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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纵”北渡前后与整编 为了发展华中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完成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伟大战略任务，新四军第一、第二两个支队的领导机关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军部的决定加以合并，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漂阳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当时在苏南的新四军二团、四团、新三团、新六团、挺进纵队、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及地方武装，还有已经渡江北进的我“挺纵”一部和稍后过江组建的苏皖支队等，均归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江南指挥部成立时，我因部队驻在扬中，敌情紧张，未能前往参加成立大会。大约在十一月八、九日，我接到陈毅、粟裕发来的电报，说四团团长张道庸、政委卢胜将率四团一个营，护送二李的弹药经扬中去江北，然后转至六合、仪征地区，相机开辟苏皖边地区根据地，要“挺纵”部队给予配合。几天后，四团三营营长范连辉带了一部分战士挑着子弹箱来到扬中，接着张道庸、卢胜也渡过夹江到达扬中我“挺纵”司令部。他们带的部队是四团团部、第二营和民运工作队。 张道庸、卢胜告诉我说，江南指挥部执行党中央关于开辟苏皖边的指示，决定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为骨干组建苏皖支队。陈、粟首长命令他们趁替二李运送弹药的机会去苏北，然后就留在那边，相机向天(长)、六(合)、仪(征)广大地区发展，与不久前在安徽抗日前线由原新四军四支队八团扩编的五支队罗炳辉部取得联系。 他们从漂水以北的诸塘出发，在天王寺越过宁杭公路，经延陵、胡家桥、访仙桥过来，趁雨夜穿过宁沪铁路日军的封锁线，一路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我们立即组织船只运送他们渡江，登岸地点定在三江营，并通知嘶马、大桥一带的我“挺纵”部队予以接应。张道庸、卢胜率部在三江营上岸后，顺利到达吴家桥。隔日由二李派人到吴家桥验收弹药。 张道庸、卢胜的部队在吴家桥稍事休整后，即遵照陈、粟的命令，夜渡邵伯湖，经方港、铁牌等地到陈集，十一月底进入仪征的谢家集，月塘集。这时张道庸改名陶勇，打起了“苏皖支队”的旗号，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奇袭天扬公路重镇大仪集的伪警察局，粉碎仪征、六合日伪军的“扫荡”，连战皆捷。一九四0年初与新四军五支队的八团会合，协同转战于苏皖边区广大地区。 十一月下旬，叶飞奉命率江抗二路主力(老六团)西撤到扬中休整。当初周恩来代表中央到皖南军部与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等负责人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十二字方针后，陈毅将向东的任务主要交给叶飞;把向北的任务主要交给我。 半年来，叶飞(化名聂扬)与吴馄、何克希、乔信明、刘飞等，以“江抗”的名义转战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常(常州)、太(太仓)广大地区，在日军严密控制的重要腹地英勇奋战，取得了如夜袭浒墅关等一系列胜利，一直进逼到淞沪边境。英、美出日本的洋相，通过上海租界上出版的《大美晚报》等，大量刊载新四军东进，已打到上海外围的消息。叶飞东进，打击了敌伪的气焰，鼓舞了苏南东路人民的斗志，还解决了缺人、缺枪、缺款的大问题。 由于苏南东路乃是敌人的心腹要地，不但有大量的日伪军，而且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也已经发展起来，不断配合日伪向江抗挑衅。江抗被迫自卫反击，经过严家桥、顾山镇等战斗，消灭顽军大部。叶飞等在当地抗日力量的配合下，只用了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开辟了东到淞沪边境，西到常州，南到太湖，北到长江，这样一块抗日游击区。 蒋介石允许新四军到茅山地区敌后作战，是有他的打算的。蒋在庐山训练团上讲，让新四军到那里去，是为了让日本人消灭它。因此，国民党三战区对新四军严格划定地区，不准超出这狭小的范围，而且规定不准建立政权，不准扩军，不准收税等等。如今，见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就决定进一步压迫我军。顾祝同一方面给项英施加压力，一方面集中其“忠救军”等围攻我军。因此，陈毅命叶飞等部留下小部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将主力西撤到扬中休整。 “江抗”二路在扬中进行休整补充后，江南指挥部为了加强北进的力量，决定“挺纵”和“江抗”二路合编，番号仍用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名称（“挺纵”未与叶飞部合并前，对外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编后改称“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我们在八字桥开了整编大会。 陈毅亲自主持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正在发生急骤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改变了侵华的策略。他们由抗战初期的重点对付国民党转变为重点对付共产党，因之，他们把主要兵力已从正面战场移到敌后战场，企图集中力量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则加紧政治诱降活动。英、美为了在西欧应付德、意法西斯蒂的进攻，正在策划“东方慕尼黑”，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国民党方面，汪精卫已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正紧锣密鼓，准备粉墨登场，组织伪中央政权;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下，也加紧了他的妥协投降和反共活动。蒋介石想投降，就必然要反共，这是一条规律!陈毅历数了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等情况。 他说，这股反共的逆流已经发展到我们这里。一个多月前，在国民党江南行署冷欣的支持下，镇江县长梅芳等制造了“马峰事件”，杀害了我新四军老二团特务营营长马峰等八位同志，并解除了特务营的武装。可以预见，一次新的反共高潮正在很快地向我们压过来!这是非常严重的考验啊!大家必须提高警惕!党中央最近提出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新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指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江南指挥部决定，“江抗”二路和挺进纵队合编。这是革命任务的需要。“江抗”的老干部多些，“挺纵”的老干部少些，部队合编以后，可以调整一下，统一配备。新老干部、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必须很好团结，团结就是力量。要防止外来干部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看不起外来干部的现象。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也要防止敌人的挑拨离间。这样，我们相信任务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 刘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宣布了新四军军部对“江抗”二路与挺进纵队合编后主要负责干部的任命:由管文蔚担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陈时夫、吉洛(姬鹏飞)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下辖四个团:一团团长兼政委乔信明，参谋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李一平(吕平);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任杨浩庐;三团团长梅嘉生，参谋长张福前(张震东)，政治处主任刘文学;四团团长韦永义，参谋长焦勇，政治处主任鲍志椿。当时徐绪奎的二团还在苏南，梅嘉生的三团已在江北。 会后，陈毅又找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简单地谈了一下，要我们抓紧时间将部队合编好，并再一次强调在我们负责同志之间要加强内部团结。陈毅说:“团结是党内的一个重要原则，凡是注意团结的，不论敌人如何强大，都是可以战胜的。反之，不论你部队如何坚强，也是容易被敌人打败的。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就是三年游击战争，也有不少这样的教训。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这时，打入镇江敌军内部的同志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将叶飞率“江抗”主力向西到扬中的消息，通过伪军透露给了日军。日军已在京(宁)沪线上集结部队，准备大规模“扫荡”扬中及江北沿江地区。所以我们两个部队宣布合编后，即先后渡江北移，以跳出敌军“扫荡”圈子。 对这次大“扫荡”的到来，我们是有准备的。两个多月前日机飞来扬中侦察，在老郎街西南的大竹园旁，被我“挺纵”五支队张经秀部下的一连某战士用步枪击中要害，飞机掉在三茅镇附近的江边。张经秀命令一连连长彭寿生、指导员肖治平率全连赶去处理这架敌机。他们击毙开机枪反抗的敌机驾驶员两名，缴获飞机上机枪一挺及不少仪器用品，并炸毁了这架敌机。敌舰两艘、敌机八架赶来救援，又被彭寿生部击退，且使两架敌机侧翼中弹。次日，敌舰又来，敌人登岸后拖走了两具驾驶员尸体，并纵火焚烧安棣、港东棣等村民房。我部队赶到，敌仓惶逃遁。事后，我命彭连长派一个排将战利品送过夹江，交一支队司令部。陈毅发来贺电，嘉奖作战部队。 由于扬中地处大江之中，又是我主要根据地，敌知我主力大部在这里，非动用海空军配合不行。因此，估计其来势必猛，亟待对付。 其时，我们部队虽已宣布合并，大调整的方案也初步研究就绪，但面临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具体整编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决定留下“挺纵”参谋长张开荆、四团参谋长焦勇和他的一个营与扬中李培根、朱永山、施光前等率领的地方武装一起，坚持原地斗争，其余部队立即北渡。“挺纵”参谋长另由张藩接替。徐绪奎的二团来不及过来，仍留苏南活动。 我“挺纵”主力离开扬中后，敌人的大“扫荡”就开始了。海、陆、空军二三千人，实行对扬中的封锁、包围。江面上战舰、汽艇，天空中五六架飞机，轮番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张开荆、焦勇等率部经过连续一月左右的殊死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扬中地方狭窄，回旋余地太小，不得不突出敌人的封锁，包围，撤往丹北。在苏南的原“挺纵”六支队也归张开荆指挥，在苏南开展游击战争。扬中的老郎街、八字桥为敌攻占，扬中县城沦陷。但是李培根、朱永山、施光前等仍坚持在扬中，广大乡间还在我地方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我军南北往来，则改为以新老洲作跳板。 十二月，我“挺纵”主力随司令部移至江都县境内之吴家桥一带，开始整编部队。正式将部队的原建制打乱，重新整编，连以上干部统一作了调整。整编后，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一步，成为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我因为过去长期搞白区地下工作，虽然读了一点军事书籍，但是战斗实践经验很少，军事指挥上主要靠叶飞和张藩。这方面他俩都比我强。他俩都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经验丰富的战将。政治工作主要靠陈时夫、姬鹏飞等同志。部队整编完成后，就在昊家桥、大桥、嘶马、网子桥一带进行军政训练，并开展对敌游击战争。 陶勇、卢胜率领他们的部队(主要是朱传宝的一个营)进入仪征以北月塘集一带后，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兵力虽然不多，但仗打得很好，在苏皖边区站住了脚跟。这段时间，中原局反复研究华中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华中新四军面对日伪背靠顽固派的军队，向西发展必受国民党的限制;而向东发展苏北，则可以背靠山东八路军，依托江湖河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最有希望的地区是苏北。这是新四军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加快步伐，大发展。 党中央为了加强党在华中地区的领导，已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来到皖东。张云逸等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也跟刘少奇一起到了安徽省定远县的藕塘集。刘少奇一路传达党中央关于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的指示。他把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思想讲得非常深入浅出。他说:“打鬼子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这一思想对于华中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0年二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为了加强苏皖支队的力量，以争取和中原局取得更多的直接联系，陈毅、粟裕命令我“挺纵”第三团的一、三两营由梅嘉生、张震东率领西进天长、六合、仪征地区。接到命令后，梅、张即带三团团部及两个营，经葛家大庄进入湖西地区，很快在仪征、六合两县交界处与陶、卢部队会合，正式加入苏皖支队的序列。两支部队会师合编后，苏皖支队的领导机关也作了充实、调整: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梅嘉生任副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吴载文任政治部副主任。苏皖支队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大队。原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为一营，营长黄才胜，教导员姜茂生;原挺进纵队三团一营为二营，营长朱传宝;原挺进纵队三团三营为三营，营长郭明生。他们与淮南津浦路东的新四军五支队密切配合，在苏皖边境地区打开了新的局面。 三月初，施光前带了三十多人从扬中四墩子过江，经姚家桥、于大港偷渡来到大桥。施光前向我汇报扬中的斗争情况说，张(开荆)参谋长离开扬中不久，江南指挥部派老四团一营教导员陈桂生和该营三连连长王祥带了一个连到扬中打游击。扬中的情况又开始好转。原扬中工委已正式改为县委，李中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扬中县人民抗敌委员会，李培根任主任，朱永山任副主任。地方武装搞了四个别动队。县委派他筹建扬中县警卫队，因缺少枪支弹药，李培根命他来找我，请求解决一部分武器。 施光前等带了部分枪支弹药回到扬中，组织了几十人的县警卫队，逐步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已达千人，成立了扬中县独立团。 扬中是我军南北联系的跳板，在地理位置上有特殊的作用。这块地方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当地的许多同志是作出了贡献的。李培根原名李荣明，是当地人，一九三八年参加我新四军挺进纵队，同年入党。次年春，担任“挺纵”战地服务团团长。“挺纵”第一次打扬中时，他就带领战地服务团到扬中宣传抗日，播下革命的种子。“挺纵”退出扬中后，由他联系领导扬中的抗日群众。二次打下扬中后，他就留在扬中做党、政、群众工作，成绩卓著。后来担任过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职。一九四一年初以身殉国。这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一个好同志。 三月十九日，韩德勤趁罗炳辉率新四军五支队主力去津浦路西作战的机会，以八个团的兵力进犯我淮南半塔集。半塔集系我路东新四军五支队领导机关驻地。刘顺元、郭述申、周骏鸣、张劲夫、方毅等均先后集中于此。 那次，只有少数部队固守待援，情况危急。刘少奇从定远给我“挺纵”发来急电，要我们派部队去支援。当即由叶飞率两个团星夜西驰。叶飞从汉涧一路打过去，在马家集歼灭顽军独立旅一个营。半塔集守卫部队顽强战斗，激战多日，仍岿然不动。这时，罗炳辉率主力东援，叶飞带的“挺纵”主力，陶勇带的苏皖支队也相继赶到，终于打垮了韩德勤部翁达独立六旅的猖狂进攻，合歼顽军千余人，残敌仓惶逃遁。 在叶飞率“挺纵”主力西援半塔集的同时，我们抓紧开展地方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注意正面战场，在江北的敌后地区，只占领少数沿江的大、中城镇，驻军不多。伪军数量也很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则惊慌失措，先从镇江逃到淮阴，以后又从淮阴逃到兴化。从京(宁)沪沿线溃退到江北的散兵游勇，散处各地，一套便衣就可以换一条枪。苏北沿江地区又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活动的地区，党的影响还在。 抗战开始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许多爱国青年和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到处寻找党的组织，却总是很难找到。如果当时党能够派遣大批干部到这一带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群众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肯定情况会大不相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时机。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上海的江苏省委陆续派少数同志，如唐守愚、陈伟达、吴佐成等到南通一带组成江北特委。后来又派来赵毓传、钟民、洪泽、周一峰等同志到那一带开展党的工作。这些同志在复杂的环境中艰苦奋斗，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初，陈毅指示要“挺纵”负责开辟江都、泰县、泰兴、靖江一带的地方党的工作。因此，“挺纵”一到达吴家桥地区，即由“挺纵”三支队政治处主任惠浴宇负责重建地方党的组织。惠浴宇很快在江都、泰兴、泰县发展了党员，建立了这几个县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陈扬、·金求真、俞铭磺等负责。 五月，陈毅到苏北视察，决定成立苏北工委，指定惠浴宇为书记。不久，工委改为苏北临时特委，几个县的工委改为县委。苏北工委还先后在大桥、昊家桥、网子桥等处，举办了长江军政学校、党员训练班，并先后在陈文、陈玉生、颜秀五等部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 秋天，曾山送韦一平到“挺纵”，苏北工委又正式改为苏北特委，韦任书记，惠任副书记。这时，江北特委领导下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的党组织，也陆续与我“挺纵”党委建立了联系。这些同志一年多来的艰苦努力，为我“挺纵”进一步开辟和发展苏北沿江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初步基础。然而，“挺纵”刚到吴家桥时间还不长，徐绪奎的二团在苏南，梅嘉生的三团两个营已到苏皖支队，另两个团又西开增援半塔集，基本上抽空了，留在吴家桥的只剩下纵队机关、教导队和一个营左右的部队，共不足一个团兵力。 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主要是因为对二李的工作做得好。如果不是争取了二李的谅解和合作，叶飞西援就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留下工作也必会碰到极大的困难。 三月底，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的反共“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将“成为顽方必争之地”。毛泽东也明确指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华中是我重要的生命线。此时，东南局书记项英担心发展苏北会破坏统一战线，坚持“先求解决江南问题”;同时，他在与顾祝同谈判中迫于对方压力，一再要求将叶飞、陶勇两个团调回江南。刘少奇、陈毅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中央明确表态否定了项英的意见，通知项英停止与顾祝同谈判，并命陈毅迅速启用电台直接与延安通报。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迭次接到情报:日军进攻扬中，未能找到我“挺纵”主力决战，原定要消灭我军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受到上级的申斥。现正再次集结部队，准备从三江营、口岸、扬州、仙女庙分路合围，“扫荡”以吴家桥为重点地区，企图消灭我“挺纵”部队于通扬运河以南、泰兴县的口岸以西、仙女庙以东范围内。情报一次比一次紧急，部队不在身边，又不能以“空城计”退敌。我一面向陈毅、粟裕报告，一面和叶飞联系，请他率部速回。 五月中旬，叶飞率“挺纵”主力回到了吴家桥。部队未能休息，立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十七日，敌人分几路开始大“扫荡”。先是飞机数架盘旋侦察，接着就是猛烈的炮火轰击。我们估计敌进攻部队的兵力共有千余人，其中日、伪军各半。我“挺纵”部队，先由乔信明、刘先胜等率领其部抗击敌寇，后张藩也带了一部分部队赶到，投入战斗。激战竟日，杀伤敌人颇多，我军也有伤亡。是日，我伏击部队还消灭了日军一支轴重队，缴获各种武器近百件和大批弹药、军用物资。为了防止敌人分进合击，当晚我“挺纵”留下少数地方武装坚持，主力跳到外线。 在敌人“扫荡”前夕，我们曾与二李联系，二李同意和我“挺纵”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日伪这次“扫荡”。但是，在我“挺纵”与日、伪军接火后，李长江却一枪未放，就把部队撤走了。我考虑其中可能有问题。部队跳出包围后，移到通扬运河以北的杨家桥、朱景营、野田庄一带休整，这里是二李防地。“扫荡”结束后，我带了一个警卫排，夜渡运河南去了解情况。日伪军在大桥、吴家桥周围地区“扫荡”了三四天，挨村挨户搜索，抓了一些人，烧了一些房屋，但始终没有侵入二李防区，也没有和二李的部队发生任何冲突。看来日伪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是有默契的，即使是中间势力，也不例外。 敌人封锁了长江，“扫荡”了几天后，即各自撤回他们的据点。 大桥、吴家桥、嘶马一带，均未设置据点。凡被敌寇蹂厢过的地方，村庄都是死一般寂静。群众受到摧残后，情绪低落。拂晓前，我返回驻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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