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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李四龙:人文宗教与佛教中国化历史经验

 timtxu 2022-11-19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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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简介

2022年11月18日晚7点,上海大学佛教思想史暨人间佛教学研究院“佛法智慧与人类文明”讲座系列的第三讲圆满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主讲,上海大学哲学系讲师盛宁以及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杨奇霖、黄凯参加与谈,讲座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佛教思想史暨人间佛教学研究院院长程恭让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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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

讲座伊始,主持人程恭让教授表示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四龙教授,称赞他的学术研究十分开阔、精深,相关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接着,又介绍与谈的三位优秀青年学者及各自专长。

李四龙教授对程恭让教授热情洋溢的欢迎与介绍表示感谢。关于本次讲题,他表示,“人文宗教”是佛教学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将人文宗教与佛教中国化的问题相结合,十分有趣亦颇具价值。今天的讲座,主要是从人文宗教的视角去认识和探讨佛教自印度传来以后中国佛教的主体性问题。他指出,人文宗教特别强调宗教的一个基本伦理是人文主义。就如,在中国我们讨论宗教问题时首先讨论的是“文神”关系,而非“人神”关系。人文宗教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人文立本、感应为体”。

李四龙教授认为,中国人默认“天道”,但仅限于哲学性地赞美,并无深究,即是因为中国人特别看重教化。中国的宗教承担了这种人文教育的功能,所以他更愿意将这种人文教育看成一种社会教育。实际上,面对各样的社会问题,宗教在当代中国仍然延续着传统的人文教育功能。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完成了向人文宗教的转变,尤其是禅宗将被神化的印度大乘佛教拉回到人文的立场,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文化主体性。


接下来,李四龙教授从三个方面对人文宗教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论述。

1.中国佛教的制度创新

李四龙教授指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同时也传入了一套社会组织形态——寺院。寺院是一种非公非私的基层社会组织,中国社会由此形成“宗族+王权+寺院”的社会结构。寺院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宗法关系,其组织的纽带不再是血缘亲情,而是佛法与戒律。寺院对王权和国家治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佛教的生存选择了顺从王权,这表现在僧团制度的重组上,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前提。僧团的重组,使各种伦理关系纳入到儒家的伦理框架内,如孝戒关系,这在《梵网经》《天台菩萨戒疏》等当中都有所提及。中国佛教伦理的重构,使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政主教从”的文化形态。

2.经典和教理的选择

    李四龙教授认为,佛教制度的创新也是通过经典的翻译和解释完成的,解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基本途径。解经有一套解释的章法,即解经体例。解经的目的和结果是要讲解佛经的基本含义,它代表了解经者的一些佛学立场,这就形成一些经典组合。比经典组合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会对佛经有着自己的理解,慢慢形成中国佛教的基本话题,也就是佛学主题。如佛学通论、佛典总论、经文解释,又如天台宗的解经体例等。他还认为,中国佛教有两大思想支柱——悲智双运与中道圆融。前者更加强调佛教的“慈悲心”,正与儒家“博施济众”的精神相契合;后者是对中国佛教伦理的重构,避免宗族社会对出家制度的排斥心理,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善巧方便。

3.基于个人机缘的有求必应

李四龙教授表示,宗教中,神秘的一面就是“感应”。无论宗教信仰,还是日常生活,“感应”无处不在。“感应”是中国人的宗教思维。如:天人感应、舍利感应、念佛感应等等。吉藏在《大乘玄论》中即讲:“感应者,乃是佛法之大宗,众经之纲要。”

4.小结

李四龙教授最后对中国佛教的“文化主体性”进行了回答。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佛教在中国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在变与不变之间对度的良好把握,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中国佛教具有的自我发展的能力来自于汉译佛典,也来自于中国佛教徒的日常实践,特别是在家众的实际需求。中国佛教的主体性,是印度佛学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所共创的。在这样的讨论下,我们要走出中国佛教的真伪论,更加考虑中国佛教自身的特点,更加重视和理解中国佛教的文化主体性。在现今后工业时代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佛教面对的不只是传统儒道,还有其他世界宗教,所以更应立足于如何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与谈环节

李四龙教授讲座结束之后,上海大学哲学系讲师盛宁、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杨奇霖及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黄凯随即展开了精彩的与谈。

盛宁博士说到,从中国佛教自身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两个层面。一是佛教传来中国后,如何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变从而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李四龙教授讲的佛教人文性自觉,很好地回应了佛教征服了中国还是中国涵容了佛教的问题。二是中国古代佛教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个层面与李四成教授人文性的提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杨奇霖博士说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观念的溯源或许还可以前推,有一个更长的学术史。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就以人文主义把中国与西方的宗教做了区分。如,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就称中国即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其背后的含义即是中国没有宗教。又提出能否整合考量中国佛教中藏传、汉传及南传主体性及共性问题的展望。

黄凯博士表示,李四龙教授对中国宗教三大领域和两重关系的划分,对他有很大启发。又讲到,在讨论佛教主体性的问题时,也可以回到佛教在中国的理想或者目标这一层面上去,包括在家众及出家众等各个群体的理想、目标。另外,黄凯博士对李四龙教授《人文宗教引论》一书中“混元并用”的部分表示有很大的兴趣。

三位青年学者与谈结束后,李四龙教授表示后生可畏,并对三位学者一一进行回应,讨论并谈及了中国佛教在今天及未来如何确立主体性的问题、民间宗教问题以及自己接下来的学术规划。并表示,他实则更希望民间基层能有更多的学校、更好的教育,来承担人文教化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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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总结

程恭让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李四龙教授精彩的研究,表示今晚的讲座十分生动、有趣且思想深刻,并赞赏三位青年学者的精彩与谈。程恭让教授表示,以往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上常常是围绕中国化的好坏问题进行讨论,始终缺少一个整体的理论构架,李四龙教授的“人文宗教”的研究范式,正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构架,这对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并且可以看到他对佛教中国化问题的诸多期望。最后,程恭让教授表示非常期待李四龙教授未来新计划下的研究成果。

至此,本场讲座圆满结束。

         编辑:李震、张芳芳、徐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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