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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关键词：儒商；商业文化；《史记》；《货殖列值》 中图分类号：K 234.1；F 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8)06－0030－05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如经营思想、理念，经营谋略，致富之道，关注民生富国利民精神，商业道德，商人操守、风采、行为准则、社会责任等等，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 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学体裁，在我国史学宝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一、“商”：“商不出则三宝绝” 司马迁《货殖列传》中“货殖”一词，据《辞海》“货殖”条目释文，即指经商，亦指经商之人，即商人。司马迁《史记》为贩夫走卒、鸡鸣狗盗之辈立传，《货殖列传》为经营商业的商人立传，开创了为我国古代商人写传记的先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国语》的记载：“农石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太史公进一步解释说：“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司马迁看来，国家的经济活动，农、工、商和资源的开发要协调发展，缺一不可。这四者是百姓的衣食之源，源大了百姓的衣食就充足，源小了百姓的衣食就匮乏，百姓富了，国家就富，百姓不富，国家就不富。 在这四者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手工者生产的手工业品，矿冶等生产者生产的资源，都要通过商业这一渠道和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才能把产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使用者手上，所以商人、商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梁，缺少它就无法实现富国富民之道。禁商毁商也就毁掉了这一桥梁，当政者切莫“夺予”，夺去“民所衣食之原”，不是“贫富之道”。 ， “商不出则三宝绝”，没有商业，“三宝”也就不存了。所谓“三宝”，司马迁指的是粮食、材料和制品。在他看来，如没有商人及其经营活动，百姓所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就无法满足，资源匮乏了，百姓就无法生活下去。司马迁在文章中充分肯定商人及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它不仅为百姓提供衣食之源，更为重要的是起了富国富民的作用。在司马迁看来，商业是致富最快捷的途径。他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虽然他也认为从事农牧业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因为末富有风险，他那个时代就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与打击，司马迁认为商人的致富之道是合理的，他们是依靠辛勤的劳动(“作力”)，运用谋略(“斗智”)，准确判断商情、抓住有利时机(“争时”)才致富发家的，因而不能加以指责。司马迁更从思想层面上为商人辩护。他认为追逐财富是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本性，“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出之。”因而人们应该做的是“各任其能，竭其力”，充分发挥他的能量和潜力。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我国古代有名的商人，如范蠡(陶朱公)、端木赐(子贡)、白圭、乌氏倮、猗顿、寡妇清、蜀郡卓氏、程郑、南阳孔氏、宣曲任氏、关中无盐氏由氏栗氏师氏等等，其中特别是范蠡、端木赐、白圭三人，成为我国商人效法的榜样。在旧社会，商家在店堂中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条幅，以尊崇和信奉他们二人的治商之道，白圭更成为同行业的祖师爷加以供奉起来。这反映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宣传成为商人的事例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影响。 范蠡为春秋越国大夫。在越国被吴国打败后，他向越王勾践献计，卑身厚赂吴王求和，自己去吴国作为人质。两年后，范蠡回国，与文种一起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辅佐越王，一举灭了吴国，雪会稽之耻。在功成之后，他喟然叹日：“计然之策也，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他乘扁舟行于江湖之间，变名易姓，经商贸易。至齐时名鸱夷子皮，到山东定陶时为朱公。他认为“定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在19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晚年体衰由子孙继业，“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辞官经商，“与时逐”，遂至巨富。他或许是我国古代辞官下海经商第一人。 子赣，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的门生，春秋末期卫国人。他离开孔子，返回卫国，经商于曹国与鲁国之间，生意红火，因而“最为饶益”，富有。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因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支持、赞助老师孔子周游列国。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孔子所创儒家学说得到宣传、彰显，子贡是有贡献的。孔子“罕言利”，但对于子贡经商并不反对，而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孔子对子贡的才识、能力非常赞赏，称其为“瑚琏之品”。瑚琏是指古代宗庙里盛黍稷的器具，相当贵重。子贡或许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下海经商第一人，也是我国古代商家以财富支持学术发展第一人。 白圭，名丹，字圭，“周人也”，东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人。他经商时“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他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之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就是说商场如战场，要像伊尹、吕尚之治政，孙吴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一样，有谋略，有决断，意志坚强。有人请教如何经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其智不足以因时、因事而随时灵活变通，其勇气不足以随时当机立断，其无仁德之心不足以取舍，其意志魄力不足以坚守财富，“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司马迁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也就是说白圭的经商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并非随便说说而已。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介绍众多的商人及 其致富的经验价值，目的何在?用他自己的话说“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让后代人去观摩、学习和借鉴。 二、“势”：“与时逐”、“乐观时变”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商业贸易的竞争中，有一些人落败，有一些人胜出。胜出者把握市场经济走向、脉动，瞄准商情发展，博奕市场机遇，乘势而上，脱颖而出，成为商道中的佼佼者。 所谓“势”，就是“时”，在商道中就是经济发展走向和情势，对这样一种商情，作为经营者一定要了然于胸。 在司马迁看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在没有资产时应该凭力气去获取财富，小有资产后就应该靠智慧增加财富，已经富了就要抓住时机判断和认知。在商道中有所斩获的商家，往往对经济发展走向有着明晰和清醒的判断，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快速推向前行。 在司马迁的笔下，范蠡则“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能择人而任时”。他善于用人，加上能看准商情形势而经营商业，故而19年三致千金，生意越做越大。范蠡对各地域的商情(包括交通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如定陶这个地方，“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他做出决策，“治产积居”，投资于此地，令得到回报。另一位商人白圭，是一位“乐观时变”之人。他能根据气候周期的往复变迁、农事的丰歉，作出明晰的判断，从而采取不同的经营手段和方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的这种经商思路和方法，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白圭认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岁倍。”太阴(太岁)十二年一循环。当太阴运行到卯位时，为丰年，明年年景不好。运行到午位时，干旱，第二年年景好。到酉位时，年景好，第二年年景不好。运行到酉位时，大旱，第二年年景好。又复至卯位，十二年一循环。把握住这一规律，积聚粮食，一年就成倍增长。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全国各地的气候、物产和民情风俗、饮食习俗一一作了剖析，说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天下物所鲜所多”，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可以“以所多易所鲜”。在他看来，“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石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所谓“富无经业”，即是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只要看准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挖掘其中的交易点，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出奇制胜，就能致富发家，达到“素封”的地步。 商场犹如战场，市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对形势的观察也一定要及时调整，决策上也随时要改变。 我国古代商人也懂得要经营好商业一定要熟悉、吃透政策法规。孔子的门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里除了搞好公共关系之外，恐怕也包含有熟悉与吃透各地诸侯所实施的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清代扬州盐商贸易做得如此之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洞悉清政府的盐法制度，利用盐法制度对盐商的优惠政策做大盐业。康熙《两淮盐法志》卷27载，大盐商江春的祖父江演“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卓然能自立，凡鹾政机宜洞悉利弊，每有谘议，辄中肯綮，同事者倚以为重”。民国《歙县志》卷9亦载，江春继祖父、父亲后经营两淮盐业，“练达明敏，熟悉盐法，司鹾者咸引重推为总商”。据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江春在担任总商时“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月拱手，画诺而已。”江春对盐法制度的熟悉、明察和才干，连乾隆也极为赏识。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在接受乾隆训示时，乾隆总是说：“江广达人老诚，可与咨商。”清代扬州盐商打通盐政、盐运使司衙门以及结交政府官员以“乘势”而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三、“术”：“富者必用奇胜” 商道中的“术”，指的是营商的谋略。营商的谋略建立在对商情有准确认知的基础上，对市场做充分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决策，即采取何种方法经营产业。商业谋略得当与否，往往关乎到经营的成败。商情是可以摸清了解的，《货殖列传》就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 司马迁记载说：凡是勤俭节约，并且肯花劳力是“治生之正道”，但真正要发家致富，“必用奇胜”，即要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和本事。司马迁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超乎常人发家致富的人，“此其章章尤异者也”。他说这些人一没有爵邑俸禄，不是当官的，是“布衣匹夫之人”；二没有“犯法弄奸”、杀人越货，而是“与时俯仰”，根据市场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即时应对，获其赢利，他们“取与以时，而保财富”。这些人“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其中佼佼者，“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致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所言的“奇胜”，即是谋略。商人白圭在经商中，用伊尹、吕尚治政之谋，孙吴用兵之策，商鞅用法之治，因而屡出奇招，看准商情，作出决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若没有“智”、“勇”、“仁”、“强”四种素质，经商是不会成功的。所谓“智”，是才能，“勇”是勇气，“仁”是仁爱之心，“强”是意志、毅力。白圭在经商中“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当年成丰收，收购粮食，给予丝漆予农民，春茧上市时，收购帛絮，予农民以粮食。要想增加财富，就要经营下等谷物，满足百姓需要；要想增加粮食产量，就要经营上等谷物。 商人苍蠡和经济学家计然辅佐越王勾践。计然向勾践献上七条治国的经济政策，勾践用其中五条，“修之十年，国富”，最后灭了强吴，“称号五霸”。范蠡用计然之策经商，19年中三致千金。据《国语·越语下》，范蠡说：“从时看，犹救火……唯恐不及。”经商如救火，迅速决策、出击。 计然认为“旱时应造船，水多时则预造车辆，这是物之理也”。要根据天时的变迁轮回，预作应时。商业贸易也是如此。粮食买卖，“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收购价百分之二十则病农，百分之九十则病商，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本末俱利”。价格上“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积著之理”。在商品经营中，一定要讲究质量，“务完物”，并且不能囤积货物，以免资金周转不灵，要“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仅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具行如流水。”市场货物价格贵贱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财富货币的取得也如流水一样，瞬息万变，一定要把握好市场的动态信息，适时出击。在司马迁看来，“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头脑要清醒。有智慧的、头脑灵活的人才可以言富，“既饶争时”，“与时转货赀”。 孔子“身通六艺”七十二门徒之一的子贡，“废著鬻于曹、鲁之间”，在物贱时收购贮存，物贵时售出获利，因而累积千金。他是孔子学生中最为“饶益”的。应该说子贡的致富靠的是对市场商情的熟悉和正确的决策。 市场调研是商业经营的重要一着，为商家的决策提供依据。计然曾说过：“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打仗要作好准备，从待用之物就可知物资的多少，二者相互对照就可明白清楚。这是用战争来比喻商战。它告诉人们经商时要做市场的调研工作。白圭的“乐观时变”说的也是不断变化中的市场情况，从而预测市场对物资的需求。《论语·先进》载，子贡没有得到孔子的“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说明子贡善于掌握、预测市场行情，因而屡屡获中，孔子也不得不承认而不责备他。事实上，用计然的话来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市场的情况是可以观察的，问题在于要站在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去思考与理解。 商业的谋略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千万不能拘泥于一时的得失。《货殖列传》记载了一个极为生动的实例。蜀郡卓化的祖先为赵国人，用铁冶致富。秦攻占赵国后，强迫卓化等百姓搬迁，夫妻二人推着辇车前往搬迁地。许多人用货财贿赂官吏要求搬迁到近处，只有卓化认为，此处土地贫瘠狭小，难以发展，他们听说蜀郡岷山一带土地肥沃辽阔，遍地是野生的大芋头，至死不会挨饿，并且还有大批民工可以通贸易，他们便要求搬迁到远处的岷山。当他们搬到临邛县时，非常高兴，立即开山鼓铸冶铁，并且运筹策划，终于成为当地的富翁，家中拥有奴隶千余人，还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的池塘，可供射猎之乐，过上了富比人君的日子。卓化之富在于他们有长远的眼光，而这种眼光是基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信息。 四、“责”：“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称，农、工、商、虞这四大类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民所衣食之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中不难窥见司马迁对商业与商人的社会责任的定位。当今，我们都在热议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司马迁的这一番话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社会的各个群体各自从事的职业不同，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国家社会事业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安定、富足而做出各自的贡献，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的责任。越王勾践用计然富国富民之策，使越国国力增强，在十年之后灭了吴国，成为五霸之一。治国之道与“积著之理”是相通的。 《货殖列传》引用了齐国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又引申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商人富有之后，应该“好行其德”，去回报社会，负起社会的责任。白圭在谈及商人智、勇、仁、强四种素质时，指出商人要有仁爱之心，既不搞欺诈，要取之有道，对社会要贡献。 在司马迁笔下，不少商人具有仁爱之心，例如范蠡在三致千金之后，把财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因此，司马迁高度评价范蠡这一行为，称他为“富好行其德者也”。子贡是一位集儒、官、商三位一体的三栖式人物，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他在孔子的培养下，也具备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富而不骄”，“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富有后用资财支持老师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和弘扬孔子学识和政治主张，对思想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司马迁赞扬说：“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没有文化、道德素养何来如此行为!所以，提高学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是商家的基本功。无怪乎后代的商家要尊重范蠡的陶朱事业和子贡的端木生涯，把二人对事业的执著、才干和道德修养作为楷模和追求的目标。 总之，商家用正当的途径致富，既富国又利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财富，无可非议。关心国富，关注民瘼，才是主旨所在。当今，我们探讨儒商，似乎应该从先辈那里寻求一些思想的渊源吧。 (责任编辑 子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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