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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红色首都——江西瑞金的叶坪乡“查田运动”，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中的一个试点。它成功地告诉了我们，要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军支前，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完成反帝任务，必须首先彻底搬掉直接压在群众头上的第一座大山——封建势力。在斗争中明确阶级路线，分清敌我，依靠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培养和教育当地干部，使之带动群众完成任务，这是毛主席在整个运动中谆谆教导我们的中心思想。 经验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我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土地问题如果没有彻底解决，封建势力没有完全肃清，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发挥，农业生产也难以搞好。 记得一九三三年初春的一天，天气很好，没有风，温暖的阳光照着大地，野草已经开始发绿了。我决定把已经写好的“春耕运动指示”草稿，先拿给本乡的党支部、乡政府代表会和贫农团的同志们看看，请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它不但切实可行，而又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员文件。 乡政府办公室的门紧锁着，谁也不在。我一连去了四次，才碰上三个人：叶坪乡的乡主席朱先祺，乡政府秘书兼党支部书记刘守富，还有一个又胖又高、不像庄稼汉的人——他姓钟，据说是乡俱乐部主任。 我拿着指示草稿，满怀热忱地想和他们仔细研究研究，谁知大家都不关心。约好时间召集的会议，到时谁也不来。这是为什么? 叶坪乡即瑞金县云集区的第四乡，划分为叶坪、洋溪两个行政村，有十多个自然村，两千七百多人口，是我们军事、政治的中心地区，是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军委的所在地。这个地区过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来来去去，红白反复了好几次，从一九三一年夏天，打垮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以来，才一直在我们手里。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曾在这里召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宁都起义之后，庆祝大会也在这里举行。但是，这个地区的生产等却一直搞得不好。 目前春汛已动，乡干部们对春耕生产的指示，竟如此冷漠，难道不是奇怪的事吗?对刘、钟两人，我不清楚，难道朱先祺对这样的事情也不关心?是别人不来呢?还是没有通知大家?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翻腾着。 当我走访了几家贫雇农之后，更加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群众把我当作客人，只闲谈一般家常，叙寒道暖。当我问起分田的情况，去年打多少粮，够不够吃，以及村里哪些人好，哪些人一贯凶狠刻薄等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有些人不言不语，有些人吞吞吐吐，有些则很气愤地告诉我：分田不公平，粮食不够吃；朱先祺为人倒不错，也是受苦人，做长工的，但胆小怕事，革命劲头不足；谢标很耿直，也穷，家里没有什么人，依靠做裁缝为生，但工作有些草率，能力不强。可是到底哪些人对人凶狠、刻薄，有钱……还是得不到可靠的材料。 这样就更使我急欲找朱先祺谈谈。找到他，和他谈一般工作情况，他还兴致勃勃，说东道西。谈到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他也赞不绝口。可是问到乡里的具体问题，诸如为什么第四乡每月扩大红军的任务都完不成，支前工作做得不好，地主富农有几家，分田分得是不是公道，群众有什么意见等等，他似乎非常苦恼，并含糊其词地说：“也很难说。总之，我能力差，办不了事……”这使我想起当初他为什么宁愿当伙夫，坚决不愿当乡主席的事情来。 我决心要把底摸清：“你害怕国民党回来?还是怕大家心不齐，工作做不好?”他一言不发，呆呆地瞧着我。我又问：“难道你是怕地主、豪绅和他们的狗腿子？”这名话好像打中了他的心坎。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说：“我有顾虑。”我见他直言了，就对他说：“顾虑什么？你是雇农出身，受过压迫剥削，有过很多痛苦。红军就是贫苦工农组成的，是自己的军队。如今红军一天天更强大了，有他们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断动员群众补充它、扩大它、支援它，使它打更大的胜仗，消灭反革命势力，巩固后方，使前线红军更安心地奋勇作战。” 这一下把他的闷葫芦敲开了，他说了真心话：“那好，我说吧。扩红，嘴唇磨破了也没有人去；支前，叫来了这个，跑了那个。一句话，分田没分好。给逃跑的地主还留着田；有些过去收租、放债、雇长工、摆架子不做活、又吃好穿好的人，如今钻进我们的组织，摇身一变也成'贫苦工农’了；给贫苦农民分的田少，还把坏田、中田当好田、上田分给他们。许多人公开不说，背地里有意见。” 他仍然表现忧虑，最后谈到：“在我以前的两任主席都是被陷害的。我知道他们都是贫苦工农，是好人，工作也积极；可是有人给他们硬加了个罪名，叫'乱打土豪’，就这样被陷害了。” 问题已很明显，这个乡的封建、半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倒，他们还在暗地利用狗腿子、亲信继续兴风作浪，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这个情况，使我想起了在这以前，毛主席曾明确地指示过我们：必须发动当地群众，必须彻底肃清当地的封建、半封建势力；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把他们真正地组织起来，把各乡工作做好，变落后乡为模范乡，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支援革命战争。了解了叶坪乡的情况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主席这个指示的深刻意义。 情况总算闹清了。我心想：还是召集乡党支部会议、乡政府代表会议、贫农团会议，大声疾呼地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解决呢？还是采取个别串连，通过朱、谢他们，首先找些穷苦的、阶级觉悟比较高、斗争性比较强的群众先谈谈，然后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经过他们自己揭发问题，起来斗争呢? 最后决定两者都采用。 可是开乡党支部会、乡政府代表会、贫农团会议时，还是没有到几个人，所以工作重心就放在串连穷苦的比较积极的人上边了。 朱先祺第一次召集的会议到了八个人。我在会上主要讲了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指出穷苦工农要提高觉悟，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斗争目标要明确，要分清敌我。并按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道理，把农村应该怎样分析阶级的方法，也详细地讲了一遍。这样就启发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大家的团结，并且使每一个人都觉得有了不断扩大斗争队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必要。 朱先祺和谢标在这个会上，也把自己的委屈，淋漓尽致地说了一番。当场就有人发言，讲他们过去分了房子不敢住，分了坏田或少分了田不敢说是不对的。也有人揭发了有些逃跑了的地主的田还留着没有分。最后大家决定分头去找贫苦、勇敢、正直的人来开会，至少每人找一个。 过了五六天，八个人串连了三十多。朱先祺告诉我，这里面有党员，有团员，也有乡代表，都是贫雇农。他把他们组织起来，问我叫什么名称好，是否就叫贫农团呢? 我同意他的意见，以后大家也都同意了。 一天夜晚，贫农团在开会，我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了叶坪乡最近的情况和贫农团的发展过程。主席静静地听着，有时插上两句话，有时点点头。汇报结束时，主席说：“好，可以这样办！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这晚没月亮，虽然路不远，但是高一脚低一脚地很难走。当我和主席走到会场附近时，就看见屋里微弱的灯光下，几个人在小声说话。只听见有人说：“……可以划为地主。”有人说：“我看只能划为富农，划地主过分了。”又有好几个人先后说：“还是划地主！他自己不劳动嘛……” 接着是一个很宏亮的声音：“……应该划地主。他有三四十亩田，一半多出租，家里雇着长工。他不仅不劳动，还放许多债，生活过得很好……” 主席问：“那说话的是谁！”我听出是谢标的声音，就说：“是谢标，就是住在我们前面那小屋子里面的裁缝工人。” 听起来争论得很热烈。为了不打扰他们，我们站在屋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二天我跑到乡政府办公室，找到朱先祺，问昨晚会议情况。他把会议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昨晚讨论了五、六家的阶级成分，肯定了三家地主，两家富农，还有一家材料不足，没有最后定下来。”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我们按照重新划定的阶级成分，先没收了谢某等三家地主的房屋财产及两家富农的多余部分，分给了贫苦群众。 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起来了。有钱的人也惊慌了，有的诉“苦”装“穷”，好衣服不穿了，好东西不吃了，并且还可以时常听到他们自家吵架的声音。不知为什么，那姓钟的俱乐部主任也不见面了。 新组织的贫农团很快发展起来，一下就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为一个有力的战斗组织。 我们在叶坪村有了一点经验，便趁热打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相邻的洋溪村去。也是先从组织贫农团，展开宣传工作着手，大讲怎样分析阶级、打倒豪绅地主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重要。在许多老贫农团员、党员、积极分子带动下，很多人在会场上吐出了苦水，斗争劲头更大了，地主、富农历年来进行剥削的材料揭发得更多了。 会议决定除把在会场上说的材料记录下来以外，没有说的可以在会后个别向政府报告。大家都同意，并提议成立查田委员会，以朱先祺、谢标等七人为委员，负责收集和整理材料，处理查田工作中各项问题。 整个乡沸腾起来了。要求加入贫农团的人越来越多。洋溪、叶坪两个行政村，各自以老贫农团员为基础，在乡领导下成立了村的贫农团，下面还分设组。斗争更加深入了，查田、查阶级成了人们街头巷尾的谈论话题。 为了不致于错定一个和漏掉一个地主、富农，积极分子采取两种方法：自报和调查。这时查田委员会工作越做越细致，朱先祺和谢标变成了大忙人。受剥削的人向他们报告材料；剥削者也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每天早起晚睡，搜集、整理和甄别材料，忙个不已。为了有系统地掌握材料，决定被查的对象一律都填写“阶级成分调查登记表”，以便核对。 查田查阶级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项细致精密的革命工作。一定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分清阵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查田委员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这个重大使命的组织。它必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充分走群众路线。 对每一个被查对象，都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反复研究，仔细推敲，加以取舍。那些革命前三、五年连续剥削人的材料(如收地租、放债、雇工、收牛租等等)，应该作数；那些时间太远了或是非长期的，应该不算。把剥削的时间、剥削的项目和分量弄清楚，甄别真假，然后提出应确定为地主、富农或是中农的意见。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富农和中农的划界。不要把有轻微和暂短剥削的富裕中农，或者把革命前几年就已靠自己劳动为生的人，当成剥削阶级看待，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 其次，对地主和富农，我们也作了研究，认为：地主是不劳动的封建剥削者，是寄生阶级；富农虽有部分剥削，但它本身也参加部分劳动，不应完全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 对待兼营工商业或其他职业的地主，也与纯粹地主不同，不没收其工商业部分或经营其他职业的用具、资料、房屋等。 查田委员会依据所收集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确定成分后，提交党、政、贫农团等各个组织充分讨论通过。有些还需要经过群众大会通过。通过的地主成分，预先报告上级审查批准，然后按照政策处理。 叶坪乡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共查出二十八家地主、富农，连原有的四家( 其中一家由富农改为地主 )，共三十二家，约二百口人。经过广大群众斗争之后，连混入党支部和乡政府代表会的坏人也查出来了。那个充当俱乐部主任、时常利用他的职权分摊节日捐款的钟某(地主)，见势不妙，偷偷逃跑了。刘守富(中农)在斗争开始时不积极，也受了批评教育。 正当群众的斗争情绪百尺竿头、蒸蒸日上的时候，忽然刮起了一阵冷风。地主、富农的老腔调、老办法又拿出来了，说他们本来不是地富成分，说乡政府“乱打土豪”，搞错了。贫苦工农又有害怕心理，积极分子又在疑惧，甚至朱先祺的情绪也在波动，怀疑地、富们告准了状。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揭发出来的、经过反复研究认真核对的材料，怎么会错！为了搞得更准确些，查田委员会又将所有材料重新研究了一番，并商讨和决定了对策。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地、富们的阴谋终于被揭穿了，不得不低头认输。 四月里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召开了通过阶级和庆祝查田胜利大会。我跟着朱先祺同志怀着兴奋的心情，迈着大步，匆匆走出叶坪村。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向洋溪东边的广场集中。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他们手里都拿着碗筷，准备大会以后大会餐。 坐北朝南的主席台，设在尽北头的松树丛前面。我们穿过人群，向那里走去。啊！这真是一个良辰吉日，一切景色，都好像在为彻底翻身的人们助兴。 会场上红旗林立，赤卫军梭镖上红缨如火，到处是一片沸腾的景象。靠近主席台两旁，堆满了没收来的桌、椅、板凳、皮箱、木箱和其他家具。四面八方传出了歌声和笑声。人们是多么高兴呀! 我们走上了主席台。查田委员会的同志们以及区政府主席朱开铨同志都来了。乡主席兼查田委员会主任朱先祺同志，首先宣布大会的程序和意义。我和朱开铨同志也讲了话。 这个会议是一次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努力生产建设、宣告人民力量无限强大的大会；也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一次动员大会。真是人人扬眉吐气，个个笑逐颜开。会议通过了地主、富农名单之后，接着向群众报告了没收土地、粮食、牲畜、家具、衣物等帐目，并宣布分组按名单分配实物。大会秩序井然。 封建、半封建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群众心花怒放。参军、支援前线的革命热潮起来了。生产劲头也很大，这样土地、耕牛、劳动力等等问题，就需要迅速解决。 我正在这样考虑的时候，朱先祺开口了：“这次没收的土地共七百多亩，除补足少分田人家的田地和留足红军公田外，全乡平均每人增加了一石二斗田(一亩合三石)，中农也得到了利益。我想上午开个会，解决生产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一并讨论怎样处理没收来的牛。查田运动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以后可以多搞支援战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工作了。”我非常赞成他的意见。 这时的朱先祺已经不是几个月以前的朱先祺了，敢出主意，敢提不同意见，也能大胆地干了。 时间不长，面貌大变。乡政府的代表会、党支部的工作，都逐步地纳入了正轨，能够按时开会讨论问题了。青年、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兴修水利和消灭荒地的工作，也逐渐开始。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还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又以没收来的耕畜作底子，成立了犁牛合作社。俱乐部在洋溪、叶坪两个村，也都很快地成立了。文化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去列宁小学、认字班读书的人也多了。 徐特立同志为此非常高兴，他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中央教育部帮助他们解决桌子、凳子、灯油、书本等困难，没有人来念书；现在不声不响地有这么多人来念革命书了。可见肃清封建势力，提高群众觉悟，是个根本问题。” 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潮也掀起来了，叶坪乡每月都有十几个、几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红军，当担架队员。群众踊跃地交公粮，运军粮，交还政府发放的公债票，作为红军作战费用，不要政府还钱。 叶坪乡查田运动的完满胜利，对四周乡、村影响很大。许多人都在私下议论，说是做得对，做得好！埋怨他们自己的乡、自己的村为什么没有人来领导搞一搞。 第八乡的一些负责人跑来跟我说：“观澜同志，你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好不好?我们八乡本来和四乡是一个乡，你不能厚此薄彼呀！”我当时就答应了。 晚上我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主席很高兴，认为应该帮助他们，并决定组织工作团去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叶坪乡的战果，取得更多的经验。 工作团在云集区、壬田区工作了四、五十天。那里的问题更多，斗争更复杂、更曲折，地主豪绅利用氏族关系进行反抗活动更突出，谣言更多。工作团做了许多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了群众，情况才大有转变。 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大村子的恶霸地主，钻进乡政府当秘书，掌权。该乡群众谁都害怕他，知道他的劣迹的也不敢说。及至邻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才把这个恶霸地主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没收他家财产时，查出了伪造区、乡政府和赤卫军的各种印章及许多反动证件和田契。政府宣布了他的罪状，召开了全区性的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审，并根据群众的意见，枪决了他。到这时，他本村的群众也起来了，先后揭发出了许多家地主、富农，消灭了开展工作的阻力。 经验证明：查田运动，除了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势力，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对于发动群众发展生产，肃清反革命，巩固区、乡政权，扩红支前壮大革命力量，也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方法。这成了当时做好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毛主席紧紧地掌握了问题的关键，决定把查田运动扩展到更大范围去，亲自主持并首先召集了石城、宁化、长廷瑞金、雩都、宁都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接着江西、福建等省及粤赣边也都召开了所属县的查田运动大会。至此，深入土地斗争的广大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在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了。 由于查田运动的胜利，虽然战争频繁，后勤忙碌，但整个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都很快。赣南、闽西地区，一九三三年收获的谷物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闽浙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江西省管辖的许多县增长的幅度也不校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红军的需要，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王观澜（1906－1982），原名金水，字克洪，浙江省临海市城关镇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曾任中共杭武、汀涟县委书记，闽粤赣军区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中央工作团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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