话，偶尔从周启锐先生处了解到吴先生治疗和休养情况。2010年10月底，得知吴先生夫人十月初病逝了，我写信给吴先生，提出想去看看他，吴先生请周启锐先生转告我，欢迎我来。那一次见到吴先生，感觉他比之前要衰老多了，走路需要人扶，讲话也不像以前铿锵有力。吴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以前给你写字太少了，现在不能写字了！”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吴先生送我一册《吴小如录书斋联语》，逐页给我讲里面的内容，直到午饭时才准我离开。2012年秋天，先生九十生日，我五月份提前去探望了先生，他已经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行动非常困难。我转告了王水照先生对他的问候和礼物，把他自己也无存的《人境庐诗辑存》送给他留作纪念。那次看望之后，我不忍心再打扰吴先生，我知道先生需要我帮忙时会直接找我的。后来吴先生也打过电话给我，比如叫我向姜鹏转达他的读后意见，询问拍卖会上卖的是他的什么作品，还给我寄《学者吴小如》和《莎斋诗剩》等书，托我转交给本校的裘锡圭先生、王水照先生和汪少华先生等等。
启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写过一篇小文表达怀念之情。吴先生去世后，我因家人当天手术无法赶去北京参加告别式，特别请许全胜先生代拟了一副挽联，赶在告别式前寄达灵前，为吴先生送行：“青白其眼，金玉其音，谈艺宗南雅，早有鸿文惊菊部；泰山已颓，哲人已萎，传经厄北监，再难嘉会聚兰亭”。听说追悼会上有人讲此联是知先生的，为先生鸣不平。其实吴先生去世前一个月，我刚去看望过他，先生虽然瘦得很厉害，但是神情自若，听我讲话很认真，自己说话也底气很足。我祝贺他获得“子曰”年度诗人大奖，他则谢谢我给《莎斋诗剩》编者提供他的未刊诗稿。那天我们还聊了一些家事，他详细询问了我父亲生病去世的情况，还嘱咐我赡养好母亲，照顾好妻子，更要好好工作和生活。那天先生还破天荒和我谈了他对周一良先生人生遭遇的看法。当时我并未感觉到先生即将远行。刚刚得知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句子，“一卷‘枯树’曾达天听，今有‘同州’可再问谁？”心中怅怅然。吴先生担心“书道陵夷”，不再有人规规矩矩的临帖，他自己又常常庆幸作为后死者，能看到前人没有看到过的新出土碑志。即便2009年夏天脑梗后不能再写毛笔字，他还一直顽强的练习，希望能恢复写字，很可惜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晚年他对有人称他是学术上的“乾嘉守望者”是高兴的，但是他心中怀有更多是对中国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忧心，时时告诫人们要警惕“泡沫下面是沙漠”，文化和学术建设是长期的事业，真诚希望有志于学者能勤奋严谨，发奋自强。
照中人，左起分为：王达敏、吴先生、逄飞、黄樑为，第四人姓氏不详。 绛帐依依十一春，回首望去都是无限的温暖，我也相信，这种温暖还会被继续传递下去。两位先生的书法和学术贡献还会被后人记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启先生、吴先生都可谓是“不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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