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革命对现代化起源的影响

 在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内，许多人将工业革命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因为无论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文解放的角度看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考虑到现代化起源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早期的中世纪。诺斯、布莱克、伯尔曼等著名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制度起源追溯到了11至12世纪的西欧。虽然三个人的着眼点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著作中都认为教皇革命对宗教俗权的分离、城市自治、法制等诸多现代化因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伯尔曼，他在巨作《法律与革命》中甚至认为教皇革命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甚至是西方近代史的开端。虽然在现在化起源研究领域内存在很大的学术分歧，但多元的政体结构，城市自治，法律制度等元素作为现代化起源的根本这个观点是被广泛认可的。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分析教皇革命对政体制度，城市自治、法律制度的影响来说明现代化的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到教皇革命。

 

教皇革命的背景

公元5世纪日耳曼民族摧毁了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野蛮的日耳曼部落的铁蹄践踏之下，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渐渐被掩埋。社会变得一片混乱，愚昧和无知开始笼罩在长期的战乱中已疲惫不堪的原古罗马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圣职买卖和僧侣结婚（在当时也称为蓄妾），该问题成为当时直至公元 10 世纪和 11 世纪教会中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成为教皇革命的一个潜在内因之一。

         与此同时，从公元11世纪往前之前，西方基督教范围内的主教、教士和修士绝大多数是由皇帝、国王和大封建主来统治，而不受教皇的管理。世俗统治在政治经济，内部结构上也掌握着教会的控制权，教会的会议、法律等事务都需要经过皇室的认定。在 1059 年（这

时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第一次禁止由世俗当局任命主教）以前的几百年间任职的 25 位教皇中，有 21 位是由皇帝直接指派的，而有 5 位被皇帝废黜。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教会从属世俗统治，教权从属王权，古罗马时代的教会权威一点一点被世俗权力吞噬，对于教会而言，这大大限制了其本身的发展，若想要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一场革命成为必须。

教皇革命下的教权和王权的分离

         从上部分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教会从属和依附皇权的政治关系大大阻碍了教会本身的发展，教会的不满以及当时皇权衰落带来的政局分裂格局让教会迎来了争取独立自主和和摆脱世俗控制的绝好机会。1059年，教皇尼古拉斯二世首次宣布：教皇有罗马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由此揭开了教会改革的序幕。而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七世把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他于1075年发布文告：禁止教士从皇帝、国王或任何世俗人士手中接受教职。否则的话, 授职者和受职者都将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亨利四世和由他任命的主教公开要求教皇下台, 格列高利七世则以开除教籍和废黝皇帝相威胁。废默皇帝的消息为反对亨利四世的帝国权贵所利用, 成了他们反叛皇帝的最好借口。迫于帝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亨利只好屈服以换取教皇的宽恕。但教皇的胜利是短暂的, 亨利利用教皇的承认迅速平定了内乱,并随即撕毁诺言率兵进入意大利, 迫使格列高利七世死于流亡之中。这以后历任教会和帝国的皇帝之间断断续续地爆发了多年的战争, 史称授职权之战。结果教俗双方终于在1122 年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在协定中, 皇帝保证由教会独立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院长, 并放弃向他们授予象征神权的戒指及主教权杖的权利。而教皇则将授子新任主教权标以象征领地和世俗权力的特权让予皇帝。这个协定结束了教俗双方的授职权之争,实行了教俗权力的分离。这个由授职权之争而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 被伯尔曼称之为“ 教皇革命。

    教皇革命既不可能、也没有以教皇的完全胜利而结束，也不可能、没有以皇帝或国王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在某些方面，教皇的统治是绝对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它又与世俗权威

分享统治权。这样，教皇革命最终的也是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教权与皇权在对峙和妥协之中独立地并存下来，相互承认，同时也相互牵制。皇帝不再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权力高于教皇，只要求教政平行，各自独立；教皇也不再要求一切权力的至高无上，而仅仅要求在道德上是最高的。因此，教皇革命之后，出现了教权与王权并立的新局面。这种新的局面我们称之为教俗分离，而教俗分离的造成了王权的有限性，而王权有限性的结果是政治体制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多元化为自治城市出现和法律权威出现埋下了厚重的伏笔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教皇革命造成的教权与王权并立的局面是根本的转折点，因为在后续的几百年乃至工业革命中期变革都是在政治、城市、法律这三大母体上进行的。

教皇革命对城市自治的影响

         城市复兴和自治是中世纪的文明的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它突破了大多数古代文明的显著单一性，呈现出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产、势力及思想的多样性和斗争，从而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作为资本主义的源头，研究教皇革命对城市复兴和自治的作用就是研究其对资本主义即现代化起源的作用。

中世纪后期兴起的城市，与传统的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不同，它们的兴起完全是由于商业原因。由于外来入侵的停止，生产的发展，人口的繁衍，以及十字军东征带来的东方市场的重现开发，商业开始复兴。商业活动的频繁直接造成了贸易集散地的出现，经过不断的演化，集散地变成了一个个商业中心，并最终演变成商业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或者说广义上的商人，成为因商业而复兴的中世纪城市中最为主要的居民。

然而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只能说明城市的兴起，不能说明城市的自治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更加发达的商业城市有很多，然而却从来也绝不会出现自治的城市。如果没有自治城市突破政治限制，那么就不会有城邦国家的出现，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自治”才是分析的重点。

自治的城市首先出现在因授职权之争而使王权遭到削弱的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1057 年,米兰率先起义。义者宣布拥护教皇, 赶走了由皇帝任命的大主教, 经过多年的斗争, 米兰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随后伦巴第地区的其它城市群起效法, 纷纷驱逐了由皇帝任命的主教, 并组成了伦巴第同盟来共同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这种教俗权威的冲突使得意大利的的城市得到了自治，在自治的城市中创造出了新的政体。比如说市政委员管理制度，市民大会选举制度，任期制度，考核制度。同时期的欧洲北部，英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因为教权斗争引起的城市自治运动，他们都得利于当时的政治分裂。虽然从自治城市的兴起到欧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化）期间还要经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变迁，然而所有的变迁都离不开这个时期的创立的那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可以说教皇革命下的政治多元化成就了城市自治，而城市自治又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现代化进程。

教皇革命对法律的影响.

韦伯认为： 一个高度发展的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前提。他说“ 经济条件在所有的地方（在社会的发展中）都起到一重要的作用, 但在任何地方这种条件独自和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对于那些在商品市场中具有利益的人们来说, 总体上的法律的合理化和系统化及细节上不断依靠法律的程序发挥功能, 构成资本主义企业。在韦伯的论述中，法律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基本基石之一。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把现代法律的起源追溯到教皇革命下诞生的教会法。可以在教皇革命下形成的一些信仰和理念以及初始的体制都奠定了西方法律的基础。而反来过法律权威作用于现代城市，共同形成现代化的体制基础，研究教皇革命对现代法律的起源问题就是研究其对现代化的起源问题。

在教皇革命及其以后的时间里，教俗双方的权利斗争一直存在，然而教皇除了开除皇帝的教籍等精神权杖外并不能掌握实际的武力权威。虽然教皇能够利用贵族间实力来制衡皇帝，但是却不能长期与皇权抗衡，更无法从根本上树立权威，为了证明教会独立皇权或高于皇权，教会必须要求助于法律因此早在1050年, 即改革运动发端之际, 一部教规和其他文献的汇编《74教规》便出版了。它汇集了早期教皇和罗马宗教会议的教令, 以便为教皇在教会内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及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威奠定法律基础。在教会确立合法性的同时，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世俗机构也纷纷效法，建立起合法的法律体系。

教皇革命导致了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教会法体系的形成。可以说教皇革命在体制上和法制观念上都对西方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教会法的产生积极推动了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西方的神学家对上帝、仁慈、正义和法律之间的关系阐述让人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接受法律这种权威，当教会法体系的法律和信仰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便为西方的法制传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其次教皇革命带来的法制呼声促进了法制理念的发展。在教会法中那些现代法中的基本观点都已经存在，自由、平等、理性、正义等关键词都被作为神权精神被大力的宣传。另外，教皇革命不仅造就了教权与王权的并存局面，还促进了还促成了法律的二元化体系和多种管辖权并存的状态。这种权力的并存和法律体系的二元化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能凌驾于另一种权力之上，这就是后来现代法中三权分立的雏形。

由此可见，西方的法制也是在一种权利制衡的格局中产生的，它得益于教皇革命下的多元政治格局，并在教皇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总结

我们对教皇革命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高峰时期即教皇格雷高里七世在位那短暂的几年。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皇革命的时间确定为从 1075 年（那时格雷高里宣布教皇对教会具有至高权威，基督教教皇独立于并高于世俗权力）到 1122 年（当时在教权与王权之间达成了最后的妥协）。但事实上直到那个时候，它的影响也没有停止。这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力量继续发生影响达数百年。农业和商业中的革命，城市和作为自治领地政治体的王国的兴起，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出现，以及伴随着西方诞生而出现的其他主要的转变多与教皇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虑到现代化起源的两大母体：自治化城市和法制 都是产生于教皇革命后那种多元化的政治结构，我觉得可以把现代化的起源追溯到教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