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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索很久，终于决定开启这个大家不稀罕做、小家做不了的系列。 无论对于中学生还是大学生，世界史的难点在于理解不充分，而理解不充分的根源在于其与我们的认知脱节。初入世界史海洋的你会发现：无论你多用心记，过了没多久都会忘记。 孩子，这不怪你，那一串子陌生的人名、地名和事件，谁能记得住啊！
我这里有个方法可以帮你，那就是把世界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并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这样不但会加深你对世界史的理解，还会让你拥有更大的格局！ 因精力有限，且本号的粉丝多是初学史者，所以这一系列的内容不求详细，只求建立联系。如果有更多感想的同仁，可随时后台戳靖进行交流。 先从世界近代史起，陆续会有更多粉丝们需要的世界古代史里的中国的相关内容，那是最难的，就放在后面写啦！ 感兴趣的同仁啊，耐心点，蹲坑等着靖不定期更新吧！ 正文 西方资本主义的成长史还是比较长的，仅萌芽的出现就准备了三百多年。
西方资本主义是这么萌发的 进入公元11世纪以后，西欧（掌握绝大多数现有土地的领主全方位剥削无地农民）庄园经济已经压不住人们想获得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欲望了。有精力的农民选择自己开垦土地，摆脱领主的压迫，这被称为垦殖运动。 垦殖运动有点像中国春秋时期农民开垦私田，撂荒公田（井田）。这类的变化产生的最大影响是让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损，开垦私田的自耕农钱包鼓起来，毕竟给别人打工哪有给自己干活来得痛快。 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瓦解后迎来的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代。而在欧洲，因中西地理和文化的不同，这些垦殖者获得了更多财富的同时，还发展出新的经营模式——租地农场，就是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农民集中大片土地，雇佣少地或无地农民耕种，给予经济报酬，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 这种名为租地农场的模式可比庄园经济先进多了。 一方面，租地农场里的雇佣农是自由的，无论是人身还是经济，与农场主之间是双向选择。在这样的平等氛围下，农场主为了留住雇农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善待雇农；雇农也会受到激励，对工作投入更多的热情。 另一方面，与庄园经济产出的产品皆自用不同，租地农场的剩余产品几乎全部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并扩大经营规模，也增加了市场活力，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无论是农产品走向市场还是手工业集中发展，都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城市。 此时住在城市里最鲜活的势力就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不同于陈腐的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他们是新生代，渴望获得认可和与经济相匹配的社会地位。 新市民一面发展经济，一面抗争着来自教会和王权的双重压迫。这是个非常艰难过程，这一走就走了三百多年。 逐渐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玩起了计谋：分清主次，各个击破。此时的欧洲教会势力非常强大，不但压迫普通大众，也压迫着封建王权。市民有钱，国王有权，两厢一联手，文艺复兴就开始了。
而文艺复兴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那根引线。 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期 读过世界古代史的你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巧合，就是世界史中重大的历史阶段，各文明之间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同样的变化。例如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期，思想巨匠涌现期，以及下文要提起的资本主义萌芽期。 公元11世纪，我国正值南北宋时期。宋代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萌芽）是古代中国经济史最为重彩的时期之一。因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更因海内外贸易的发展，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存在大量商业贸易现象，大型的商业都市更是遍地开花。 到底有多发达呢？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此时的图景。在文化上也多有体现，宋词和话本子都是应市民需求而生的。
是因为我们古代的市民不能，也不想。 立不起来的古中国商人 先说不能。 与欧洲相比，古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封建王权。而这个王权的力量之大，大到欧洲教会和王权加起来也比不过。欧洲的王权是分散的（那么大一块地方一百个国王不止），更是弱小的（时时刻刻被教会压迫，国王衣食住行都要受教会限制），所以资产阶级对上王权，还是很可能成功的。 而中国的王权呢？用皇权来形容更恰当些，毕竟我们不像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在诸王分裂的状态。我们全中国只有一个皇帝的历史又长又稳定，历朝历代的更迭也只是皇帝换个姓而已。 彼时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运行了一千多年，经济模式被规划得符合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文化完全被改造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就连家族关系也被安排得利于封建专制统治。所以刚要萌芽的资本主义完全抵抗不了这么强大的全套“大魔王”。
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大基石——小农经济，历代统治者都专注于加固“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经商者的身份是社会最底层，历朝历代都被压制。即使在压迫松动的宋代，商人在强权眼中仍是可随便宰割的大肥羊。 所以发家的商人为了找到安全感，就会把经商所得的利润拿去买田地，买官爵，最后洗白一下经商的身份。即使家族仍有商产，也只会让家里最没出息的庶子去打理。 在这样的风气下，商业很难做大做久，而资本主义萌芽是要靠几百年的积累才可以破土而出。纵是中华地大物博，人才辈出，但要改变国运仍是杯水车薪。 其实资本主义也曾不甘心，曾二度试图扎进中华土壤。 那时西方已经是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的欧洲在这个时期不止有挑战天主教会的文艺复兴，还有为增加资本积累而开展的殖民掠夺活动（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欧洲国家通过新航路和旧航路，带着武器和传教士横行世界，征服弱小，同化强者。他们在掠夺别国财富并带去灾难的同时，也向世界输送着资本主义模式。
假装不存在 我们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就曾被其输出过（结果失败了）。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虽然主观目的是传播宗教，但带来的西方新思想和技术让时人耳目一新。
在逐利本能的驱使和西方的双重驱使下，古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时以手工业（纺织）雇佣化为代表，还在思想领域涌现了一批先锋：黄宗羲喊出“工商皆本”，表达了商人们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了商人参政的诉求；李贽更是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捍卫者——儒家思想，大胆批判男尊女卑、重农抑商、等封建伦理纲常。
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皇权不给资本主义成长的机会，商人也不给自己成长机会，历史更不给古中国机会。明明看到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却讥其为奇技淫巧不予重视；明明红毛荷兰和葡萄牙都已经侵占我们领土了，我们还觉得是蛮荒小岛而已丢就丢了就当赏赐了；明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给了我们主动打开国门的机会，乾隆皇帝却以“天朝上国”傲慢姿态将之拒绝。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历史的审判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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