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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像，阿潘拍 为什么不喜欢被采访，好像女诗人女作家大多不愿接受采访？ 翟永明：我不是一个善于口头表达的人，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也不是一个有急智的人，不知道采访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些紧张。有的时候，采访都是同样的问题，都已经说过了，不想再说了。我以前坚决不接受采访的，开了“白夜”之后不得不接受一些，因为“白夜”也算一个公共场所，有时要搞一些活动，不得不接触一些媒体。 可能还是要谈一些谈过的话题，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就是写诗的？有没有过写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为此焦虑？ 翟永明：可能是写作《女人》之后才开始真正想到自己是写诗的，写《女人》时是1983年，也没有想太多，只想着一直写下去就行了。当然有过写不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两年没写作，我当时觉得我有点江郎才尽了，即使写了一点点，我也觉得特别不好特别不满意，所以我都考虑过是不是再也不写了。这肯定与身处异国他乡，完全不在母语的环境里有关，还有那时我的状态不太稳定，我不知道是留在美国还是应该回来，这一年半我一直在做这个选择，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当时也有生存焦虑，不写诗我该干什么？是留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还是回到中国？主要是焦虑这个。那段时间对写作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不写了，也没有什么。顺其自然。就写作而言，我也清楚，如果留在美国，我不大适应那里的写作环境，而且，要在美国生活下去，我就要像那些美国人一样生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学英文，可能要放弃写作。我当时不会英语，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 回国后，状态调整过来，很快又有了写作的冲动，《咖啡馆之歌》写得比较顺利。 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当年的《女人》这组诗？ 翟永明：可能写《女人》的时候是我的状况特别不顺，特别压抑，这种压抑是各个方面的：首先是工作上的，我在一个研究所，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在那个单位也特别不习惯。我们单位是搞科研的，对文学没有概念。单位的人比较反感我写作，所以我比较压抑。因为工作和单位的事情，又跟家里也闹得不愉快。单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我长大成人了，单位领导还会去找家庭反映情况。好像我还是一个教育对象。所以我写《女人》时的写作状态跟生活状态完全是一致的，感觉内心很痛苦，写作《女人》，第一相当于发泄，第二相当于治疗，通过写作《女人》，还有后来的《静安庄》和《死亡的图案》，我是在对内心做一种清洗，把我内心特别不好的感觉、压抑，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清洗干净。 写完会很痛快？ 翟永明：对，是很痛快，而且有一种隐秘，一种生活中无法向别人描述的情绪被表达了。那会儿其实比较年轻，有种反抗的欲望。特别不想处于被别人控制的状态，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内心是比较复杂和痛苦的，写诗的情绪也是很强烈的。 写作时得重温一遍那些压抑，会不会带来新的伤害？ 翟永明：因为不是重温，本来就在这种压抑状态中，不这样做会更难受。所以通过写作表达了很多东西，有放松的感觉。后来我也意识到，通过写作我变得更健康了，其实我也不希望我永远压抑，我也希望我的写作是比较快乐的；既给我带来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在写作中我一直在调整，调整写作的感觉和方向。使我的写作和生活都慢慢成熟一点，生活中能把握的东西也更多一点。 一个人情感老是很激烈很冲突，可能会比较危险，比如普拉斯。 翟永明：对，是这样，美国自白派诗人里好几个都自杀了嘛。这样的写作可能会产生一种循环的效应，人在这种激烈的状态里不能自拔，然后更深地陷进去，之后又需要新的发泄，再一次形成循环。其实我自己以前意识到了，更重要的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生活有所改变，写作也才会有所改变。 写《死亡的图案》的时候，我长期住在医院里，照顾我母亲。有各种困扰，也感觉离死亡很近。写完之后，我就想我再也不写死亡这个主题了。老是写死亡，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也老想到钟鸣说的，不要中谶，谶语的谶。我想他说的可能有道理。 《女人》这组诗，我一直不敢多看，杀伤力太强。 翟永明：呵呵，有这么可怕吗，我在写作时比较忠于我自己的内心感受，写的时候内心的确是比较激烈。当时我的状态，我的情绪，我的生活，都处于一种激烈和有害的状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跟我的大家庭和小家庭都有很多冲突，生活有一种无望的感觉。后来慢慢地跟母亲，跟家庭有了一种和解，冲突也就减轻了。可能是生活中的变化带来了写作上的变化。跟母亲，跟家庭的关系如何，对我真的很重要。 1980年代的诗歌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没有？ 翟永明：我写作《女人》前后，来往最多的是成都的作家欧阳江河、钟鸣、柏桦和刘家琨，跟非非和莽汉的诗人们都是1990年代后，我开“白夜”以后认识的。他们那时都不在成都，都在川东。在1980年代的成都，大家有很多交流，写的诗互相传看。那时的人真的非常真诚，跟现在诗歌界的状况不太一样，比如相互的写作，别人会真心地提出看法。现在大家真的就成了酒肉朋友，互相并不关心写作，真正坐下来聊诗歌显得比较可笑。1980年代，我们经常谈诗歌，有的时候会是一种比较苛刻的批评，比如跟欧阳江河和刘家琨曾有过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是当年的气氛，对彼此都有过很好的影响，现在这种气氛一去不返了。 你1990年代以后的诗跟1980年代的诗很不一样了。 翟永明：以前一直在写自己，写个人内心的感觉。1990年代后，我一直不太喜欢重复写作，我觉得写这些东西写得挺多的了，我总想要有一些改变，不管是形式主题，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写写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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