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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丘《十日谈》和英国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欧洲古小说双璧。结构相似，都属于零件之缀合，但起因不同。《十日谈》是逃避佛罗伦萨瘟疫而躲到庄园去的人轮流讲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则是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讲故事。一逃灾、一朝圣，而展露的其实是类似的众生相。 今年的坎特伯雷，仍是众生各相，仍是圣灵充满，但撒旦也影影绰绰于期间。 一、在坎特伯雷遇见平静 病毒攻势骤起，伦敦封城，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已不能出来公开主持圣誕礼拜了。但他衣冠肃然，手持教杖，戴上口罩．抱着笔记本电脑，准备去宣讲的形象，仍然做了很好的近期审美示范。 风雷隐隐，但处之以静穆。 坎特伯雷市，隶属肯特郡（Kent County）。南滨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跟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狭仅21英里，故英法海底隧道即建在此。 此地被称为“英格兰的花园”。狄更斯、达尔文、和你几乎忘了曾以《不需要的战争》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邱吉尔，都是肯特人。 花与酒的世界，也往往出现不驯服的人，肯特历来就常有反政府运动，1553年托马斯·怀特甚至从肯特杀到伦敦去反对玛丽一世。 但它也有与政权结合的部分，坎特伯雷就是典型。 西元597年，教皇委派奥古斯丁率四十名修士，到撒克逊人的肯特王国都城坎特伯雷传教。当时的国王是异教徒，但王后原是法兰克公主，信仰基督。故奥古斯丁在这里站稳了脚，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把基督信仰传遍整个英格兰。 政权与宗教，当然仍是既联合又斗争的。12世纪，亨利二世任命托马斯．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贝克特竟宣称他不是国王的奴仆，只愿听命于罗马教皇。亨利二世遂派了四名骑士将他杀了。三年后，贝克特被信徒尊奉为“殉教者圣托马斯“。信徒不断涌向坎特伯雷，朝拜殉教者，又令坎特伯雷成为英国的圣城。 后来英国史上著名的文豪，乔叟、马洛、笛福、狄更斯、毛姆等的文学活动也都与坎特伯里有关。 可是这里原先是西元一世纪左右罗马人开辟的，据说有一个剧院、一个庙、一个讲坛。 所以近年坎特伯雷的热门项目不是宗教，而是考古。 例如我在西城门大斯陶尔河边公园闲逛时，就发现该地曾做过大规模挖掘，城市居民热烈参与，挖出了地下一米的古路基，找到了当年通往罗马的商道，间接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记忆。 但西元410年，罗马人却离开了不列颠，坎特伯雷也废弃约100年。 直到大教堂建成，坎特伯雷才获得新生，进入天主教时期。 这段时期，当然有奥古斯丁和大教堂的荣名声光，显得甚是辉煌。但其实颇有断裂和变异。 因为公元7世纪至9世纪此地曾被丹麦人占领。 16世纪中期，又逢宗教改革浪潮。先是改宗基督教新教，然后，1533年，国王亨利八世不再向教廷缴纳岁贡。次年，更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政权终于压倒了教权，规定以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英格兰教会竟成为国教。 这个教，又称安立甘宗（Anglicanism）、安立甘教会（盎格鲁教会，Anglican Church）或主教制教会（主教会，EpiscopalChurch）。清朝传入中国后，译作“圣公会”，取义于神圣的天主教会（Holy Catholic Church）。⏤⏤而其实是个全新的物事。 王权与教权合并了，定位在新、旧两教之间，教义亦甚混杂。有采用至公派天主教神学的盎格鲁天主教（Anglo catholic），即高教会派（High Church）；也有采用福音派神学的低教会派（Low Church）；或采用自由派神学的广教会派（Broad Church）等。 坎特伯雷大主教身处其间，依违两端，被拱起来，担任着与他出身和原先义理完全不同的“荣誉领导”位置。又可叹，又荣耀。早先替国王加冕，乃是任命；现在仍为国王加冕，则是服务与奉承。 其命运，殆与大教堂相似。宗教用途被转为旅游观赏、文化遗迹，荣耀如故，实理则非，其原先的作用仅存于若存若亡之间了。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坎特伯雷大教堂及其教区建筑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市形象亦以“中世纪古城”为标志，招徕文旅游客。 英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只有两座，坎特伯雷即为其一，看起来格外珍贵，但却没有得到政府太多的资助。原因当然是因为从宗教管理者的角度看，它主要不是建筑遗产、文化遗迹，而是活生生的教堂，继续传教才是它的主业。遗址的维护、文化意义的挖掘，还要靠旅游者的捐赠来维持。 大教堂是英国最热点的旅游地，每年大约有120万参观者。可是这座一级保护名录上的建筑物之运营费，每年超过600万英镑，所以维持并不容易。去年受疫情影响，游客锐减，商家常不准营业，而维修反而必须趁此冷淡时节赶工进行，经济负担尤其沉重。 倒是大主教不受影响，网路传教，安定人心，颇有用武之地。 二、宗教产生革命权 宗教与世俗、政权与教权，联合和斗争的话题，总是如此说不完又理不清。 近代，我们僵化在教科书上的世界史，都是说漫长的中世纪，最终被打破，是由于政教分离。宗教统治结束了，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人则挣脱了宗教的束缚，睁开了理性之眼，以科学重新定义世界、改造世界。 但历史从不那么简单。政教之争，由来已久，不起于近代。 而近代之夸言民主科学，恐怕也只是从法国、美国革命的视角看世界，若从英国看，则帝制不但还在，政教还是合一的。 即使革命权（也就是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也是从宗教中来的。 中国政治学比较发达，革命权早在周朝以前就确立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民贵君轻”均是常识。所以我们不能体会欧洲为什么竟没有这些主张。 但事实上硬是没有。历来思想家都认为政治主权只能服从而不能推翻。 基督教兴起，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依基督教教义：“我们应当服从上帝，而非人类。”除犹太人早已如此之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教义。 任何教徒都有各种宗教义务，但除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外，宗教的义务不会和国家的义务相冲突。即使异教徒认为罗马皇帝自称为神毫無证据，但他们仍然服从崇拜皇帝的信仰。 但对于基督教徒，却恰好相反，形而上的真实，最为重要。他们相信：假若他们礼拜任何真神以外的东西，定会堕入地狱；而殉教反而是较小的灾祸。 这原则，被基督教徒向两个不同的方面解释。一是上帝的命令可直接传达于个人的良心，二是间接经由教会传达。 除了亨利八世和黑格尔之外，至今还未曾有人主张：上帝的命令能够经由国家传达。所以基督教赞许个人或教会判断的权利，均含有削弱国家之意。 因此国君跟教会冲突不断。但大部分君主均发现他不能和那天国的宠儿（The Favorite of Heaven）竞争，竞争反而强化了教会的独立力量。尤其四世纪之后罗马大国民自负情绪早已消失，国家更难与教会抗衡（足与宗教力量相匹敌的爱国心，要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才苏醒）。 三、宗教对宗教的革命 教会挑战国家的权威，固然成功了，国家对之，或无可奈何，或只能俯首听命。但已膨胀起来的权力就不会再受挑战吗？ 会的。而且推翻它的因子，就在它自身里边。 首先是所有源于革命的威权都有的困难：它必须主张原来革命是合理的，因此逻辑上不能说所有以后的革命都不对。他可以向权威发起革命，别人当然也有权这么做。 其次，基督教的无政府的火焰，虽被深深埋没在中古当权的荣华富贵中，仍未死灭。到宗教改革，它便突然爆发，成燎原之势了。 再者，不是说上帝的命令可直接传达于个人的良心吗？个人主义曾是初期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成分，却成为其后宗教与世俗革命的危险根源。个人良心，在不能接受教会的意见时，即可从《四福音书》中找到拒绝服从的根据。 这就衍生了后来宗教改革时的独立派。他们不认国家和教会同具宗教上的权威，而主张个人判断的权利。 这很自然地便与那反对世俗专制的革命联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人如果都有权决定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同样也应有其它权利吗?政府在法律上可以对人民个人做的事难道没有限定的范围吗? 因此也就发生了“天赋人权”的学说，由失败了的克伦威尔信徒带过大西洋，经杰佛逊（Jefferson）等人之手具体实现于美国宪法，再由法国革命将它带回了欧洲。 换句话说，在西洋哲学史上，革命权一直是被贬抑或不予承认的。革命之权及革命的事实，乃自宗教来，此后西方革命论中之对革命权的肯定、天赋人权说、民族主义革命论、“国家”替代上帝、乃至于“工人无祖国”的世界革命、革命中的狂热信仰本质……等，均由此渊源而来。 民族君主对罗马教会的反对、地方政治势力（封建诸侯残存势力之僧侣、贵族）对民族君主专制作风的反抗、平民对方专制君主的反抗，亦皆由宗教改革运动所促成。 四、宗教改革与农民叛乱 此外，宗教改革与农民的叛乱也很有关联。 宗教改革运动的主体势力，虽然是平民，但在下层的贫农及工人阶层，亦浸透了宗教改革的影响。而且因为时代转换期中生活的不安与动荡，常会采取暴动的形态。 十六世纪中欧所发生的“农民战争”即是如此。 这运动的指导理论，便是当时最普及的再洗礼派主张。此派不特反对天主教且仇视新教徒。虽重视和平，但贱国家而厌政治，以一切强制为祸害；故主张不参战、不服官、不受命；信仰共产而欲推翻一切尊卑贵贱之区别。 他们是宗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服膺路德，认为每个人有权按其良心行事，故完全否定有教士的必要。他们主张教会是圣人的团体，故要求信徒不说谎、不渎神、不贪食、不淫荡、不饮酒。他们主张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故斥责宣誓、服兵役，拒绝向从事战争的政府纳税。 由于他们有新教运动中走向极端的一面，兼以他们颇有反抗战术，且在精神方面呈现无政府主义，各地政府几乎无法镇压。 一五二五年在瑞士揭竿而起的这个农民运动，强调内在的光、内在的语言、神的力量、神的语言，以及神的恩泽，个人自主独立的自由，排斥社会组织，否定一切外部及世俗的权威。甚至主张以“火与剑”来对付狡猾的贵族与教士。 他们本来是否定暴力的无抵抗主义者，但最后坚决与政治及教权对抗。致使一五二五年至一五二七年间，中欧各地农村，一片扰乱，殉教者多。即使到了一五三○年邻近战争之尾声，仍有二千名受焚刑者。
五、宗教革命与反改革 新教之宗教革命固然来势汹汹，天主教会的抵抗也不弱。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仍为其大本营，而法兰西、波兰、匈牙利等也大半仍信旧教。 天主教会对于新教改革之反动，对天主教会自身亦为一种“改革”。其成功，有几个因素： 其一为教徒颇有潜在的复旧心理。这种心理起于對“土耳其人，彗星，及魔鬼”之恐惧；加上受洗礼派之运动，遂使骛新者戒惧、守旧者反动。 其二为教皇之发奋整顿。 其三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3—1556所创立之耶稣会(Secicty of Jesus. 1540)以刻苦、慈悲、贞节、服从教皇为美德，使天主教会声势大振。 其四，为特棱特之议院(Council of Trent, 1545—1547,155l—1552,1562—1563)之作用。一方面对教会中之积弊如卖官受贿等大力改革；再一方面对于旧教之信仰与教皇之地位，予以拥护；而教士之教育问题尤受注意。 其五为西班牙之天主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与教皇之违禁书目(The Index,l559第一次)，凭借强制以表示威严。 其六是新教各派信条互异、彼此嫉视。 在拥护教皇及天主教之论辩家中，意大利人柏拉民（Robert Francias Romulus Bellarmine即Bellarmino 1542—1621）最为重要。谓（一）人应首先服从教会，次及国家；（二）人固应服从君王，但对于叛教之邪君无服从义务；（三）政体以君主为最优，教会中尤非君主政体不可；（四）教皇得废黜君王：（五）教皇之政治权力亦非直接而是间接（格列高里十三世将辨正列入禁书，即因此故）。 天主教联盟之说亦值得注意。此派之言论共分四层：教会或人民能否合理地废黜君王?亨利第三应否受教皇之废黜？人民应否废黜享利第三？在正式废黜以前，人民能否合法地武力抵抗？此四问，答案都“是”。教高于政，故教皇能废黜君王；人民亦具此权力，因君王乃人民所立。不宁惟是，凡信奉异教之人主即可作暴君论。 此外，西班牙之法学家，苏亚勒士以为人生而有社会性；盖人生而必处社会之中。有社会必有治权，即天主天使尚有等级服从，何况凡人。主权不在任何人而在社会，在人民全体。 这看起来是民治思想，然终点则为专制，与日后霍布斯之立论不谋而合。何耶?政治社会，必有政府；既有政府，即有治者与被治者。此种划分虽亦曾基于被治者的同意，然是割让而非委托性质之契约。人民既将治权交付即不能收回；而君王乃至高无上矣。 总之，在这段期间，反抗君权派（Monarchomachs）与君权神授论（Divine Right ef Kings）同时并存。原因是各国人民不由自主地划分为新旧两派，酿成各国间之内乱外战，新旧教派明争暗斗不止，各为其真理而牺牲。 不论国君所袒护者为新教或旧教，凡被压迫而处反对地位的教徒即斥其国主为暴君，可废可弑。反之，新教旧教对其同教之君王无不各为辩护，而张扬其权力。而且，两教派只要有人感受到压迫，就高呼革命；如得势，又不惜以自己曾受到或曾痛斥的虐待加诸对方。 宗教改革如此激发了反抗与自由，乃竟成了十九世纪追求政治自由之先声，宗教史本身就是政治史。 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 六、“圣诞休兵” 坎特伯雷大主教稍早曾回顾了一段“奇迹”。 1914年的平安夜，德军在战壕里布置了圣诞树，摆上了蜡烛，并唱起歌来。英国士兵也唱他们自己语言的圣诞歌回敬。但不久两边就开始互贺节日快乐。然后双方在无人地带开始有些交流，交换食物、香烟和酒等小礼物，或钮扣与帽子等作为纪念品。这次休战，也让双方可以把阵亡者各自带回埋葬。故双方也举行了联合礼拜。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上帝与撒旦仍可“圣诞休兵”。在圣诞节日之后，当然我人仍期待他们休兵。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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