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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9500字，阅读大概需要15分钟）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镇讨伐董卓开始，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天下一统为止的400年，是个混乱而分裂的时代，又恰好完成了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习惯上，我们将这400年称之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称呼源自儒家的所谓正统史观——在那个分裂时代的大体局势是“北胡南汉”。虽然当时的汉人政权龟缩于东南一隅，对天下大势的走向也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史官大都出于汉家，他们非得把汉人政权定义为正统，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最后实现天下一统的隋朝却是出自“群胡乱舞”的北朝，这就让史官们有点尴尬了，只能让南北朝“并立”。同时为了自圆自话，还给西晋末年到南北朝之前那个混乱的北方起了个名字叫“五胡十六国”。
以前我就说过，古人对于严谨准确的统计数字毫无兴趣，信口瞎说和胡吹大气的现象司空见惯不说，还经常患上“凑数强迫症”。比如非得凑个“五虎上将”、“十三太保”、“三十六国”、“七十二贤”什么的不可，这其中表现最过分的就是《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为了凑齐所谓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施耐庵不知道塞进去了多少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 “五胡十六国”这一说法同样一点也不负责任——从西晋永安元年刘渊和李雄分别建立前赵和成汉起，到刘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为止，这135年间在华夏故地（或部分领地位于华夏故地）而与东晋（南朝）并存的地方政权，前前后后共有30多个。而这些政权的创建者除了我们熟悉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还有汉、高句丽、丁零等族。
可想而知当时在华夏的北方是多么的混乱。那些占据了北方核心地盘、比如冀豫鲁晋陕皖苏等地区的割据政权，国祚最长的也不过40多年（比如前秦）、短的不过20年左右（比如前赵、后燕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自保尚且不足，更何论开拓？所以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在南方相对稳定的东晋和南朝没完没了的北伐，而当时位于北方的政权似乎始终在穷于自守，南下试图实现一统的军事行动几近于无。 在这400年中，能够较长时间一统北方的政权只有北魏。可事实上在北魏不到150年的国祚中，一统北方的时间不到百年。而且在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汉化改革之后，鲜卑贵族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统治阶层腐化严重，很快走向了衰落，继而分裂成东西二魏。在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了北方之后，却马上被杨坚摘了桃子，最终由隋朝完成了自秦始皇之后的华夏第二次一统。 其实在北魏和北周之前，由氐人所建立的前秦也曾短暂的统一过北方。而且相较于鲜卑人的小富即安，一代枭雄苻坚曾雄心勃勃的驱动百万大军南下，试图一统天下。不过符大帝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场贡献出无数成语的“淝水之战”让他从人生的巅峰坠入了无尽的深渊，曾经强大无匹的前秦帝国也因此而亡。
北方连续近百年战祸不断，百姓死伤何止千万，经济民生接近崩溃，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梦想一统，纯粹是痴人说梦。所以在苻坚南下伐晋之前，他的谋主王猛曾在垂死之际力劝他先彻底平定北方，不要轻易南下，否则有身死国灭之危。可惜苻坚不纳忠言、一意孤行，王猛的警告果然成为了现实： “（王猛）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载记第十四》）背景——从晋到隋，明君、暴君、枭雄层出不穷，唯名将良臣寥若晨星，王猛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所谓“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汉之亡确实是因为自桓灵之后刘家的皇帝太弱，根本镇不住手底下那些猛人——像高句丽、乌桓这样的四夷，换在别朝可能举倾国之力也不一定打得赢。可在汉末，随便拉出像公孙度、刘虞、公孙瓒之流名不见经传的小军阀，仅凭一州甚至数郡之力就能将其打得落花流水，这让人上哪儿说理去？ 两汉也是400多年的太平时光，使得儒家倡导的忠孝节义之类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因此哪怕在汉末那个乱世，绝对的混乱和分裂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很快整合成魏蜀吴三国，继而化三分为一统。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哪怕英雄辈出到了几乎空前绝后的程度，但家国大义仍在——吕布先投丁原再侍董卓就被斥为“三姓家奴”，这种事情只可能出现在汉末，放在后世简直能评上忠义标兵——你瞅瞅隋唐那些开国功臣，有过五、六姓经历的都司空见惯。
然而司马懿及其两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擅权欺君、妄兴废立之事，直到司马炎篡位夺国，这是自新莽之后又一起非常恶例的损害世风教化的事件（对当时的道德体系来说）。更重要的是，西晋的皇室成员中当皇帝的不是傻子就是废物，没当上皇帝的也丝毫不知责任与道义为何物，于是八王之乱爆发了，彻底将皇帝的尊贵和威严拉下了凡尘、踩到了脚下。至于五胡乱华之后，乱世之间人命贱如猪狗，道德和秩序彻底沦丧，人心中除了欲望几无敬畏——这下就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干、不敢干的了，道德公义是啥玩意、能吃能穿吗？ 太平世道里学成了文武艺，只能卖给帝王家。乱世里没了规矩也没了尊卑，那些有能力的人考虑的就不是把卖给谁的问题了，干嘛自己不去当皇帝？ 所以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从贵族到奴隶、从学者到文盲、从大英雄到土财主，什么人都能称王称帝。所以从嬴政到溥仪，中国2133年的王朝史中一共才有过422个皇帝，而仅从刘渊称帝到隋灭南陈的285年间，就蹦出来150个，占到皇帝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有点本事的家伙都去当皇帝了，谁还稀罕去做名将良臣？就算一时屈居臣子之位的杰出人士，要么成天琢磨着弑君夺位，要么被皇帝先下手为强提前干掉。反正在那个时代，能安心辅佐君王、甘为上位者驱使的干才，几乎屈指可数。 而王猛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以至于如今被吹捧为“功盖诸葛第一人”（我还真没找到出处）。不管是否言过其实，但在那个年代不被私欲所吞噬，一心一意的辅佐明主，为国为民做下好事，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在心中有底线、有人性，即便称之为圣人也不为过。 先来说说王猛出仕前的经历。 王猛，字景略，出生于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不过当他降世时五胡之乱已经爆发，杀人魔王石勒正在王猛的家乡肆虐，只能随家人逃亡到魏郡（今河南魏县）定居。
王猛出身寒门，家境贫寒，只得以贩卖“畚箕”（类似于撮子的铲状工具，用于收运垃圾或粮食）为生，期间还有过一段奇遇： “（王猛）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载记第十四》） 类似的故事，在张良、诸葛亮等“多智近乎妖”的人物身上也找得到。所以我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或者是后人的吹捧，或者是他们自己在吹牛造势…… 后来王猛到邺城游历，因为当时的风气以及他的出身问题，达官贵人都瞧不起他，唯有一个叫徐统的人“见而奇之”，觉得他是个人才。徐统出仕后赵后征召王猛为官，王猛拒绝并逃入华山隐居读书——这段经历也颇为眼熟，貌似卧龙先生躬耕于南阳时，也是有司马徽、徐庶、崔州平等一大堆人对他的才华大肆吹捧，然后又拒绝征辟以养望——看来古代那些编故事的家伙个个都是懒鬼，学会一个套路就往无数人的脑袋上套。
不管真假，王猛这段早期经历其实是颇为蹊跷的。因为读书在古代是非常费钱的，即便是中等之家要供养一个读书人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在纸张廉价化以及印刷术普及之前，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读得到书，学识渊博的人也不过“学富五车”而已——“五车”又能装多少书呢？20万字到50万字而已，不过是如今我几天的阅读量，却几乎是当时的学者（而且是非常有钱或者有权的学者）所能阅读到的全部书籍了。 所以史书上说王猛热爱读书、手不释卷，“博学好兵书”就很奇怪了。刘备早年的经历跟王猛差不多，也要靠编草席、草鞋糊口，最终到了15岁才凭着“中山靖王之后”的资本师从大儒卢植。王猛的家境恐怕比刘备还差，又没有祖宗光环加持，更没听说过他有过什么出名的老师教诲，却能“其人谋略不世出”，只能解释为奇才天生了。 要知道古今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张良本是韩国贵族、诸葛亮也是世家出身，王猛一介寒门子弟能有此成就，其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 东晋永和十年桓温北伐杀入关中，王猛闻讯后主动求见桓温，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扪虱而谈”： “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载记第十四》） 此前有机会做官，王猛却逃了，可以理解为养望，也可以认为王猛的骄傲与底线——华夏苗裔不仕外夷（羯人之后赵）。如今中原大地几十年不见的汉军又杀回来了，王猛应该是怀着出仕之心去见桓温的，尽管他仍然骄傲得近乎失礼的穿着非正式的短衣，还“扪虱而谈”。但显而易见这次会谈的结果是让他失望的：桓温北伐的目的并非恢复中原，而是积攒名声与功绩为篡国夺权作准备罢了。
所以后来桓温撤离关中时，赏给王猛华车良马，还赠以高官，却被后者统统拒绝就不奇怪了。可能从王猛见到桓温的那一刻起，他已经对南方的那个汉人政权以及恢复汉家天下的理想彻底死心了，所以后来才能心平气和的出山辅佐苻坚。 王猛出山仕苻坚——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桓温退兵第二年，前秦景明皇帝符健去世，其子符生即位。符生为人之残暴酷虐胜过石虎，杀人如同宰鸡不说，连上个朝都要带上十八般兵器，看谁不顺眼直接砍死，“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他的堂兄弟苻坚忍无可忍，无论为国为民都得除掉这个暴君。
杀皇帝可不容易，更何况符生早就对苻坚不爽。于是苻坚求助于大臣吕婆楼，而后者向他推荐了王猛： “东海王（符）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赞、翼密说坚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为计，勿使它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刀镮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之。’坚因婆楼以招猛，一见如旧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第二十二》） 刘备之遇孔明，立刻贡献了成语“如鱼得水”，苻坚以此作比，可以想见他得逢王猛时的喜悦。而王猛也意识到苻坚尽管是个“蛮夷”，却已是他难得一遇的“明主”，于是他收起以往的狂士作风，开始踏踏实实的为苻坚出谋划策。 苻坚干掉符生后自立为大秦天王。对于王猛这位才华出众的幕僚他固然重视，但仍认为需要经受考验，便任命他为始平（今陕西咸阳附近）县令。 始平是长安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虽非穷山恶水却盛产刁民，各种豪强、盗匪横行，社会治安一团糟。王猛到任之后一不警告二不宣讲，直接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该抓的抓该揍的揍，还打死了一个恶吏，结果被举报捉拿。
苻坚这个人吧，明太祖朱元璋评价他“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是比较准确的。王猛非刑杀人固然有错，苻坚要么按律处罚要么置之不理——反正这乱世也没几个人把律法、人命当回事。可老符偏不，非得跟老王讲道理，结果老王不讲道理只认歪理，“宽厚有余”的老符只得认栽： “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之。”（《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载记第十四》） 老王都成管仲、子产了，苻坚再不重用岂不成了昏君？于是王猛顺利的连连高升成为重臣，遂引起朝中皇室、元老的嫉妒与敌视。不过老王姓名中的那个“猛”字可不是白叫的，不但毫无畏惧的见谁怼谁，而且骂人不带脏字却能气死人不偿命，堪称一代吵架王水准。而且苻坚既然已经认定王猛是自己的“卧龙”，就得对他坚决维护到底——凡是针对王猛的不管关系多深、背景多硬，轻则罢官中则暴揍重则直接砍死，直到无人再敢说王猛一个不字。 于是王猛顺利的位列三公。 王猛治国——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甘露二年，王猛兼任京兆尹，自然要发扬“猛”字当先的作风。甫一上任，他就拿作恶多端的恶霸强德开刀——因为强德是皇太后的弟弟，所以他也不让苻坚为难直接一刀宰掉了事，让太后连走后门的机会都没有。国舅都说砍就砍了，剩下的那些为非作歹的货色又算得上老几？一时间王猛砍得长安人头滚滚。不过所谓“乱世用重典”果然是没错的，经过王猛大刀阔斧的治理，长安城里的贵族王公战战兢兢，平民百姓令行禁止，社会秩序大为改观，堪称北方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于是苻坚更加看重王猛。 王猛还擅识人、用人。经他推荐在前秦任官的有苻融、任群、房默、崔逞、韩胤、田勰等人，王猛都根据他们的才能予以任用。不仅如此，他还充分认识到值此乱世人的才能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方面无须求全责备。因此只要是可用之才他就能够容忍其历史污点和其他方面的瑕疵，而且用之不疑，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则毫不留情，有多远就让他们滚多远。
在王猛的主持下，前秦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生产和人口数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成为了当时北方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政权，这在当时近乎奇迹。因此不但百姓热爱拥护王猛，连苻坚也“垂拱而治”，任由王猛裁夺一切军国大事——这在当时那个权臣夺国篡位如同家常便饭、君臣相疑视同寇仇的年代，符王之交简直就是奇葩一朵，令人完全不可思议：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综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尝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载记第十四》） 别的不说，如同符王间这样的君臣相信相知，在中国2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王猛不光会治国，打仗更是把好手。 王猛之志在于一统北方。苻坚是皇帝嘛，眼光和志向当然要高上一筹，所以一心想要“混一六合，以济苍生”。不管怎样，在“稳固关中，拓展北方”这一点上，君臣二人是有志一同的。 不过当时前秦的外部形势却不怎么妙——东部和北部有同为鲜卑人的前燕和代，西有前凉、仇池和吐谷浑，南有东晋，可谓四面皆强敌。而这其中对于前秦来说威胁最大的对手，就是鲜卑慕容氏所创建的前燕。
当年的“五胡”之中，羯人因最为凶悍残暴而盛，亦因此而被灭族；匈奴人则是虎头蛇尾，羌人始终孱弱，氐人只能逞一时之雄；唯有鲜卑人尽管内讧不断，却直至隋唐时期仍保持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其创建的政权大都以善战著称，盛产各种猛人。 王猛虽然也很猛，面对强敌也只能先易后难——不但要清理干净自家后院的零碎，还得敲打一下那些可能在前秦与前燕死掐时，幻想当一把“黄雀在后”的偷鸡摸狗之辈。 于是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对匈奴、乌桓、羌人以及鲜卑的小部族又拉又打，终于将前秦周边零零碎碎的小股势力清除干净；建元二年他又出兵东晋，横扫荆州北部，掠夺万户而还，使其国内高涨的北伐呼声顿时为之一空；次年他又瞄上了西部劲敌前凉，一战斩首1.7万级，攻占西北重镇袍罕（今甘肃临夏）。至此，前秦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对前燕。 可是还没等王猛动手，后院却起了火——晋公符柳（符生之弟）带着他的一帮亲兄弟造反了。这事说起来还得怨苻坚，当年诛除暴君符生时，王猛就劝他斩草要除根，否则必有后患。不过苻坚这个家伙的妇人之仁是没救的，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现在遭到了报应。 军情紧急，王猛没空去臭骂自家主公，只能先干翻符柳再说。而符柳本来还挺嘚瑟，叫嚣着要攻打长安，结果听说凶神王猛杀过来了，吓得立刻撒丫子就跑，还将陕城献给前燕，请求其出兵来援。
结果前燕那边还没传来动静，符柳先被王猛大军给围住了。符柳本来还在琢磨是打一下再降还是直接降了比较好，结果发现王猛却在城外装孙子。符柳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这货在装孙子，却又忍不住想去撩个闲，结果撩来撩去那个叫王猛的糙汉子却跟个小女子一般扭扭捏捏、逆来顺受——莫非这货是个真孙子？ 这下符柳的想法就比较多了，想法一多自然也就悲剧了： “晋公柳数出挑战，王猛不应。柳以猛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帅众二万西趋长安。去蒲阪百馀里，邓羌帅锐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邀击之，尽俘其众。柳与数百骑入城，猛、羌进攻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第二十三》） 此战过后，符柳兵败如山倒，他跟几个兄弟也被王猛抓住砍了头。 王猛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是国内也被打成了一堆破烂，攻打前燕的战机已然失去。不过王猛在连年的征战中不但作风勇猛，而且多谋善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大将风范，使得苻坚对他更加信任，放手让他去建功立业。 灭国前燕——王猛一生功业的巅峰之作。 符柳叛乱两年后，王猛终于找到了出兵前燕的战机。 建元五年，前燕名将慕容恪病逝，桓温以为时机已到发动第三次北伐，并打算凭借灭燕之功受九锡，最终篡夺东晋政权。 晋军一路势如破竹，燕主慕容玮恐慌之下以割让虎牢关以西土地为条件向前秦求救。因晋军势大且秦燕为世仇，所以朝臣纷纷反对救燕，唯独王猛坚持出兵： “（慕容）暐又遣散骑侍郎乐嵩请救于秦，许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第二十四》） 王猛的意见很简单：晋强燕弱，如坐视燕灭，则晋将尽占天下大半，到时候别说苻坚“混一六合”的志向了，连自保都成了问题。因此前秦正确的应对就是联燕抗晋，等打跑了晋人，燕人也残了，正好顺手收拾掉。
苻坚采纳了王猛的建议出兵援燕。同年秦燕联军大败晋军，还撵跑了桓温，结果前燕翻脸不认账，坚决不肯割地——我想王猛在得知愚蠢的燕人作出这一决定时，一定兴奋的不知所以，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正大光明出兵前燕的借口了。 而且他还生怕燕人反应过劲儿来，在准备非常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匆匆出兵（弄不好还派人阻断了秦燕交通），在占领了燕西重镇洛阳和荥阳之后，他才暂时撤军——反正这回结下死仇、不怕打不起来了，他可以回长安为决战做准备了。 建元六年夏，王猛再征前燕。这回出征苻坚本来也想跟着去凑热闹，不过被王猛堵回去了： “秦王坚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也。’猛曰：'臣杖威灵，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但愿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坚大悦。”（《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第二十四》） 这一仗王猛率军6万对阵前燕执政慕容评麾下的30万大军。不过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王猛能将6万人发挥出60万的作用，而慕容评的30万人还赶不上王猛手下的3万人——王猛先是在南路攻下壶关，活捉南安王慕容越，一路势如破竹；在得知北路军受阻于晋阳之后，他又马不停蹄一路北上，到达晋阳后绕城一周便找到症结，随即下令挖掘地道，之后一夜破城，又捉东海王慕容庄。
这样的王猛有多猛？反正那些在战前看不起他、大言不惭“景略常才，不足忧也”的前燕朝臣们，此时应该是下巴掉了一地吧？ 十月，王猛与慕容评终于在璐川（即今天的浊漳河）相遇，一场事关两国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 其实慕容评是不想打这一仗的，他认为自己兵多粮多，可以拖垮秦兵、起码也能迫使王猛退兵——这个逻辑很奇怪，兵多粮多不是该主动进攻、按住对手猛揍吗？说到底还是慕容评怕了，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王猛。 而且王猛这家伙还坏得很，直接派人一把火将燕军的粮草辎重给点着了，这下慕容评变成了兵多粮少，燕主慕容玮又催命似的逼他出兵，这下慕容评不想打也不行了。 决战一触即发，王猛又临时改行当上了政委，向麾下的士兵慷慨陈词： “甲子，猛陈于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第二十四》） 不仅如此，王猛还将其“弃德唯才”的用人观发扬光大（跟那位曹阿瞒倒是很有共同语言）——秦将徐成失期论罪，大将邓羌替他求情无果，老王非得军法从事。于是莽夫邓羌脑子一热就打算哗变，结果老王立马怂了，不但赦免了徐成，还大拍邓羌的马屁：“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 等到两军开打，邓羌得寸进尺，向王猛求官司隶校尉。老王只是犹豫了一下，结果老邓直接撂挑子不干活了——反正老王都怂过一次，现在当然更不在乎面皮了，所以他立即飞马寻到邓羌许诺为他求官（后来王猛真的兑现了承诺，不过苻坚没批准），这下把老邓乐得屁颠屁颠的，拉上徐成等人就上阵玩命去了。
这一战王猛赔上面子换来将士用命，杀得燕军大溃，战死者多达5万。此后秦军又乘胜追击，使得慕容评始终无法集合残部，等王猛追到燕都邺城时，燕军已经溃散殆尽。 同年底，苻坚率10万大军抵达邺城，燕人彻底穷途末路，只能献城投降，前燕从此灭国。 战后，王猛因功出任丞相，督天下军政事，为前秦最终一统北方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5年后，他因病去世，时年不过50岁。 最后总结一下。 王猛出仕时已经30岁了。在此后的20年间，他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辅佐苻坚稳定国内局势、发展经济民生和提升前秦的国力。灭掉前燕不过是锦上添花之举，或者说是苻坚为酬其功给了他一次彪炳史册的机会，否则前燕的大员们听说这家伙是秦军主帅时，也不会觉得“景略常才，不足忧也”。 确实，后世多有将王猛与微子、张良、萧何、诸葛亮、高颎等名臣良辅相提并论。实事求是的讲，就其功业与影响而论，王猛是比不过这些人的。 可是不要忘了时代背景这个东西——在那个世道混乱到近乎让人绝望、道德沦丧到了人性泯灭、人心败坏到了完全被私欲把持的时代，几乎所有人沉迷于杀戮和破坏之中，唯有以王猛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还在尝试建设和恢复这个世道人心。
这才是王猛最为难能可贵之处。相比于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六出祁山”，王猛尽管在他的尝试中有妥协、有让步，但仍是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为数不多的让人感到光明和信心的东西，因此说他是“功盖诸葛第一人”，应不为过。 1500多年后，在天津求学的周恩来总理送给友人张蓬仙《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三首，其中之一是首七律，抒发了青年时的伟人为拯救祖国而刻苦自励、热烈期待他日为国立功、在革命胜利之时再与好友欢聚的无畏和乐观精神：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一典的出处不用我废话，显然伟人在当时是将王猛视为同道中人的。 如果王猛泉下有知，想来应该是感到荣幸和欣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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