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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五脏学说是在《内经》“藏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匮要略》具体提出以“五脏论杂病”，结合脏腑病机以辨证论治。《中藏经》、《千金方》更以脏腑虚实或寒热概括诸般杂病。《小儿药证直诀》则以五脏论小儿生理病理，作为临床依据。张元素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用药式》，使五脏学说的理、法、方、药规模大备。李杲本《素问》“土者生万物”之理著《脾胃论》。罗天益详论了“三焦”辨证。薛己综合钱乙“补脾不如补肾”、李杲“补肾不如补脾”之长，提出阴虚用地黄丸法，阳虚用补中汤法。赵养葵阐发了“命门学说”，用六味地黄丸补肾水、八味丸补命火。绮石提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点出肺痨病位虽然在肺，但治法不能专注于肺。王泰林述《肝病论治》，唐宗海有《血证论》。以上就是五脏学说的发展简史。 五脏学说就是以肺、心、脾、肝、肾五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它把内而脏腑，外而躯体，全身联属的经络，内外相通的孔窍，构成这个整体的五大系统，从而阐明它的理、法、方、药、证、治。前人总结出中医辨证的三大体系：以六经论伤寒，三焦或卫气营血论温病，五脏论杂病。这是因为伤寒的传变很有规律，六经证候经界分明。温病证候可以六经并见，只有用三焦或卫气营血才能划清层次。杂病则病位比较明确，有脏腑经络可寻，传变亦按五脏的生克乘侮进行，所以，用五脏辨证。但以五脏论杂病，至今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本书专论这个问题，包括五脏传变规律、五脏治疗大法、五脏通治要则等内容。 一、五脏传变规律
五脏的传变主要是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乘侮规律来的，这一传变规律早在《内经》中就有深刻的论述。《素问·六节脏象论》说：“五气更立，各有所胜。”《至真要大论》说：“有胜有复，无胜则否。”《脏器法时论》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这就是说，要了解病变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掌握五行胜否的规律，才能执简驭繁地辨别五脏之间的病气传变情况。因为五脏的生克制化，在正常状态下，反应了机体之间相互的依存制约关系；在病变情况下，则表示五脏之间失去正常协调，发生病气传变。
《难经・五十三难》说：“经言七传者死，间传者生，何谓也？然，七传者，传其所胜也，间传者，传其子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传肺，肺传肝，肝传脾，脾传肾，肾传心，一脏不再伤，故言七传者死也。间传者，传其所生也，假令心病传脾，脾传肺，肺传肾，骨传肝，肝传心，是母子相传，周而复始，如环无端，故曰生也。”这就指出，传变有相生相克两个方面：一是传其所胜，一是母子相传。 《医学源流论》说：“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惟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所谓躯壳之病也。” 综上所述，有关五脏传变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五脏之间的“相生传”和“相克传”。
（二）脏病传腑，腑病传脏。
（三）脏腑病传经络，经络病传脏腑。
（四）本脏自病，既未影响他脏，也不受他脏之邪，不存在传变。躯売疾病，邪在皮肉筋骨，既不归经络，也未入脏脂，不发生传变。
下面主要讨论五脏之间的相生传和相克传，因为它的传变比较发杂，而且又有很大的临床意义。相生传是因为五脏在相生方面的关联性受到破坏，发生五脏依存关系失去平衡所引起的传变，前人提出了母子学说来阐明这一病理关系。相克传是因为五脏在相克方面的关联性受到破坏，发生五脏制约关系失去平衡而引起的病变，《内经》提出了“乘侮规律”来阐述这一关系。
二、五脏治疗大法
五脏治疗大法，在《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中均有论述。
（一）《内经》中关于五脏治法的论述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不治五味之属也，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内经》通过五味的归经来阐述对五脏病变的治疗。指出五味对人体五脏各有所归，而且所起作用都有利害两方面，故曰“各有所喜攻”。“喜”就是指对五脏有利的一面；“攻”就是指对五脏不利的一面。如果五味用之过当，就会伤害五脏而起到相反结果，这便是“不治五脏属也”。从而发生“久而增气”，出现“物化之常也”的极化现象，如黄连苦寒入心清热，若不恰当地、长期地使用，就会引起苦寒化燥。“久而增气”脏腑受害尚浅，如果发展到气增而久，脏腑受害已深，引起偏盛偏衰，所以就成为“夭之由也”。 （二）《难经》中关于五脏治法的论述
《难经·六十九难》说：“经言：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何谓也？然，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当先补之，然后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者，是正经自生病，不中他邪也，当自取其经，故言以经之。”
《七十五难》说：“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东方者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者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者，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能平木也。”（不字是衍文，当删去） 《八十一难》说：“经言：无实实，无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谓病自有虚实也。假令肝实而肺虚，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假令肺实而肝虚，微少气，用针不补其肝，而反重实其肺。故曰：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以上《难经》给五脏失衡的病变，提出了一套治疗法则，这些法则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本经本脏自病，未受他经他脏邪气影响，只治本经本脏，不必补母泻子。 2、指岀如果发生五脏的母子关系破坏而引起的病变，在治疗上，则采取“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治疗方法。
3、指出如果出现五脏互相乗侮，如“肝实肺虚”，金反不能平木，肺受肝之反侮，在治疗上，可以不直接“泻肝补肺”而采取间接“泻南补北”的方法，来达到扶持肺金以抑制肝木目的。因为水居北方为肝木之母，火居南方为肝木之子，以木之母水去克木之子火，则水势益旺，故曰“子能令母实”；水克火而夺火之气，则火势日衰，故曰“母能令子虚”。（此处的母子只借以说明肝木之母脏和子脏，不同于补母泻子的方法）利用水来克火，火衰不能克金，则肺金之气旺而肝木自平。余脏的病变，照此类推。
4、五脏之气，此虚则彼实，彼旺则此弱，在治疗上不能犯虚虚实实，损不足而益有余之戒。如肝实肺虚，则当补水泻火，以助肺金而平肝木；肝虚肺实，又当补肝木而泻肺金，两种治法性质迥然不同。
（三）《金匮要略》中关于五脏治法的论述
《金匮要略》说：“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
“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再用之。” “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 “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
在《金原要略》中，对五脏病的治法，强调了如下一些原则：
1、指出五脏之病虚实异治，因脏病惟虚者受之，实者不受；脏邪惟实者能传，虚者不传。这是按乘侮规律进行的。
2、实证当辨五脏孰先病，孰后病，并按五行相克的规律，预先将受邪的脏腑，以堵塞邪气之蔓延，不单纯去治已病的脏腑。如见肝之病，就应知道肝应木而胜脾土，按《素问·脏气法时论》“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的道理，知肝传脾，即先充实脾气，脾气既旺则不受邪。脾气素旺自能不受邪侵，就不 须再去实伸。
3、虚证则须直补本脏，兼扶邻脏，双方兼顾，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来进行治疗，以期达到正气平复的目的。如肝虚之证，虚者不传，所以就可直补肝脏，兼扶心脾。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以甘味之药以调之”。补用酸，即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酸生甘”之意，所以用酸味直补肝脏；助用焦苦，因为焦苦之类药物能入心助心气。《千金方》说：“心旺则气感于肝，子能令母实。”益以甘味之药，《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阴阳应象大论》说：“甘生脾。”甘能补脾，脾强则能制约肾，使水不妄行而心气旺盛，心气旺盛则肺受制约，不敢侵凌肝木，肝虚自愈。焦苦既入心助气，水又不致制火，则心得双方之助以制约肺金，故能调平脏气之偏。至于补土可以生金助肺，但泻肾只制约其水气凌心的一面，未制约其水能涵木的一面，彼此仍可抵消。如果是肝实之证，则当泻肝实脾，或采用泻南补北的方法。
4、以肝脏为例，把五脏邪实、正虚的规律推而论之：邪实则脾应土而胜肾水，脾病必传肾；肾应水而胜心火，肾病必传心；心应火必胜肺金，心病必传肺；肺应金而胜肝木，肺病必传肝，这条以胜相传的规律，五脏相同。《素问·玉机真脏论》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此即五脏以胜相传，先病后病的论述。正虚则不论肺虚、心虚、脾虚、肝虚、肾虚则均不传。《素问·玉机真脏论》有“或其传化有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之论，即言脏气虚则只能受邪而不传变。总而言之，五脏传变及其治法，当以肝病为例类推之。
5、提出脏病治腑的方法。病在脏，欲治之，当随其所合（原文“得”即合的意思）之腑而治（原文“攻”即治的意思）之，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渴者与猪苓汤即是实例。盖渴为肾脏之病，因肾主五液，以布五脏，肾如有热，其液不能上布，热与水结而渴证作。用猪苓汤利膀胱之水，水去而热自除，渴亦随之而解。仲景举猪苓汤为例，又言余脏仿此，则心病治所合之小肠，如导赤散之类；肺病治所合之大肠，如承气汤之类；肝病治所合之胆，如龙胆泻肝汤之类；脾病治所合之胃，如清胃汤之类，均可引以为法。盖脏病治脏，为治疗之常法，脏病治腑，为治疗之活法，要既知其定法，也知其活法，才能通权达变，万举万当。
6、指出五脏病各有特性，所悦（得作悦字解）所恶，医者必须掌握，才能正确对待病人的服食宜忌。如果暴思平素不喜之物，乃脏气为邪气所改变，食后可能助长病气而引起发热，临证者不可不加注意。
（四）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对五脏治法的贡献
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对五脏的治疗方面，也有较大贡献。
1、本《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的理论，来阐明五脏补泻的治法。
指出药物有五味，五脏有苦欲，各随脏气喜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补泻作用。如同一酸味的芍药，既能敛肺，又能泻肝，敛肺以其能下气，泻肝以其能活血。同是苦味药，既有白术的苦燥，又有黄连的苦泻。由此可见，药物的补泻作用，必须结合脏气的喜恶，病变的性质，药物的气味，才能正确地掌握和使用。现将药物气味与五脏喜恶综述如下：
气味就是药物的四气五味。四气即寒、热、温、凉，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平性分寒热，淡味附于甘。酸味能收、能涩，如五味子、山茱萸能收敛止汗，金樱子、莲须能固涩肾精。苦味能泻、能降、能燥、能坚，如黄连能泻火解毒，苦杏能降气平喘，苍术、厚朴能燥湿，知母、黄柏能坚阴。甘味能补、能和，能缓，如参黄补气，枣草和中，饴糖、蜂蜜缓和拘挛疼痛。淡味能渗、能利，如薏苡仁、豆卷渗湿，滑石、通草利尿。辛味能散、能润、能横行，如麻黄、薄荷发散，菟丝能润肾燥，本香行气， 川芎行血。咸味能泻下、能软坚散结、能滋补肾命，如芒硝、肉苁蓉通便，海藻、昆布软坚散结，鹿茸、人胞滋肾精面补命火。气味综合之后，又有不同作用。如同是寒性之药，黄芩、大青叶苦寒泻热；浮萍、升麻辛寒透热。如同是甘味之药，沙参甘寒生津，黄芪甘温益气。
以上五味还要根据五脏病变来具体运用，如五脏的所苦、所欲、所伤、所胜，现述如下：
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如大枣、甘草能缓和拘急疼痛。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如柴胡、香附能条达肝气。酸伤筋，筋病无多食酸，筋得酸则收引益甚。辛胜酸。
心：心苦缓，急食甘以收之，如五味之类能敛心气，而改变脉行迟缓的病变。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如心主之血脉瘀阻，或为坚积，以五灵脂、水蛭之类咸味药以通行之、消散之。苦伤骨，骨病无多食苦，苦能化燥伤阴，骨失濡养而难举。咸胜苦。
脾：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如苍术苦能燥湿。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如蜂蜜能缓中补虚。甘伤肉，肉病无多食甘，甘味壅塞气机而发肿更甚。酸胜甘。
肺：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如杏仁苦降肺气而治喘咳。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如五味收敛肺气。辛伤皮毛而耗气，多食辛则皮毛伤而腠理不密，气伤而肺益虚。苦胜辛。
肾：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如菟丝之类。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如知柏味苦，泻肾火而止遗精。咸伤血，血病无多食咸，多食咸则津液渗泄而血凝涩少。甘胜咸。
2、根据《内经》经络脏腑学说，结合临床实践，强调药性归经，以及制方必须引经报使等。
他认为了解药物性味，而使之各归其经，则力专用宏，疗效显著。如同一泻火药，黄芩则泻肺火，黄连则泻心火，石膏则泻胃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大黄则泻大肠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龙胆草则泻胆火，滑石则泻膀胱火。药性有专司，如归经不明，无的放矢，即难获得确效。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有专主，才能响导全方的药力达于病所，发挥更好的效用。现根据五行乘侮之理，作五脏用药补泻表如后（表6） （五）《脾胃论》作者李东垣对五脏治法的贡献
《脾胃论》作者李东垣，从脾胃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五脏的生克乘侮及其证治。如说：“经言：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之也。”此引用《素问·六节脏象论》“至而不至，所胜妄时，所生受病，所不胜乘之”四个方面，来阐述五脏不能适应四时气候变化，就会出现太过和不及，引起不同的病变。所以“不可一例而推之，不可一途而取之”。以下就从这四方面来分析五脏的病变。
“至而不至者，谓从后来者为虚邪，心与小肠来乘脾胃也。脾胃脉中见浮大而弦其病或烦躁闷乱，或四肢发热，或口苦、舌干、咽秆。饮食不节，劳役所伤，以致脾胃虚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干咽干也。病人自以为渴，医者治以五苓散，谓止渴燥，而反加渴燥，乃重竭津液以至危亡。经云：'虚则补其母。’当于心与小肠中以补脾胃之根蒂者，甘温之药为之主，以苦寒之药为之使，以酸味为之臣佐，以其'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则肺金受邪，金虚则以酸补之；次以甘温及甘寒之剂，于脾胃中泻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这是肾水不及，心火亢盛，反侮肾水，相乘肺金，又伤所生之土。故宜苦寒、甘寒泻心火之亢盛以治标，甘温补脾胃之虚弱以治本；酸味敛肺益气生津以兼顾。
“所胜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母者，肝木也。肝木旺，则挟火势，无所畏惧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或身体沉重，走疰疼痛。盖湿热相搏，而风热郁而不得伸，附着于有形也。或多怒者，风热下陷于地中也。或目病而生内障者，脾裹血，胃主血，心主脉，脉者，血之府也。……肝之窍开于目也。或妄见、妄闻、起妄心、夜梦亡人，四肢满闭转筋，皆肝木太盛而为邪也。或生痿、或生痹、或生厥、或中风、或生恶疮、或作肾痿、或为上热下寒，为邪不一，皆风热不得生长，而木火遏于有形中也。”以上言所胜妄行，是因肾水不及，心火偏旺，助长肝木，木火克制脾土为病。虽然引起的症状有种种不同，都是由于心火亢盛， 肝气郁实交阻于血脉中所致之实证，实则泻其子，当泻心火，疏肝气，使附着于血分的风热升发而解。
“所生受病者，言肺受土、火、木之邪，而清肃之气伤，或胸满、少气、短气者，脾主诸气，五脏之气皆不足，而阳道不行也。或咳嗽寒热者，湿热乘其内也。”此指所生受病，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足，受到心火的反乘，肝木的反侮，肺气因而不能清肃下行而引起诸病。
“所不胜乘之者，水乘木之妄行，而反来侮土。故肾入心为汗，入肝为泣，入脾为涎，入肺为痰、为嗽、为涕、为嚏、为水出鼻也。一说，下元土盛克水，致督、任、冲三脉盛，火旺煎熬，令水沸腾而乘脾肺，故痰涎唾出于口也。下行为阴汗，为外肾冷、为足不任地、为足下隐痛，为水附木势而上，为眼涩、为眵，为冷泪，此皆由肺金之虚而寡于畏也。”所不胜侵侮的病变，乃土不制水，而引起“肾水侮土”的病变和“肝木侮金”的病变，这都是反侮之象。
“脾胃不足，是火不能生土，而反抗拒，此至而不至，是为不及也。
白术（君） 人参 黄芪（臣） 芍药 甘草 桑白皮（佐） 黄连（使）
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及诸甘温药亦可。”此言火不生土，脾土反受肾水之侮，是为不及的病机。故用人参、白术、甘草益脾；芍药制肝安脾；脾虚则所生受病，故以黄芪益肺气，桑皮泻肺火；元气伤则阴火升，故以黄连泻阴火而复元气。风药胜湿，与甘温配合还可健脾。
“心火亢盛，乘于脾胃之位，亦至而未至，是为不及也。
黄连（君） 黄柏 生地黄（臣） 芍药 石膏 知母 黄芩 甘草（佐）”
火本生土，亢盛反是焦土，乃脾湿之气不至的不及。故以黄芩、黄连、黄柏泻心火；知母、石膏、甘草泻胃火；芍药、生地黄益阴安脾，而脾胃元气自复。
“肝木妄行，胸胁痛、口苦、舌干，往来寒热而呕、多怒、四肢满闭、淋漓、便难、转筋、腹中急痛，此所不胜乘之也。
柴胡（君） 防风 芍药 肉桂（臣） 羌活 独活 泽泻 黄柏（佐） 升麻（使）”
上述谐症乃肝木横制脾土所致，因此，用柴胡疏肝为主；防风、芍药、肉桂制肝为辅；羌活、独活之升清，泽泻、黄柏之降浊为佐；升麻之升发脾胃阳气为使，共奏扶脾抑肝之效。
“肺金受邪，由脾胃虚弱不能生肺，乃所生受病也。故咳嗽、气短、气上、皮毛不能御寒，精神少而渴，情惨惨而不乐，皆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是体有余而用不足也。
人参（君） 黄芪 橘皮（臣） 白术 白芍药 桂枝 桑白皮 甘草 木香 槟榔 五味子（佐） 桔梗 青皮（引）”
土不生金，肺金受心火侵袭，出现“形盛气衰”之症，此即阳气不足，阴火有余，脾气一衰，肺气先绝之候。故用人参为主，辅以黄芪，佐以白术、橘皮、木香补脾肺之气；白芍药、桂枝制肝木之克脾土；桔梗引诸药入肺。五味敛肺阴，桑皮泻肺火，以使诸药补中益气之功益彰。
“肾水反来侮土，所胜者，行妄也。作涎及清涕，唾多、溺多而恶寒者是也。土火复之，及二脉为邪，则足不任身，足下痛不能践地，骨乏无力，喜睡、两丸冷、腹阴阴而痛，妄闻妄见，腰、脊、背胛皆痛。
干姜（君） 白术 川乌头（臣） 苍术 附子 肉桂 茯苓 猪苓（佐） 泽泻（使）”
脾虚而肾水反侮脾土，引起脾肾阳虚的各种病变。故用干姜为主，白术为辅，以温脾阳；乌头为辅，附子、肉桂为佐，以温肾阳；并以四苓导水下行，共奏温阳利水之功。
综上所述，李东垣以脾虚发病为理论中心，阐述了火不生土和火亢焦土而产生的心之脾胃病；土不生金而产生的肺之脾胃病；木胜克土而产生的肝之脾胃病；水反侮土而产生的肾之脾胃病。并指出脉兼洪大，心热而烦，肌肤灼热，而如火燎，为心之脾胃病的见症。脉兼浮涩，喘咳气短，精神衰少，不任风寒，为肺之脾胃病的见证。兼见弦脉，往来寒热，口苦舌干，胸胁满痛，溲便皆难，转筋腹痛，为肝之脾胃病见症。脉兼沉细，足不任地，睾冷多尿，腰脊疼痛，为肾之脾胃病见症。病理主为饮食伤胃，劳倦伤脾，导致阳气下陷，阴火上升而成。脾胃本证则有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脉迟而缓，当脐有动气，按之坚硬而痛等，这就深刻地论述了五脏传变的病机。
三、总结
关于五脏治疗大法，皆本《内经》、《难经》、《金匮》和后世医家之论，约为八点：
（一）本脏自病只治本脏。
（二）五脏母子关系破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
（三）五脏发生乘侮，当从整体观念出发，来调整五脏的平衡。如肝实肺虚，用泻南补北的治法；肝虚肺实，不用此法，余脏准此。
（四）见肝之病，知肝能脾，当先实脾，先安未受邪之脏。并指出“实者传变，虚者受邪”。
（五）脏病治腑，腑病治脏。
（六）勿犯虚虚实实，损不足而益有余之戒。
（七）五脏之气有太过不及，当辨寒热虚实，根据五脏苦欲，结合五味，以决定温凉补泻的治法。
（八）进行药性归经，才能使药物的作用各布专司，采取引经报使，才能使制方各有专主。这就突曲了药物的特点。
综上所述，把五脏病变归纳为本脏自病、五脏相生关系失去平衡的病变、五脏相克关系失去平衡的病变三类，这些内容将分述于各脏中。为了通观全豹，先列简表说例如下。（表7、表8、 表9）
注：五脏病变表说明
1、上而三表的具体内容分见于五脏病证通治要法中。
2、从相生相克两病变表的例证中，可以找出各种疾病的虚实和五脏生克乘侮规律的一致性。举水肿为例：相生关系失衡病变表中的“金病及水”一项所述的水肿，是肺病及肾造成的水肿，属实证。相克关系失衡病变表中，“水泛土崩”的水肿，系由肾病水邪上犯，土不能制，病变主要在肾，乃肾水侮土，属脏气太过所致的实证。“水胜克火”的水肿，乃由肾之水饮因心火不足而上凌，属于反乘的虚证。“土不制水”的水肿，主要是脾土虚而遭致肾水之反侮，病变主要在脾，属脏气不及所致的虚证。这样，便可发现病变是以哪一脏为主；是哪一脏太强，哪一脏太弱；是哪一脏影响那一脏；是相生关系破坏、还是相克关系破坏，都可一一掌握了。
3、并不限于表中所举例证，这些基本规律，可运用于各种病证中去解释痛理，定出治法。规律性既强，又具有灵活性。
4、表中有一些专用名词，简释如下：
土盛及金：指脾土太盛，不能生肺金而发生病变。余可类推。
木旺生火：木本生火，若木气大旺，则可化火而发生病变。 木不生火：木本生火，若木气不及，则不能生火而发生病变。余可类推。
水虚金病：水为金之子，肾阴不足，则可发生子盗母气而引起肺阴之虚，这就称为水虚金病。余可类推。
金行乘木：金本克木、肺金之气太旺，则可过度地克制肝木而发生病变，称为金行乘木。余可类推。
金旺火郁：金本来为火所克，但金气太旺，则可反侮心火，由此而引起病变，称为金旺火郁。余可类推。
木火刑金：金本克木，但肝气太旺则化火，称为木火。木火则可相侮所不胜之肺金而引起病变，称为木火刑金。刑，有伤害之意。
水泛土崩：土本制水，若肾之脏气太过，水寒之气上泛，则可导致土崩不能制水而发生病变，称为水泛土崩。
火旺金囚：火行乘金，指心之脏气太过，心火相乘肺金；火旺金囚，指肺之脏气不及，心火反乘肺金。囚，亦即制约之义，言金弱则火旺，金便相对地受到火的制约。
土败木贼：木克土，脾土败必然受肝木的反乘而发生病变，故称为土败木贼。贼，有伤害之意，言土不足必受到木的伤害。
金冷火衰：火本克金，若心火不足，便可受到肺金的反侮，由于金气之冷而致心火之衰，这样的病变，称为金冷火衰。
木不疏土：木能疏土，这指肝木能对脾土起制约作用。若肝木之气不及，则不仅不能对脾土起制约作用，而脾土必然反侮肝木而发生病变，称为木不疏土。
由此可见，五脏学说是建立在古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阴阳五行学说和气化学说，以及长期丰富的医疗实践基础之上的。所以，五脏系统不单纯是一个解剖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理病理概念。尤其是把它作为内科杂病的辨证纲领，就更着重于用五行生克来阐述它的病理传变了。当然，把五脏作为内科的辨证纲领，实现了前人没有实现的理想，无疑是一个成就。
但是，以五脏辨杂病并不等于完美无缺。因为任何学说都有它的局限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病变情况可以完全超出这些规律。如清代医家徐大椿著的《医学源流论》中，既强调了“治病必分经络脏腑”，又指出了“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如说：“故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本于古圣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后治之，自然一剂而即见效矣。”又说：“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其大端则中于经络者易传；其初不在经络，或病甚而流于经络者亦易传；经络之病，深入脏腑，则以生克相传，惟皮肉筋骨之病，不归经络者则不传，所谓躯壳之病也。”这就启发了我们，内科杂病，一般不会脱离五脏辨证的规律，但度该指 出，在传定的情况下也有例外。也就类似诊断时舍证从脉和舍脉从证一样，这种例外毕竟是少数，恐限制了学者的思想，所以在此作一交代。 本文选自邹学熹《中国五脏学说》，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本公众号仅用之进行学术交流，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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