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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的一篇文章《谁是滑稽戏的主流》在《上海老底子》上发表，没想到，读者发表的读后感的字数，比我的本文还要长。说明大家对滑稽戏的前景还是非常关心的。其中一部分读者认为滑稽戏不景气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上海居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了不少“新上海人”，他们还无法欣赏以吴越方言为基本语言的滑稽戏。于是就让我想起我曾经在拙作《幸福相对论》登载过的一篇散文《“新上海人”的滑稽戏浮想》的文章，或许对滑稽戏如何面对新形势下的观众进行转型有点参考作用。本文也是我对老一代的滑稽艺术家们表示敬意和怀念。由于篇幅偏长，我把正文和附录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新上海人” 的 滑稽戏浮想 （上） 钱平雷 本人撰写的《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一文，曾用电脑打字，与其他几篇文章一起交《上海盟讯》副总编张光武先生一阅，请他在散文创作方面予以指点。因为他是大学中文系出身，是行家，并非发表之意。不料他将《滑稽戏也要与时俱进》一文在《上海盟讯》发表了。于是就引起了外界的反响。
首先通过张总编反馈到我这里的是上海滑稽剧团的党支部书记曹强同志。他觉得此文对滑稽戏现状的评论有点独到之处，希望与我继续接触交流一下。应他之邀我去了位于江宁路上的艺海大厦里的上海滑稽剧团。进门厅后，发现大厅里有几位面熟的人。后来他们也向电梯方向走来。这座大楼的电梯分A、B座。乘客根据自己要上的楼层揿按钮，显示屏会告诉你应乘A座还是B座。我被告知在B座，然后这批人也等候在B座梯入口处。我仔细一看居然都是滑稽名家：吴双艺、翁双杰、李青、陶醉娟，还有青艺的方艳华。听见李青在问：“王双庆，最近到哪里去了？”，“到三峡旅游去了。”我转过头一看，瘦瘦个子，戴着眼镜的王双庆先生正站在我旁边。此时从A座电梯下来的童双春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B座电梯的门开了，我和他们一起挤了进去。在电梯运行的过程中，我有一种从未有的欣喜心情油然而生。这些名艺人我都非常熟悉，但只是我认识他们，而他们却并不认识我。以前除了个别在会议场合遇见外，只有在舞台或电视上才能看见他们。如此近距离与他们挤在一起倒是前所未有，但又不能搭话。只觉得心脏跳动速度加快。说明当时我是比较激动的。
说起来，我活到这把年纪，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心情呢？事后我经过思考，是否因为从小接触滑稽艺术，从骨子里喜欢滑稽。作为滑稽艺术载体的这批艺术家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在与曹书记的交谈中，发现大家彼此的观点是很接近的。只不过我是局外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认为有所启发，建议与剧团开个座谈会交换意见，请我做一个中心发言。我真没想到一个滑稽戏的爱好者去对滑稽名家谈滑稽戏的发展问题，真是不折不扣的班门弄斧。但从另一角度一想：现在提倡学科交叉，提倡创新，或许我一个科技人员的思考可以给文艺界的同志带来一点启示，那就“功德无量”了。
滑稽戏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是最能体现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中诞生的“海派艺术”的艺术形式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滑稽艺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代表人物就是姚慕双、周柏春兄弟。与其他艺术品种不同，梅兰芳、袁雪芬、丁是娥、蒋月泉、筱文艳等艺术家分别是京、越、沪、评弹和淮剧的代表人物。人们在一提起某一剧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述人物。即使是要两人表演的对口相声，人们最先想到也是其代表人物——侯宝林。而姚、周兄弟却是合二而一，不能将其分开的一对。如果只提其中一位，就会产生缺憾。经过杨华生、袁一灵、笑嘻嘻、文彬彬、田丽丽等艺术家以及承上启下的双字辈演员以及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严顺开、王汝刚、钱程、毛猛达、顾竹君等中青年演员的共同创作，应该还要包括像缪依杭、王辉荃等这样的编导和其他舞美、音乐等职员的共同奋斗，才形成了现有比较完整的滑稽戏艺术。所谓九腔十八调、各种方言、戏曲流派的模仿都是以移民到上海的各地居民的文化背景作为依托来进行创作的。  上海滑稽戏《账房先生》（周柏春）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性质未变，但是其经济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由工商城市向金融、经济、信息、贸易、航运中心转变。其从业人员也从产业工人为主向从事第三产业为主方向转移。而且这个第三产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餐饮业之类，而是咨询业、会展业等高科技、高文化含量的第三产业门类。不言而喻，从事这种行业人员需要较高的文化素质。政府为了构筑人才高地，改变了上海人只向外地输送人才，而转为尽力吸引外地乃至海外高素质人才来上海工作落户的对策。另外，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吸引海外大量企业、资金抢滩上海。随之而来不少外籍人士及其家属落户上海。这外地和外国的人士与原来在上海生活的上海人，各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在接触和交往中不断碰撞，产生火花，又互相融合，诞生了“新上海人”这一概念。我们原来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实际上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新上海人”中的一员。在2001年9月曾经召开过一次关于“新上海人”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当时包括哲学、经济、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等各种学术领域的专家与会。“新上海人”的概念被各界人士所认同。既然“新上海人”是存在的，而且外来的成分还在不断扩大之中。那么立足于海派文化的滑稽戏又应如何来应对这个变化呢？
从最普通的谈起，目前滑稽戏中台词使用的方言是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语系方言为主，这里还包括宁波、苏州、无锡、绍兴、常州等地方言，再加上山东、广东、苏北、四川等地口音的普通话。因此能听懂台词的只能是懂吴语的观众。而反映比较完整的“新上海人”应该是以普通话为基础再夹杂其他地方口音的台词，这样就能为更多地方来的“新上海人”所欣赏。本来在上海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场合就是以普通话为主要语种进行交流的。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必须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嘛！姚慕双先生的英语很过硬。所以他能表演带宁波、浦东、山东、苏北口音的英语。不但外国人听得懂，还可从中领略中国各地方言的特点和魅力。而上述方言地区的人士也照样可以欣赏到带着方言口音英语的趣味所在。这说明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互相交杂是可以为原来各种语言的掌握者共同欣赏的。这一点可以用数学的“集合论”中的“交集”的原理来得到验证。希望滑稽界的朋友再扩大对湖南、安徽、陕西、山西、东北等地方言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与吴语系的语言进行交叉，可以派生出互为理解的语言。既有趣味，又扩大了观众队伍。 上海滑稽戏《黄鱼调带鱼》（王双庆，翁双杰）其次，设法把滑稽艺术的表演内涵通过外来文化，显示出来。如上海说唱《金铃塔》中的绕口令外国人听不懂。但有些本身也没有什么真正含义，只是表演口头熟巧而已。如：“冰、钉、星、鹰、灯”五个字，反复快速地交替，如果换成日语中的五个K行假名ka,ki,ku,ke,ko反复快速地交替，日本观众就能领略到上海说唱的精彩表演了。如果请一位日文专家应用日语语言规律，用日文编排一段《金铃塔》，肯定可以走出国门，大显身手了。我们上海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学外语比其他地方的人来得容易。可能是本身口音就带着外语的音素。据我研究，一般说来上海人学英语、日语比较到位。而德语有点像宁波话，比较硬；法语有点像苏州话，比较软；俄语节奏有点像扬州话，这些相似处都可以作为我们开发滑稽题材的好资源。况且上述方言对滑稽演员来说都不在话下。像周柏春当年把湖北话中的“喝药”与上海话中的“淴浴”的混淆也确实是制作笑料中的经典之作。
为了增加滑稽戏的表演深度，在学习某种方言的同时，更要挖掘这个地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某年春节联欢会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举行，三个地方的演员表演同一个题材《拣皮夹》。在处理如何归还的过程中，不同地方的人就有不同的方式。北京人喜欢谈论政治，于是对失主就要进行一次政治说教；上海人有经济头脑，要求失主讲出皮夹中各种面值的票子各有几张；陕西人比较淳朴，只要失主讲出皮夹子的颜色就可以了。这个小品的编剧者确实是有水平的。他在应用方言表演的同时，还挖掘出各地人思考问题的特点。同样，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别则更大。都在上海生活，可以找出许多内涵的东西。即使是日本人，虽然与我们同是亚洲人，有时外表也难以区分，但其思维方式与我们有天壤之别。在融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互相碰撞肯定会有不少笑料可以挖掘。
与其他艺术也可以交流，从而得到启发。童双春先生是一位英俊的男士，表演滑稽反而比较困难。但与他搭档独脚戏的李青先生，却是长相比较有特点的艺术家。两人的搭档真可谓珠联璧合。一个动时，一个静；一个在摆噱头时，另一个作旁边幽默地进行铺垫；一个用语言，一个用肢体。由于他俩表演过程中不断产生强烈对比反差，就将艺术魅力充分体现出来。这就像书法艺术中的行书。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在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左右、上下的笔画之间不断以浓淡、干湿、粗细、疏密、工整和潦草等手法进行演绎，造成反差对比，以此体现书法的魅力。这是我在对滑稽戏和书法两门艺术进行比较后得出的体会。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场滑稽戏，编导人员把剧中人都处理成动态幅度很大的人物，缺乏静态幽默的人物来对比，使剧情的内涵打了折扣。另外，京剧四大名旦中的荀派艺术与翁双杰先生的表演艺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互相借鉴，请行家不妨进一步研究一下？
利用各种知识成果，特别是已经形成理论的东西来指导滑稽戏的创新，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曾经去观察过中国语言的变化规律。比如有一句话：“天气热了，人不喜欢吃肉。”用北京话，其中热、人、肉三个字的声母用的是“ｒ”音；可是到了辽东、山东一带就用“ｙ”音；到了苏北就用“ｌ”音；到了上海就用“ｎ”音；到了杭州就用“ｚ”音了。开始我还为自己的发现沾沾自喜，后来看了一本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有关方言的书，原来这种现象语言学家早就研究透了。只是我是外行还不知道罢了。因此建议滑稽戏的编导、演职人员如果更多地接触各种领域的专家，肯定可以受到启发，找到可以挖掘的素材。同时又使观众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这对知识界和文艺界来说不是双赢的局面吗？科技界的人士更多的是逻辑思维，而文艺界的人士更多的是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之间没有截然的鸿沟存在。如果多搞些换位思考，肯定对双方的事业推进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企盼能够代表“新上海人”的海派艺术，当然也包括滑稽戏的新生。 （选自拙作《幸福相对论》，写于2002年10月） 配图、视频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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