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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导师木斋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毕业后没能走上学术之路，既觉得遗憾，也觉得愧对恩师。或许，学术只适合当年的赤子和如今殷实的二代。 二 “五四”被普遍认为是楚辞现代研究的开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学者们纷纷采用新的方法，拓展思路，力求用新的角度阐释这门古老的学问，加之不断有新出土的文献，时至今日，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论著已是数以百计，论文更是数以千计。也产生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和楚辞研究的专家。近百年来楚辞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一）楚辞的文献整理。可以说，楚辞的研究从古至今相对都是开放的。尽管它与《诗经》并称，却并未列入五经，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诗经》称经，后人在辑补刻印之时便不敢随意改动，成为了不刊之作，所以后世《诗经》之文献学著作便甚少，多为阐发；楚辞却不然，东汉时期王逸的写本已是无迹可寻（今存最早善本是明正德十三年吴郡黄省曾校、高第刊本），就连在刊刻极为发达的宋代，洪兴祖的注本也已两处茫茫皆不见，今存最早的刻本已是明嘉靖间佚名所刻仿宋本，所以楚辞至今还有文献工作需要完成。《天问》便是典型的代表。《天问》中很多字句有明显的不顺畅，有学者认为是错简所致。其文因年代久远已难以考辨。但是如果早受重视，古人多有整理、校勘，也未必至此。《诗经》遭秦火尚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不得不说与他们本身所受重视有着极大的关系。 近代研究楚辞，文献整理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在这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如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注疏长编》、《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楚辞注疏长编》乃游先生生前花很大精力编纂的资料长编，它们甚有助于研究者参考利用，可省却不少翻检之劳，尤其该长编每一句原诗的注疏末，均附有编纂者自撰的[按语]，这些[按语]力求辨别真伪，剖析疑义，梳理线索，而后作出判断，所说虽属一家之言，然因系综合了历代诸家之说基础上而发，故极具参考价值，是编纂者功力之再现。”与游国恩先生同时且同样成就卓越的是姜亮夫先生。他的《楚辞书目五种》是他注重文献的风格之体现。书中分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五种，这是一部提供研究楚辞资料的工具书，不仅列楚辞各家刻本，还将后代研读资料、模拟仿作以及读书札记中对楚辞的品评搜集备至，资料汇集全面，是任何研究楚辞的学者都不能绕开的文献。尤其姜先生早年在巴黎求学所制书卷胶卷，更是为楚辞的文献版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楚辞通故》则是姜亮夫先生自己研究楚辞的成果之体现了。全书分为十大类：词，天事，地舆，人事，历史，文物，制度，博物，意识，解题与文体，每大类下又分别有小类。这本著作，力求通故，对楚辞中所涉及的典故、名物无不上下求索，从文学、历史、文物等各个角度予以阐释，态度是异常认真的，正如姜亮夫先生在《自叙》中所说：“据楚史、楚故、楚言、楚习及楚文化之全部，具像以探赜屈宋作品之真义。作为中土古民族文化之典范，自内证以得之，遮拨数千年诬枉不实之旧说。……至于今世国人，动以中土旧史比附西说，以汉语挹注欧罗巴语法。”姜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今日的学者仍是有启发意义的。稍后的饶宗颐先生著有《楚辞书录》。此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楚辞各个古本的刊刻、流传以及保存情况，亦是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然而相较之下，功力尚不及姜亮夫先生的著作。以上几家在楚辞整体上着力较多，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则有所偏重，在文献工作上，闻一多先生的成就在《天文疏证》上，总的来说，这部书是集前人成果与个人见解的达成，是研究《天问》的力作。此外，像詹安泰先生的《楚辞笺疏》，陈子展先生的《楚辞直解》等亦是楚辞繁多注本中较有影响的著作。 近年来，出土文物又极大推进了楚辞的文本解读和文献整理。主要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等。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及帛画等。陕西临潼县出土的利簋铭文。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的竹简。湖北随县擂鼓墩号墓出土的编钟、磐、鼓、瑟、琴、笙、箫等器物。江苏盱眙出土的楚汉窖藏品等。此外，还有云梦出土的秦简、阜阳出土的汉简。长沙三国大量竹简尚在整理之中。这些文献，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但他们对楚辞研究的推动作用将是无需赘言的。 总的说来，楚辞的文献工作是楚辞研究中各个方面成绩最大的，前辈学者们继踵古代学者的成就，以旧学为根基，辅以西学的路子，在大的框架上基本梳理清了楚辞的名物、典故、本事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扫清了楚辞阅读中的障碍，当代的研究，更多已是在细节上的修补。 （二）屈原生平研究。屈原的生平虽然在《史记》中有记载，但事迹还是过于简略，生平中极为重要的生卒年问题就没有给出明确的年代。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先生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为依据，采用天文历法的推算方法，认为其生年是公元前340年正月七日；以端午节为期，推论其卒年为公元前279年五月五日（《屈原研究》）。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有点违背了孤证不立的原则，仅以天文历法推算，未必是靠得住的。林庚先生就认为，只依靠星名，是无法圆通解释的。他认为，生年应是公元前335年正月七日（《屈原生卒年考》）。汤炳正先生认为是公元前342年正月二十六日（《屈原赋新探》）。其中，浦江清先生的考辨较为圆通，他认为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这一说法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不过至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没有中止。毕竟，这一问题不是仅仅涉及到屈原作品的研究，对楚辞的渊源问题也是有着重要帮助的。举个词史上的例子，如柳永的生卒年，在唐圭璋先生考证后，发现柳永的生年并不是原来所认为的晚于晏殊等人，相反而是早于，这样的话，词史也必然有所改写了。 此外，还有屈原先祖的问题，屈原放逐时间和次数的问题，这些问题几经讨论，大多数已在学术界内达成共识。“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职外，有两次飘落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这是在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之时，自己离开了郢都。《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但他在汉北仍不能忘怀君国故都：'淮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另一次是在江南，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这是屈原遭顷襄王放逐之地。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可以说，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的关（的关，确切相关之意）的。” 关于屈原的生平研究，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便是怀疑屈原的真实性。由胡适最早在《读<楚辞>》中提出，陆侃如之后参与了讨论（陆侃如是不同意胡适的观点的），至当代仍有朱东润等学者响应胡适的观点，朱东润先生于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阐述自己的否定论观点，其实，屈原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反映出一种胡适肇始的学术观念，即神化民间，否定古典的一切的疑古观念，这种观念，至今仍有余波。 （三）屈原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屈原是否是爱国诗人，一是屈原的思想流派。这一问题，曾经引起过较大的争论，尤其是建国初期。因为这一时期的讨论与政治联系过为紧密，在以往的综述中，这一部分往往被数笔带过。其实，这部分内容是很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由当代人写，也是写给当代人的，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学术研究之思想烙印。如讨论屈原是爱国诗人、人民诗人，这类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诗歌月刊》1946.5.6），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中国青年》1950年7期《人物杂志》1950年5、6期），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光明日报》1951.4.15、16、17），文怀沙《人民诗人屈原》（《光明日报》1952.5.28），褚斌杰《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大公报》1953.6.13），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6.15），游国恩《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6.15），郑振铎《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6.15），茅盾《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9.28）。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是非常之多的，这与屈原在这一时期被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当时的学术，难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在今天是需要斟酌看待的。屈原的思想，有学者认为是儒家，他的思想中确实也有忠君爱国的成分，在文革期间，屈原又被列入了法家，不过这已不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了。一方面，我们不应过多受西学影响，强行地把屈原归入哪一家，用辩证法定性，找出所谓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屈原就是屈原，应该从屈原本身的角度看待；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立足时代，又要超越时代，去进行文学的研究。 （四）比较研究。屈原的《离骚》以幻想的方式创作，充满了瑰奇的想象。后世西方文学作品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与之相类，梁启超先生最早在1922年东南大学的演讲《屈原研究》中提出，由衷赞美屈原作品中的想象力，认为后世除了但丁的《神曲》很少有出其右者。后来的徐志啸先生的《屈原与但丁》比较详细地比较了二者的异同。这是与外国文学的比较，所得的启示与结论更多已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以及文学的普遍规律，这只能视作外延性的研究了，对楚辞本身解读的帮助其实是不大的。相较之下，与《诗经》的比较研究，对楚辞的解读意义更大，这也是由梁任公发端。用比较研究而又有益解读楚辞的显著成果，便是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中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了。钱先生对《离骚》之义的新解，对《九歌》中人称变换的解读，对《天问》缺点的批评，都是深刻且思辨的，如认为《九歌》巫觋在表演中兼有人神两种属性，“胥出一口，宛若多身（monopolylogue），叙述搬演，杂用并施，其法当类后世之'说话’、'说书’。时而巫语称'灵’，时而灵语称'予’，交错以出，《旧约全书》先知诸《书》可以连类。天帝降谕先知，先知传示邦人，一篇之中称'我’者，或即天帝，或即先知；读之尚堪揣摩天人贯注，神我流通之情状。”批评《天问》时，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高度，一反学术界对楚辞一味地赞美，“使无《离骚》、《九歌》等篇，《天问》道'瑰诡’之事，均先秦之'世世传说’，独立单行，仍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博古者'事事’求'晓’，且穿穴爬梳而未已。谈艺衡文，因当别论。篇中蹇涩突兀诸处，虽或莫不寓弘意眇指，如说者所疏通证明，然此犹口吃人期艾不吐，傍人代申衷曲，足徵听者之通敏便洽，而未得为言者之词达也。《天问》实借《楚辞》他篇以为重，犹月无光而受日以明，亦犹拔茅茹以其汇，异于空依傍，无凭藉而一篇跳出者。《离骚》、《九歌》为之先，《九章》、《远游》为之后，介乎其间，得无蜂腰之恨哉！”对楚辞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方法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文艺阐释方面。这方面为楚辞打开新思路的发轫之作当属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王国维受尼采、叔本华的思想影响，尝试用西方观念来观照我国的古典文学，治楚辞他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他认为屈原是南北文化融合、以北方文化为主的诗人，“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而“女姿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屈子诗歌兼具“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所以成为 “大诗歌”。他在《宋元戏曲考》第一次提出 《楚辞·九歌》 为 “后世戏剧之萌芽”的观点，也为后世所广泛采用和接纳。 20世纪，对楚辞的文艺阐释，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梁启超《楚辞解题及其方法》，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中《什么是九歌》和《楚辞校补》等篇章，游国恩《楚辞论文集》，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聂石樵《屈原论稿》，汤炳正《屈赋新探》。这些论著，对楚辞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阐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屈原是第一位独立创作文学的伟大诗人，在艺术上瑰奇壮丽的想象，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香草美人的意象，《九歌》中华丽深婉的语言，悲壮、崇高、绮丽的美学意蕴，深邃的哲理思考。这些都是前辈学者的贡献，但是从整体上看，文艺学的研究是没有文献学上的贡献大的。根据褚斌杰先生主编《楚辞研究·20世纪屈原研究论文索引》来做统计的话，将近2700篇的论文，涉及文艺学研究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又多集中在《九歌》、《天文》、《招魂》等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辞研究的热点与冷落之处。这其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半个世纪以来，文学上的研究总是和西方的新方法关联着的。从全盘引进西方的新方法到质疑新方法，又再度以实证工作为主，再到注重方法，这样的思潮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了文艺学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很大发挥才能的空间，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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