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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欧洲中世纪政教冲突 摘要：本文综述了欧洲中世纪政教冲突的三个阶段，继而分析了旷日持久的政教冲突对历史、文化甚至心理的影响，它们分别是分权意识（这也是民主自由思想的基础）、议会传统、法律至上原则。 关键词：欧洲 中世纪 政教冲突 阶段 影响 一、政教冲突的三个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尖锐复杂、旷日持久，二者之间的斗争呈现互有消长的马鞍型：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政教冲突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第一阶段：5—8世纪 盖拉西（492—496年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义的理论家之一，他提出所谓的“双剑论”。他说，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盖拉西说：“治理现世有两大系统，一为教士的神权，一为人主的君权。在‘最后判决’中，就是君主也必须由教主代向天主负责。就此点而论，则这两种权力中，教士权力的分量较重。”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权开始觊觎世俗权力，并为以后染指世俗权力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双剑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廷王国把持教会权力的时代，此时的教皇从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还难以在教会事务中与皇帝抗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剑理论，不仅含有排斥帝国皇帝统治教会事务的意味，而且也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显露端倪。 此后王权与教权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教会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王法处理世俗事务，并且教皇的选任也需要国王的认可；另一方面，王权也需要教会的支持、祈祷，并从教皇那里获得自己合法存在的依据。这样，教会和君主各有其独立管辖的领域，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管理人间的事务。 在公元六七世纪时，罗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机，首先统治了罗马，继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据了大片土地，在这片领地上形成了一个世俗国家，俗称“教皇国”。这样，教皇在宗教权力之外，又获得了相当大的世俗权力，这为盖拉西“双剑论”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以后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 2、第二阶段：9—13世纪 十一世纪兴起的教会内部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要求严格教会管理，反对世俗政权对教会的操纵。克吕尼运动加强了教会的组织力量，打破了数世纪以来政教之间虽有矛盾但相安无事的局面。1073年，克吕尼修道院修士希尔得布兰德当选为教皇，由此开始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皇帝作为世俗封建主的首领，教皇作为教会封建主的首领，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形成了二者对垒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 “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首先，教皇视主教叙任权为摆脱世俗政权、培植教廷的驯服仆从的工具，皇帝则一向通过任命主教来控制教会，并把自己控制的教会看作是帝国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过控制意大利来捍卫罗马，皇帝则想通过控制意大利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教皇格里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从表面上看，教会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废止世俗君主的主教叙任权，但实际上皇帝对教会仍有较大的控制权。教皇要控制整个基督世界的企图尚未实现，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达到了极盛。英诺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国以拱卫罗马；他任命皇帝，英国向他屈服，法国与他结盟；他镇压了南法阿尔比异端，提倡新僧团的福音等等。后来神圣罗马帝国霍享斯陶芬王朝的灭亡，教皇受控于法王，宣告了皇帝和教皇的“世界帝国”幻梦的破灭。 3、第三阶段：13—15世纪 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到十四世纪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王权，统一国家。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争霸过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务，削弱了教皇作为西欧精神领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个世俗君主。为适应插手世俗事务的需要，在教会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税收和财政体系。并且，既然教廷没有一个教会税收体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国家那样，运用它的司法权力作为一项税收来源，这就必然造成对世俗法权的干涉。教廷的世俗化，它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对国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税收，都必然加深教皇与普通基督教徒之间的鸿沟，引起西欧各国王权的不满，所以只有彻底摆脱教皇的控制，西欧国家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从十二世纪起，西欧各国国王便以宗教宗主权为武器来加强王权。所以西欧王权加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教皇的斗争。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浅析政教冲突的历史影响： 1、分权 欧洲中世纪的王权，始终没有象东方国家那样强大，主要原因在于王权受到了教权的限制。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同时教权又觊觎世俗统治权，并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与王权展开了几个世纪的斗争。以至后来凭借“双剑论”和教权至上思想，凌驾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争”中达到高峰。争取特权的斗争使特权本身受到消解，从而使整个基督教社会没有了绝对的权威，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使专制制度在欧洲出现较晚且根基不深。 2、议会 在政教之争的背景下，为对付教权的压力，为协调内部不同利益，西欧各国进行自我调节，先后出现了形式不同的议会制度，他们是近代代议制的雏形。1137年，卡斯提国王在托莱多召开议事会，奠定了日后西班牙议会的框架，这是西欧中世纪最古老的议会制度。13世纪，英格兰经过几次反复，终于建立了国会制度，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巨大权力。14世纪初，法国的腓力四世在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斗争中，为增强内部团结，召开首次三级会议，成为中世纪法国议会制度的开端。虽然它从未享受过英国国会那么大的权力，但不可否认，它仍是一种代议制度。各阶层的代表均可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对国王的权力构成一种制约。
权力的多元化为法律至上观念的存在提供了历史条件。教权与王权既由共同利益栓在了一辆战车上，又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始终处于不断的冲突和激烈的斗争中，而这一斗争最终使王权和教权共同臣服于法律。教皇势力试图扩张，而为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王权又不断加强，导致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而且，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的国家就必须把这些权利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国家的一些权利也构成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因此，教俗两种权力只有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即承认法律高于它们，两者才能够和平共处 。正如伯尔曼所言，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也不能使对立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在艰难的谈判中，双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可以更明确地说，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 三、结语 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冲突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样，统治阶级内部也分派别。然而为什么欧洲的政教冲突巩固了“分权”、“议会制度”、“法律至上”这些原则，而中国却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绵延两千年？我想根本的原因，是两地的经济基础不同，所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进而养育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则。古代中国是一个稳定封闭的农业社会，培养出安稳而温和的乡土黄色文明；中世纪的西欧动荡而开放，相互交流很多，孕育了民主的海洋蓝色文明。不论是哪种文明，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然而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富足、社会正义却是不分种族不论国籍的人们的共同理想。 参考文献： 1、肖克：《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中国知网 2、周谷平：《政教冲突的历史影响》，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3、张晓群：《浅析欧洲中古的二元政治》，飞迪论文网 4、：丛日云：《中世纪西欧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及其影响》，本土文丛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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