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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曾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伴侣，因为一些矛盾，二人分道扬镳，一别数十年。 直至1959年贺子珍上庐山，与水静在庐山畅谈往事，外孙女孔东梅曾说，那是外婆最大的收获。  与毛主席分道扬镳1909年仲春，湖南永新县城西20公里处山青水秀、风景幽美的万年山下，禾水河畔黄竹岭的小村里，有户贺姓人家，生了一个女婴，取名自珍，乳名桂圆，6岁求学时改名子珍。 贺子珍的家乡离井冈山只有几十里，早在童年时代，她曾随父到山上走过亲戚。 那时起她就经常听到山上绿林好汉聚集打富济贫的消息，对袁文才、王佐等人打内心敬佩，她常想，这些穷人的队伍就是这样一支威胁着地主老财和反动势力的绿林军。 于是她暗下决心要加入这支队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带上贺敏学一起上井冈山，投奔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 同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上了井冈山，两支队伍合为一体，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的前身）。 贺子珍便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女战士，不久成了时为红军旅长何长工手下唯一的妇女队长。 由于同一个战壕战斗，贺子珍很快结识了毛主席。 相互都有好感，他们经过战火的考验，很快结成了恩爱夫妻，共同度过了中央苏区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  1934年又随毛主席一起长征，负过重伤。 在他们相处的10年战斗生活中。 贺子珍先后生育了6个孩子，但最终留在自己身边的，只有在陕北生下的女孩李敏。 到了陕北后，生活环境算是安定了，但又因性格差异，常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产生误解，与毛泽东闹僵。 1937年底，生性倔强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 从此她离开了毛主席，造成一生中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直到1947年东北解放后，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她才带着3个孩子回到哈尔滨，可是，后来三个孩子都去了北京，而她，却不行。 1949年上海解放后，她一个人来到了上海。 贺子珍心中一直有着遗憾，直到十年之后，她终于有机会上庐山，完成自己的心愿。 对于这一件事，多年以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曾在著作里面记录，她表示，和水静女士的一夜畅谈，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是贺子珍最大的收获。  在庐山与老友畅谈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过得很不好，她曾经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提到苏联的生活“比长征还要苦”。 所以贺子珍是带着一身病回到祖国的。 回国之后，贺子珍很长一段时间里借住在贺敏学的家中，只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得以容身。 女儿来探亲时，觉得这很不利于贺子珍休养。 但是贺子珍却始终不愿意开口去麻烦组织，贺子珍觉得，相比于过去战争时期的生活，现在已经好太多。  回国多年以来，贺子珍都心事重重，对她身体的恢复很不利，而这些心事，最终在1954年彻底爆发。 1954年，贺子珍在广播中听到毛主席声音，引爆了在心中积郁多年的思念、痛苦与悲伤，严重损坏了神经系统，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她不得不入院休养。 1954年的这场病，让贺子珍在上海好好休养，但是奇怪的是，她却突然经常被组织通知，让她去外地散散心，过段时间再回来。 一次两次贺子珍尚且理解，等到次数越来越多之后，贺子珍开始觉得莫名其妙起来。  原来，毛主席在1953年60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 那时毛主席住在兴国路，距离贺子珍寄住的泰安路很近。 然而后果是久而久之让贺子珍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 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病情更加恶化。 在身边的亲人和关照她的朋友一个一个因工作等原因离开上海后，贺子珍倍感孤单，产生了换个地方住住的念头。  贺子珍1958年5月从上海来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组织给贺子珍安排的住房还不错，是一栋两层高的小洋楼。 贺子珍虽然离开祖国十年，但她依然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同志，所以省委给她的待遇很不错，甚至配了一名护士。 1959年贺子珍的老朋友曾志恰好有事来到南昌，她见到了贺子珍。 这一次见面，也促成了一个几十年未完成的大事——让毛主席见一见贺子珍。 曾志与毛主席提到了她见贺子珍的事，毛主席思忖了片刻之后，仿佛是想到了他与贺子珍十年的甘苦岁月，随后对曾志说，把贺子珍接上来让他们见一面。 曾志将毛主席安排告知汪东兴，汪东兴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商量。 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 但是，最开始为此事牵线搭桥的曾志却没有参与后来的部分。 毛贺相会方案不得不做出调整：杨尚奎夫人水静代替曾志，7月7日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山。  不久之后，水静来贺子珍住处请她上庐山避暑。 贺子珍推辞道：“花公家的钱呦。”经不住热情相邀，她终于同意上山。 在朱旦华陪她在山上度过第一个晚上后，第二个晚上便被汽车送进了“美庐”。 1959年7月9日晚，贺子珍乘坐的轿车无声无息地停在一栋两层楼前。 打开车门的是卫士小封，他与水静一同把贺子珍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值班室坐下。 然后小封上楼报告毛主席说水秘书她们来了。 随后，贺子珍在水静的搀扶下走上了二楼，水静和卫士都悄悄地回到了值班室等待着。  水静在值班室中坐着，回忆贺子珍的初见、再见，不由得一阵唏嘘。 突然，一阵“叮铃铃”的响声把水静从回忆拉到了现实当中。 那是毛主席在召唤卫士小封，水静随后低头看看手表，发现距离贺子珍进去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水静觉得，过去这么久，两个人谈得应该不错。 正想着，小封把贺子珍搀了下来，贺子珍坐下后对水静说，毛主席请她上去一下。 水静赶忙上了二楼。  之间毛主席手里夹着烟坐在沙发上，脸色不是很好，他对水静说，多多注意贺子珍的情绪，她很激动。 毛主席还交代，第二天让水静护送贺子珍下山，下山以前，不要离开她半步。 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毛主席说完之后水静心中一紧。 贺子珍拿走了毛主席三瓶安眠药！ 水静背着重重的任务离开了，晚上，她和贺子珍睡在一起。 贺子珍一直都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上了床之后也不睡觉，只是一直在说话。 水静安静地听着，但脑子里还是不停在想怎么把她拿的安眠药给收回来，但她不敢轻举妄动，便安静地聆听贺子珍说话，偶尔回答一两个字，表达自己正在听。 当贺子珍再次提起毛主席的时候，水静趁机将话题引导了安眠药身上，哄得贺子珍把安眠药给了她。 水静当时状态也不是很好，那几天因为忙毛贺见面一事，晚上没睡好觉，中午也没时间睡觉。 今天好不容易任务完成，人难免有些卸了力道，就困了。 但是水静还是勉励自己打起精神，贺子珍想要倾诉，她一定要当好听众，不光是对贺子珍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贺子珍所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第一次与外人吐露。 贺子珍说起了她和毛主席刚结婚时候的事情。 刚结婚时，贺子珍还不满十九岁，但她早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也是因为革命与毛主席相遇。 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的十年间，尽管一直在枪林弹雨里讨生活，尽管生活条件一直不是很好，但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还是很不错。 不过，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当时贺子珍年纪也不大，所以有一些任性，和毛主席常常会吵架，但吵完很快又会和好。 贺子珍有时脾气不好，毛主席一般都不会和她计较什么，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在瑞金期间，虽然毛主席在党内受到排挤，但是和贺子珍的感情却是一天比一天更好。 当时，贺子珍的身体不太好，还生了一次大病，元气大伤。 毛主席不辞辛劳地照顾贺子珍，这让贺子珍心头感觉十分温暖。 而且在瑞金的时候，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毛主席都会事无巨细地和贺子珍交流，贺子珍也更明白毛主席的想法，两个人的心便贴得更近了。 水静听完之后有些疑惑，她问贺子珍，为什么和毛主席感情怎么好，还要毅然地去苏联呢？ 说到这段往事，贺子珍忍不住长叹一口气。 那时到了延安之后的事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它象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 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毛主席是个博学的人，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 贺子珍的文化程度不高，过去她与毛主席之间的思想交流，虽然不是很多，但多少还是有些。 到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了，毛主席常常忙于工作，忙于和新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交流，同贺子珍的思想交流更加少了。 贺子珍感到孤独，感到苦恼。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贺子珍谈到这里时很激动，“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于是就经常和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水静想起这件事情，她曾听说过是贺子珍打了一个和毛主席谈话的外国女记者耳光。 贺子珍没有回答水静的问题，而是继续说了下去，他们日吵夜吵，吵到后来，毛主席干脆不和她吵了。 正是这样冷淡、疏离的态度，让贺子珍伤透了心。 但贺子珍还是爱毛主席的，她也很恨自己为什么文化程度不高，于是，她决意前往苏联学习，贺子珍觉得自己才二十多岁，学什么都很快，只要学成回来，她和主席就不会再无休止地争吵了。 贺子珍决定去苏联，跟上毛主席的步伐。 为此，她拒绝了无数次毛主席恳切的挽留，从延安到西安、再到苏联，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托人捎口信、写信、打电话，通通没能挽回贺子珍。 贺子珍对水静说，她真的只是想学两年便回来，谁知道这一去就被困在了苏联。 刚到苏联时，条件还可以，苏联政府对贺子珍也不错。 但是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苏联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贺子珍，便把她和女儿一起送到了一个小城市里。 在小城市里，贺子珍母女俩没有吃也没有穿，只能靠她做一点针线活勉强度日。 当时女儿娇娇的身体也很不好，她没日没夜地熬，把自己的身体也熬坏了。 所以贺子珍才说，在苏联的生活比长征还要难，她和女儿真的吃了太多的苦。 但贺子珍心中始终有希望，有念想，她要回国和主席团聚。 可贺子珍没想到的是，自己等来的不是回国的消息，而是毛主席再次结婚的消息。 知道这件事之后，贺子珍肝胆俱裂，追悔莫及。 听到这，水静已经困极了，但是贺子珍还没有停歇，贺子珍仿佛一点都感觉不到困倦，只是不停地倾诉着，倾诉着。 此时的她还有很多话，想要第二天与毛主席见面再聊一聊。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见面，是毛主席和贺子珍阔别22年的见面，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面。 贺子珍被毛主席派人匆匆下了山，从此之后贺子珍再也没有见过毛主席。 而这一夜与水静的畅谈，贺子珍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谈及那一段隐秘而令人伤心的往事，她将心中这些年来的苦与思念，都说给水静了。 尽管第二天没有再见到毛主席，但是由于这一次和毛主席在庐山的相见，使得贺子珍对庐山这个地方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贺子珍自这次被接到庐山与毛主席面晤后，又回到南昌住了三四年。 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省委给予贺子珍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时贺子珍在级别上属于厅局级，在江西却享受省里最高待遇，每天有二两猪肉供应。 毛主席一直挂念着贺子珍，经常叫李敏到南昌三纬路去看妈妈，他见子珍抽烟，常常将中华烟、熊猫烟从北京捎去，毛主席还派过秘书叶子龙送给她500元钱。 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如陈毅、康克清等人都顺便看过贺子珍，转达毛主席的问候。 贺子珍后来在南昌的几年中，除了重病在上海住院之外，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庐山待一段时间，疗养一段时间。 贺子珍难忘庐山，据说是由于迷恋那年在庐山和毛主席见面的一段深情。 贺子珍于1963年离开南昌三纬路小院，前往时任福建副省长的贺敏学住地福州。 1966年初夏，贺子珍又去庐山一次。 那一次，接待处安排贺子珍住在庐山第四招待所，由所长胡春娥全程陪同。 贺子珍吃饭不讲究，一天要抽一两包烟，一般晚上抽得多，静静地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 她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 有一次深夜一点半钟了，贺子珍还没睡，胡春娥上楼准备请她早点休息时，只听贺子珍正给李敏打电话：“爸爸还好吗？你们要劝他注意身体。”话语是那么亲切。 第四次贺子珍在庐山住了一个多月。 一直陪着她的胡春娥回忆说，当年与毛主席交谈的地方，贺子珍反复去了多次，有时伫立沉默良久，有时老泪纵横，发出阵阵叹声。 对于与贺子珍的这段往事，毛主席也是深深遗憾着的，但很多事情，只能用“造化弄人”来诠释。 往事如烟如果没有贺子珍和水静在庐山上彻夜长谈的那一夜，也许当初贺子珍毅然决然离开毛主席的很多细节我们都无从得知。 更无法知道，贺子珍从延安去到苏联，在苏联生活数年的心路历程，也无从得知她对于毛主席十年如一日的，从一而终的深深的感情。 贺子珍与毛主席患难十年，虽然后来再没有缘分做回夫妻，但是他们的情谊是永远留存在心中的。 参考资料《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20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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