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纵横捭阖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摆在了苏联和中国面前——日军的下一步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这可是关乎国运的重大战略判断，斯大林和蒋介石都高度注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曾几何时，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民政府与苏联已然彻底撕破脸。

不过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双方出于共同抗日的考量却再次搭上了线。

苏联想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不要北上攻击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则想借苏抗日，最好能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以共同应对来自东瀛的威胁。

面对癫狂的日本人，大家都害怕。

再退一步讲。

如果日本真的要动手，苏联希望日本南下侵华，而中国希望日本北上侵苏。

其实中苏这种对于日本的绥靖思维和欧洲大国对希特勒的想法完全一样——苏联希望祸水西引，英法希望祸水东引。

三十年代中期，大家（英法同盟与苏联-德国威胁/苏联与中国-日本威胁）都在一边谈结盟，一边仔细掂量观望。

从局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1931~1937）的这几年间，中国北方并不太平。

1933年，中日围绕长城爆发激烈冲突，日军南下的锋芒被暂时挫败。

1935~1936年间，关东军积极拉拢内蒙古德王，实际将德王变成了类似溥仪的状态。

随着日本在内蒙、东北一带的势力日趋稳固，中苏双方均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威胁。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做的评估，一旦中日开战，中国的军事物资准备仅够支撑三个月，必须依赖外援才能坚持下去。

现在问题来了，英美的确是比较支持蒋介石政府，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大战爆发后，日本很容易凭借海军优势占领和封锁中国东南沿海，英美的军事装备怎么运进来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全面抗战的八年，来自英美的援助进入中国非常非常困难——1942年短暂通过中缅公路运输过一段时间，1943~1945则是依赖代价高昂的“驼峰航线”。

与远在天边的英美不同，苏联近在眼前。

中国庞大的西北地区均与苏联国土接壤，新疆军阀盛世才还是莫斯科的小弟（一度加入苏共），从苏联输送抗日军火是最可靠、最便捷的。

更何况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才打起来，站在1936年的时间点看，美日、英日关系并未恶化到可以不顾一切援华抗日的程度。

而中苏此时此刻却是直接面临着日本威胁，根据中方情报，已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1936年底就要攻打外蒙古（实际在1939年发动了诺门坎战役），届时将兵锋直指苏联本土。

蒙古草原上的苏军坦克

1935~1936年间，蒋介石通过多个私下渠道秘密联络莫斯科，推销中苏联合抗日的方案；他一度派出大佬陈立夫赴欧洲“考察”，希望借机与苏联高官会面。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也有公开表态：

“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与传统认知不同，当时感受到日本威胁更加强烈其实是苏联一方。

据今天日本方面解密的资料看，三十年代中期，关东军曾把苏联做第一假想敌，准备拿下整个苏联远东地区。

受形势所迫，斯大林对于改善破裂的中苏关系非常积极，颇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

正当协调不畅之际，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为了拉拢蒋介石抗日、减小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莫斯科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作为重归于好的见证，斯大林还将老蒋滞留苏联多年的宝贝儿子蒋经国给送还回来（蒋介石对建立统一战线提出的条件之一）。

1937年初，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

蒋经国当时以半人质的身份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担任助理厂长兼厂报编辑；临行前，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

斯大林给小蒋灌输了一番“中国应成立抗日统一战线，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还在蒋面前把他背叛革命的老爹大肆表扬了一顿，很是尴尬。

由于不放心蒋经国一家三口路上的安全，苏联方面委派大名鼎鼎的鲁赤水先生一路陪同护送其回国。

历史洪流之中，人的命运犹如沧海一粟。

瓦赫列娃（蒋方良）和蒋经国，摄于1935年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的爆发是抗战期间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的七七事变。

淞沪会战中双方都采用了“添油战术”，战役从最初的小冲突演变成决生死的大战。

    

可以想象，苏联方面对于淞沪会战的扩大化非常高兴，深刻认识到中国对日牵制的巨大作用。

这一点蒋介石自然也懂，此后两年多里，他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寄给斯大林，绝不含糊。   

比如在1938年5月，蒋就曾写信给斯大林：

“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请你赶紧将以下装备运来中国……”（后附若干页清单）

斯大林迅速答复蒋介石：

“苏联将送出所需之……（参考蒋介石清单），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

不久，苏联的武器装备连同顾问、飞行员、技师等高达三千余人的庞大队伍源源不断来到中国。

蒋介石在忽悠苏联的同时，并没有落下与日本的秘密接触。

1938年7月，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间隙，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令，自香港抵达日本神户。

时任日本外相宇垣已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计划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

最终是因为日本陆相、军方顽固派代表坂垣征四郎的反对，才被迫取消了“议和”，会谈因此流产。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准备和日本议和的事情迅速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

因为担心中日缔结和约后日本腾出手对付苏联，斯大林急电蒋，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之装备，以及追加500架战斗机。

难得见斯大林如此大方。

前面提到过，三四十年代新疆军阀盛世才是苏联小弟，为了控制盛世才、阻止国民政府势力入疆、同时加速援华军事物资中转，1938年苏联还派出一支机械化旅的兵力（5000余人，配属有100余架军用飞机和大量汽车）驻守新疆东大门哈密。

由于未经国民政府同意，苏军以新疆省军的名义出现和对外联系，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

1939年，苏军全面打通哈密至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哈密至重庆的航线。

至1940年底苏联终止对华援助前，经由哈密空军基地和新疆航空线运往抗日前方的战斗机达上千架，轰炸机约100架。

作为陆地交通枢纽，中苏双方在哈密成立了中苏运输委员会苏联援华车队，先后运往抗战前线大炮4000门，汽车2050辆，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万发……

实际上，早期国共两党间维系“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靠的外力就是苏联。

1940年下半年，面对咄咄逼人的希特勒，斯大林开始急切的与日本展开谈判，直至达成后来的《苏日中立条约》。

苏日关系缓和后，国共之间的摩擦便愈演愈烈。

哈密市中心夜景

纵览整个1931~1940年间的中、苏、日三角关系，斯大林毫无疑问在战略上笑到了最后。

他的核心目标一以贯之——引日本的祸水南下。

无论是西安事变救蒋、协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还是援华抗日、诺门坎战役后鸣金收兵，直到对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目的一脉相承。

而蒋介石则显然有些飘忽不定。

南京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早期在围剿红军这一核心问题上迟迟不肯同苏联达成协议。

西安事变之后，尽管中苏已事实上形成某种程度的对日同盟，但国人翘首以盼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仍没能谈下来。

一旦有了这份“条约”，中国至少能在气势上部分约束住日本的鲁莽行动，逼迫其三思而后行。

很可惜，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才与苏联在南京签订了一份姗姗来迟的《互不侵犯条约》（主要内容为军事物资援助），聊胜于无。

最终，中国成了二战期间全力死拼日本的那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