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 易丘 发自 易丘藏书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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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为什么会这样说？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信仰的呢？保命第一？

有人说，罗素是费边社的成员，他们都是怀疑主义者。 “怀疑”是知识分子的属性，如果知识分子不摇摆，不中庸，那么他身上的知识分子属性就会被别的属性打压下去，比如政界或军界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维持自由的知识分子状态了。

而罗素几乎是个专职知识分子，他追求的是真理的深度，眼光在未来。然而，个人无法承担集体意志，所以包括罗素在内等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对一个国家意志及行为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他的这种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与国家意志不冲突，也不属于政治不正确。

说到这里，费边社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他们都是怀疑主义者呢？

关于“费边”，名字是这样来的。

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

费边社会徽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1884年，一位新的成员提出以“费边”来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命名。

成立社址

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费边社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应该拥有生产工具。

但费边社不认同暴力革命，他们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前辈们激进暴力的方式。

为了推行自身的主张，费边社的成员不遗余力的向社会宣传他们的主张，并且与政府官员、党派政客们过从甚密。1891－1892年，费边社中的成员们对外做了数千次演讲，印发了数万份小册子，并且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阿斯奎那、贝尔福等众多政治家进行了谈话并且提出建议。在费边社的努力下，国家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许多措施通过一个一个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社甚至还帮助建立了工党。

1895年，在费边社的倡议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成立，其至今仍是费边社的重要思想库，工党的主要智囊。罗素曾两度在该校任教，他说：“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费边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怀疑者，他们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的以现实去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对社会的认识。

由此，费边主义主要有两点内容： 一、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这种独立不是遗世独立，而是保持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的改良之中。 二、渐进主义。通过理性思考得出解决方案，但同时采取渐进的态度，渐，并且进。

费边社的成员人数曾一度达到八千人，地方分社超过一百个，后来才逐渐衰落。1931年，新费边研究社成立，1939年其又与费边社合并成为新费边社，一直延续至今。

费边主义与中国的渊源

20世纪20~40年代，拉斯基(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学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之一，罗隆基、费孝通、徐志摩、金岳霖、萧乾、龚祥瑞等人都曾经在LSE求学。这些LSE的学生们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相对于费边主义，激进主义的实质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中国而言，由于众多的因素，激进主义一向是很有市场的。这使得中国历史在一个水平上不断重复，傅斯年曾说“(中国历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这未尝不是激进主义导致的。

中国人对一个好的社会的想象力可以说是极度缺乏，想来想去，也不过是《礼记》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所以，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行大道”，因此，在起义的关头，往往以此为号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就像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便已腐化无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从渐进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问“由谁来行大道”，不如去问“如何去行一个更好的大道”。

选择未来，选择时间

从文章标题这句话来讲，未知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会随着个人的经历而丰富、增加，甚至变更。

以上文章内容为笔者个人解读与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