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中国

01·历史概况

公元196年曹操掌握汉朝实权以后，开始收拾各地割据势力，十年之中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荆州，准备消灭那里的刘备，并进而消灭江东的孙权的势力，结果在赤壁战败于孙权、刘备联军之手（赤壁之战）。这样就实际开始了三分鼎足的局面。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汉，国号为魏，建都洛阳。221年，刘备自称继承汉朝，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229年，孙权称帝（222年称王），国号为吴，建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最初蜀、吴联合对抗曹魏，后来吴、蜀为夺荆州而关系破裂。公元222年刘备伐吴失败，次年病死。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重新联吴制魏，企图夺取中原，恢复汉室，但是未能成功即已病死。公元264年，魏灭蜀。266年，司马炎（武帝）篡魏，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公元266-316年）。280年，晋灭吴，重新建立起统一国家。

西晋之初，承多年战乱之后，户口大减，很多土地荒芜。所以当时统治者不得不对人民占田和纳税的制度作一些改革，使更多的农民回到土地上，恢复生产。这些措施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当时边疆上许多少数民族也纷纷要求内迁，归附于晋。晋统治者为了增加人口，也接纳了他们。司马炎看到，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所篡夺是由于皇帝孤立无援。因此，他就大封宗室，共封王27人。每个王都可以任用本国的文武官员，还按王国的大小不同而各有一支大小不等的军队。这样非司马氏的大臣的确难以篡位了，可是又恰好为晋宗室诸王的自行其是和互相争夺准备了条件。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有智力障碍，太后杨艳之父杨骏垄断了政权。皇后贾南风利用晋宗室的力量消灭了外戚杨氏，然后又杀宗室（贾后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晋宗室起兵杀了贾后，然后又自相残杀（301年，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次年司马伦被杀，惠帝复位。此后，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óng】、东海王司马越为争权反复冲突）。他们在混战中还要求内迁的少数民族助战，这就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据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自立，四年后称帝，国号为汉，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晋宗室诸王间仍混战不已。公元306年，晋惠帝被毒死，怀帝（司马炽）继位。公元311年，晋宗室八王之乱中的最后一个王病死，同年首都洛阳被汉军攻占（永嘉之乱），怀帝被俘至平阳。313年，怀帝在平阳被杀，晋宗室司马邺在长安即位，是为愍帝。316年，汉军入关中，愍帝降，西晋亡。

公元317年，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是为元帝，东晋（公元317-420年）开始。八王之乱中，中原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大族纷纷南迁。东晋就是在南迁的北方大族和南方本地大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晋建立后，曾有祖逖（闻鸡起舞）这样的杰出将领，坚持北伐，收复中原，并且也取得初步胜利。但是东晋的皇帝只想苟安，尤其怕将军兵力强大之后夺取政权，所以不支持北伐，甚至设法阻挠。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以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中原一些地方。可是宗室内部以及宗室与大族之间矛盾又激化，发生内战。不堪晋统治者压迫与剥削的农民也发动了起义。刘裕在结束内战与镇压农民起义中崭露头角，终于在公元420年废晋帝而自立。刘裕建立宋朝（刘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亡，南朝开始。

“八王之乱”期间，刘渊建立了汉（以后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与刘渊自立同年，賨族人李雄在成都称王，国号成（以后改称汉，史称成汉）。西晋亡后，原为刘渊部将的羯族人石勒建立了后赵（319年），汉族人张茂建立了前凉（320年），鲜卑族人慕容皝【huàng】建立了前燕（337年），氐族人苻健建立了前秦（351年）。中原分裂。前秦君主苻坚（公元357-385年）任用汉族大臣王猛，整顿内政，并灭前燕、前凉，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王猛死后，苻坚于公元383年大举进攻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迅速瓦解，北方再次大分裂。先后建立了十个割据性的国家。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六个国家，先后共有十六国。公元386年，鲜卑族人拓跋珪建立北魏，都盛乐（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再次统一北方，结束十六国时代，北朝时期开始。东晋和十六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匈奴	前赵、北凉、夏
羯（jié）	后赵
鲜卑	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
氐（dī）	前秦、后凉
羌	后秦
賨（cóng）	成汉
汉	前凉、西凉、北燕

02·民族的冲突与融合

西晋初期大量少数民族迁居内陆。由游牧逐渐转而从事农业，这本是有利于民族交融的事。可是西晋的官僚地主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例如石虎早年就为汉族地主种过田，以后又曾被晋朝的官僚捉了卖为奴隶。这些情况自然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石勒成了君主以后，把他自己的民族羯人称为国人，而称中原人为汉人，纵使羯人压迫汉人。石虎即位以后，比石勒更加残暴。石虎死后，汉人冉闵就联合汉人进行报复。他们不仅杀了石氏全家，而且杀了很多羯人。这种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互相屠杀，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的悲剧。

但是也有少数民族和汉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晋的残暴的官吏的事例。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氐各族人民被迫流亡，到了汉中地区，又要求到巴蜀（今四川）就食。在得到允许后，十余万流民进入了巴蜀。西晋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刺史正谋割据自立，利用流民力量，又杀了流民首领。流民在首领李特（賨人）率领下攻入成都，阴谋割据者败死。晋又派罗尚为益州刺史。罗尚下令遣返流民，限七月上路。流民在蜀大都当雇工（“为人佣力”）糊口，听说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李特向罗尚要求待秋收以后，获得一些食物再走。可是罗尚部下已准备对流民进行镇压。流民被迫起义，推李特为领袖。“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之子李雄在父亲牺牲后，继续领导流民与罗尚斗争，终于攻下成都，建立成（汉）国。蜀人范长生在起义军困难时期曾以粮食资助，李雄胜利后曾拟迎范氏为君，范氏固辞。李雄在部下拥戴下称成都王，又在范长生劝告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从李特、李雄父子的经历来看，在饥民流亡过程中，各族流民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各族流民与少数民族出身的领袖之间也是互相支持的；在反对西晋官僚过程中，蜀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与李氏父子领导的各族流民之间是互相支持的，而成汉国的建立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李雄的政策也体现了各民族的团结。唐代人修《晋书》时竟用“夷夏安之”作为对李雄的评语，可见当时民族融合之一斑。

当时民族趋同的倾向还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当时人认为，匈奴族是夏王朝的后裔，鲜卑族是黄帝的后裔，羯族是匈奴族的一支，也就是夏王朝的后裔，氐族是曾经与夏禹的儿子启争夺过王位的有扈氏的后裔，羌族是虞舜的后裔。不论这些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这种看法本身说明一个事实，即各族人民自认为有共同的祖先，汉族与匈奴、鲜卑、羯、氐、羌都是黄帝的子孙。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先秦时的华夏族和汉以后的汉族都有把少数民族当作自己的兄弟的传统，例如先秦时把楚当作祝融氏的后裔，把吴当作太伯的后裔，把越当作夏禹的后裔，视蛮夷为华夏的兄弟，汉代又把匈奴当作夏的后裔，也是视匈奴为汉人的兄弟。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关系的悠久，各少数民族也不把汉族完全当作外人。例如，刘渊是匈奴人，可是他的祖先早已姓了汉朝皇帝的姓。有偏见的历史家说他们冒姓刘。他们说自己是汉朝公主的后裔，也就是汉朝皇帝的后裔，应当姓刘。他们说的是历史事实，从母系说姓刘也确有理由。刘渊即位为汉王时又宣布汉高帝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为“三祖”，说曹氏的魏和司马氏的晋都是汉代天下的篡夺者。而他自己则是汉朝的恢复者和正统的继承人。刘渊说这些话，当然有其政治动机，但是这件事至少说明，刘渊已经发现这种民族的趋同是合乎潮流而能得人心的。

03·儒学和佛教

在魏晋大动荡时期，儒学和佛教都曾经起了不小的作用。汉代的儒家之学已不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是成为独受尊崇的经学。经学在汉代大有发展，到东汉末年郑玄的手里已经集其大成（郑氏汲取综合前人成果，几乎遍注了各经）。魏、晋的学者认为汉人经学过于繁琐支离，于是对经书重新作注。如魏王弼注了《周易》上下篇，晋韩康伯又对《系辞传》以下诸篇作了注，晋杜预重新注了《春秋左传》，魏何晏重新注了《论语》等。魏晋人注经往往简明而有新意。但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玄学已经兴起，王弼、何晏都是玄学家，他们已经在用老庄的思路来解释儒家经典了。玄学发展到了极点，西晋大臣如王衍之流竟清谈而不理政事。最后西晋灭亡，王衍之流玄学家被杀不少。东晋偏安南方，对于经书，除郑玄所注《毛诗》、《仪礼》、《周礼》、《礼记》以外，其余都用魏晋人的注本，维持了魏晋风气，继续兼用玄学。

北方十六国的情况与东晋则不相同，那里的学者仍笃守汉代经学，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也支持这种经学。刘渊自幼从经学家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深通汉代经学，而且博通子、史。他的族侄刘曜在位时在首都建立太学和小学，选百姓13至25岁中可教者1500人，让通经宿儒加以教育。慕容皝也建立学校，招收学生千余人，他还亲自“每月临观，考试优劣”。苻坚自幼好学，即位后兴太学，选通经学者为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他还明确坚持儒学的正统，“禁老、庄、图谶之学。”苻坚对博士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继承汉武帝、汉光武帝尊崇儒学的传统。羌族出身的后秦君主姚兴也在首都长安立太学，请通经的名儒教授经学，从各地远来的学生数目达到一万几千人。有一个时期，洛阳有一位名儒讲学，很受学生欢迎。关中的一些学生也要去洛阳学习。可是当时洛阳还不属于姚兴统治，进出关是有限制的。姚兴给守关的军官下了命令说：“诸生咨访道艺，修己砺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们都受了他的鼓励，后秦的儒学更加兴盛了。甚至以残暴著称而又不识字的石勒，在即位后也建立了太学、小学，亲自去主持考试，对于经义学得好的学生都给以奖赏。

北方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们奖赏儒家经学，当然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为什么要用儒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呢？因为他们对儒学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了解，并且对之产生了一种信心。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儒学的影响。他们设立太学和小学，所教的学生不仅有汉族学生，而且有他们本族的贵族公卿的子弟。这也就是说，他们继续在扩大并加深儒学在各族人中的影响。以上所说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出身的君主对于儒学的推广，在客观上起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晋代北方的民族迁徙和混战，在许多方面都与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境内的情形相似。但是，在日耳曼人中，没有刘渊、慕容皝、苻坚、姚兴这一类的人物，也没有与儒学类似的学术的传播。以后中国历史与罗马历史发展中的差异，看来与上述情况是不无关系的。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初。到东汉晚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与人民苦难的加深，佛教作为一种精神的麻醉剂开始广泛传播。汉末三国时期，一些从西方来的僧人开始翻译出一批佛经。到两晋时期，佛教流传更为广泛。当时长期不断的混战不仅使所有的人民都不堪重负，而且造成了大量的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寄望于佛法的保佑，幻想修一个好的来生，人们因此大量皈依了佛教。就社会上层来说，南方的高门士族喜欢谈玄，常常用玄学来理解佛学，用佛学来解释玄学。佛学说“空”，玄学说“无”，南方的名士们就以“空”说“无”、以“无”解“空”，沟通或混同佛学与玄学。北方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统治者们既想佛法保佑他们国运昌隆，又想用佛教缓和严重失望的人民情绪。所以，苻坚虽然重在崇儒，但是对佛教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姚兴一方面大兴儒学，同时也十分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传播。

这时期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一些著名的高僧。从西域来的高僧佛图澄以法术博得石勒、石虎的崇信，既帮他们做一些出谋划策的事，也劝阻或减少了他们对人民的残杀。佛图澄的大弟子道安兼通儒释之学，在南北方的威望都很高；苻坚很尊重他，有大事总要问他的意见。可惜苻坚未能接受他劝阻伐晋的意见，因而有淝水之战的大败。道安的弟子慧远也兼通儒、佛之学，在庐山修行讲经；他虽从不下山，但是对东晋的统治者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西域来的名僧鸠摩罗什提得到了姚兴的大力赞助，译出了很多重要的佛经。佛教成了当时南北方各民族的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民族的融合多了一种共同的精神因素。

佛教的传入还促进了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晋代高僧法显西行求法，前后经历15年。他不仅从印度带回了大批佛经并加以翻译，还把他的游学所见写为《佛国记》一书。这部书成了研究古印度史的珍贵文献，也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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