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足我自足”——论宋代“尚意”书风之流变（张孝玉）

阅读美丽星空 2022-11-22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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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足我自足”——论宋代“尚意”书风之流变

□张孝玉

赵宋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了文官统治的政策，国力因此不复往日之强盛，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改变，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重文抑武的政策自然而然地使得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得到提高，文人的审美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宋代并没有相应的书法教育或者是以书法水平的高低来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大大缩小了书法的实用范围，使得原本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的书法，逐渐转化为文人士大夫在公务之余的一种自娱活动，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宋代书法的兴盛程度远远不如唐代，加之宋代的国力衰微，国家的气度、格局也远逊于唐代。所以，如果将北宋的书法与唐代相比，其进步之处在于书家结合自身的心性与禅宗思想的影响，把行书由唐代“尚法”，纵情一路，发展为更富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尚意”书风。

但随着金人入侵，南宋王朝建立，偏安于临安一隅，北宋后期书法蓬勃发展的态势遂戛然而止。南宋的书法并没有新的建树，时代书风基本笼罩在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尚意”书风之下。南宋的书法没有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战乱使得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没有余力来研究书法，在思想文化方面，理学的兴起使读书人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而客观来讲，苏、黄、米三家的成就又实在太高，南宋书家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实属不易。本文即通过对整个宋代“尚意”书风的梳理，归纳出“尚意”书风开始、发展与延续各阶段的特征及一般规律，进一步揭示宋代书坛的一般状况。

一

经历了五代的乱离，干戈之后，斯文凋敝，笔法衰绝，大量的法书名迹毁于战乱之中，欧阳修曾评论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1]}。宋太宗右文的政策，对于衰颓的北宋前期书坛起到了迅速振兴的作用，但总体来说，北宋前期的书家们主要还是延续五代的书风，个人面貌尚不算突出，直到北宋中期才有所改观，一是因为政局趋于稳定，二是由于士大夫改变了初期“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2]}的态度，对于书法创作实践，开始出于自觉的艺术的动机。

北宋中期对“尚意”书风产生影响的人物首推欧阳修，虽然他在书法技巧上没有为后世树立太为明确的榜样，但由于他北宋文坛领袖的身份，他对于文艺方面的审美趣味与主张，可以说启迪、影响了整个宋代。欧阳修（1007—1072）的书法气息淳古，富有文人学养，但在宋代并非第一流的书家，他在书论方面对“尚意”书风的启迪主要是不可以书法为事业，以及书法贵有革新精神。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的种种观点看似是自我遣兴的随笔之作，而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放在了一定的高度上的，他自觉地肩负起了文坛领袖的时代责任，因此上欧阳修大部分理论不仅颇有见地，而且振聋发聩。

欧阳修在书论中一再强调书法对自己而言只是自我愉悦的余事，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沉溺于其中，“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字未至于工，尚已如此，使其乐志不厌，未有不至于工者；使其遂至于工，可以乐而不厌。不必取悦当时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适而已。”^{^[3]}把书法作为消遣，就容易让人产生书法无需花费太多工夫就能获得，但其实欧阳修学书却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馀”^{^[4]}，书法的熟练自然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获得，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更高的追求则是要成一家之体。欧阳修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其出发点在于提醒世人关注书家除书法本身外更重要的道德修养问题，“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5]}欧阳修提出的这种思想，成为后来苏轼、黄庭坚等评判前代书家的主要标准，后来苏轼评欧阳修，恰好用的就是欧阳修的标准：“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6]}

欧阳修主张书家应有自己独立的面目，“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7]}，哪怕是对于历代奉为至尊的“二王”，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绝，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8]}这种反对因循守制、提倡求变的思想对后来的“尚意”书家是有启迪作用的。此外，欧阳修靠个人力量把蔡襄推至书坛盟主的地位，应该从侧面也对“尚意”书风有所影响。蔡襄书法坚实平易，功力深厚，虽与“尚意”书风旨趣迥异，但蔡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调，颇具唐人风范，这对于北宋中期崇尚颜真卿风气的兴起是有影响的，尚颜的风气逐渐改变了北宋前期崇“二王”为主的风尚，这种风气延续到北宋后期，颜真卿书法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对“尚意”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北宋后期之所以能成为宋代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正是由于“尚意”书风的兴起。苏轼作为“尚意”书风的领袖，开风气之先，黄庭坚和米芾出入苏门，各自担当起烘云托月的配角作用，在三家的共同努力下，将“尚意”书法推到了巅峰，成为宋代的时代书风。

苏轼（1037—1101）在书法上的成就不亚于文学，他的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轼的书法早年学《兰亭叙》，书风清雅，中年转学颜真卿，书风日趋雄健。关于苏轼的书法渊源，黄庭坚曾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9]}作为苏轼的门生，黄庭坚题跋里的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苏轼自己也毫不掩饰对颜真卿的推重：“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10]}苏轼对颜真卿的推重有两层意思，一是肯定颜真卿书法成就之高，二是高度赞扬颜真卿的变法精神。苏轼认为颜真卿的新法有取代钟繇、王羲之旧法的态势，“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11]}苏轼是第一个从实践与理论上都大力推崇颜真卿的书家，他个人的书法应当说是集王羲之与颜真卿于一身，虽然从表面上看，点画形态与王、颜二人有很大区别，但苏轼的优点正是能得神而遗形，有自己独立的面貌而精神气韵直溯晋唐。

苏轼书作以行书为最多，主要有《杜甫桤木诗》卷、《黄州寒食诗》卷、《祷雨帖》、《渡海帖》、《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人来得书帖》、《新岁展庆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黄州寒食诗》作于苏轼谪居黄州之时，用笔肥厚饱满，结体尚属于扁肥宽博一路的尝试探索阶段。此帖中的两笔长竖画，一作折钗股，一作悬针垂，不仅笔画本身挺拔有力，而且也起到了调节通篇节奏的作用。其实苏轼本身是单钩执笔的，腕着笔卧，黄庭坚戏称为“石压虾蟆”正源于此，但如以此观照这两笔竖画，如果没有书家的“意”不可遏止地流荡，必然受执笔的影响而显得拖沓。该书作被誉为是“天下第三行书”，与《兰亭序》《祭侄文稿》一样，《黄州寒食诗》也属于草稿，正是因为在无心于书的创作状态下纵情挥洒，才使得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苏轼在黄州时期虽然生活困顿，但却是诗文、书法创作的重要阶段，个人的书法面目开始形成，《黄州寒食诗》的不同凡响之处正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的碰撞，稍纵即逝不可重现，因此帖后黄庭坚题跋说：“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苏轼的楷书并不多见，其中《罗池庙诗碑》、《醉翁亭记》笔意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接近，印证了黄庭坚谈到的苏轼书法渊源。草书也并非苏轼所长，作品也比较少见，这与宋代行书兴盛而其他书体衰颓的整体大环境有关。

苏轼并没有专门论书的专著传世，只是以诗论书论画，或是在题跋中论书论画，虽然只是散见各处的只言片语，但却主题明确，苏轼的书学思想与实践相互印证，对待传统“破”字当头，好自我作古而标新立异，其书学思想的核心是“意”。苏轼作书主张“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2]}，这是宋人书法追求与唐人书法追求的一大差异性所在。在苏轼看来，书法是一种心灵上的适从，无所谓“佳”与“不佳”，所谓“无意”，就是由“能为”向“不得不为”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剥离了刻意为之的成分，这也是苏轼蔑视成法的一个体现，因为“意”的对立面就是“法”，要想追求“意”的无意与畅达无羁绊，就势必要反对“法”的刻意与束手束脚。苏轼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源于老庄哲学及禅家“破执”的影响。

黄庭坚（1045—1105）早年受知于苏轼，对苏轼执弟子之礼，但二人的情谊却在师友之间。黄庭坚在文艺上的自立意识很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13]}，故其书法虽然早年受苏轼影响，但成熟时期的书风已经与苏字迥然不同了。黄庭坚成熟时期的行书，字形中宫收敛，呈四周放射状，单字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用笔上由于撇、捺、横、竖等笔画的长伸，为了避免笔画空疏而增加了波折与战笔，这就形成了极具个性的用笔特征。北宋中期崇颜的书家不在少数，但是其中多掺杂了对颜真卿道德尊崇的因素，而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崇颜，则是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与苏轼相同的是，黄庭坚同样对颜真卿推崇备至，“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4]}对于康有为认为的黄庭坚之书“出于《瘗鹤铭》而加新理”^{^[15]}的观点，黄庭坚本人虽然对《瘗鹤铭》评价极高，但却没有提及他切实学过《瘗鹤铭》的记录，这或许是黄庭坚不自觉地借鉴，或许只是后人的揣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的草书，初学周越而后上溯到张旭、怀素，在草书衰退的宋代实为一代草书大家，尤其是他行、草兼擅，则更为难能可贵。在书学理论上，苏轼尚“意”，黄庭坚重“韵”，认为“凡书画当观韵”^{^[16]}，反对俗气，主张书法之美与精神之美的统一，书格与人格在黄庭坚的理论中都是书家安身立命之本，都以“俗”作为衡量标准。

与苏轼、黄庭坚把书法作为“余事”不同，米芾（1051—1108）的职业就是书画博士。米芾比苏轼小十四岁，已经属于晚辈了，在书法上他取法颇广，曾自谓：“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17]}米芾学书靠的是“集古字”，最后熔百家于一炉，借古而出新，终形成自家风格。苏轼赞米芾“风樯阵马，沉着痛快”^{^[18]}，黄庭坚赞他“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19]}。米芾专攻行草，带有明显的“二王”痕迹，字形欹侧，用笔跳荡激越，虽然看似率意而为实则法度齐备，这也是“尚意”书风的一大显著特点，虽上溯古人，但不为成法所困囿，自我的意识在书法中觉醒。继王献之以后，米芾把侧锋的技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自己也颇为自负地说：“善书者只得一面，我独有四面。”^{^[20]}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米芾关于“尚意”的观点，见于他的诗文书帖之中，他主张作书需重“天真”，“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震天，出于意外”^{^[21]}，浑然天成而无刻意的做作，是米芾的书法审美取向，尽管他对古今书家的评判过于刻薄，但他的才情与天赋确实高于苏、黄两家。

以上三家是为“尚意”书风阵营的中坚力量，三家既有联系又有补充，但实质都是借古开今，他们依托古法，却不为古法所束缚，循蹈情性，引领了一代“尚意”书风的潮流。而北宋后期的书论，也随着书法的进步而显现出兴盛的景象。“尚意”书论有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的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尚意”书论不仅引导了北宋后期书家的创作实践，对其他文艺领域亦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三

随着金人入侵，徽宗、钦宗父子被俘，宋室将都城由汴州（今河南开封）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于半壁江山，南宋王朝建立。北宋后期书法蓬勃发展的态势也因此而遭到阻遏，没有更高级的发展，南宋的书法并没有新的建树，时代书风基本笼罩在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尚意”书风之下。南宋的书法没有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战乱使得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没有余力来研究书法，在思想文化方面，理学的兴起使读书人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而客观来讲，苏、黄、米三家的成就又实在太高，南宋书家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实属不易。

南宋初期，文艺遭到了重创，刚刚繁荣起来的书法也因此遭到了沉重地打击，南渡的书家不仅失去了安定的生活，也失去了继续研习书法的条件与氛围，更为重要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书家丧失了书法进取的精神。北宋后期的“尚意”书风，讲求以意运法，书写时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在南宋书家群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尚意”书风在南宋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合理的方向，即单纯模拟苏、黄、米的因袭之风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并非是他们在“尚意”书学思想精神上的传承。因此，南宋前期的书坛基本被苏、黄、米三家“尚意”书风所笼罩，从者甚众。南宋学苏者最众，学米者其次，学黄者更次之，陆游曾有“近岁苏、黄、米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之说，又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22]}从学者之中，达官贵人多学苏轼，可能与“苏文熟，吃羊肉”的时代潮流有关，且苏轼的道德形象与颜真卿接近，应该也更容易被人所接受，这类人中以赵令畴和孙觌最能得其形神，此二人与苏轼关系非同一般，故能得其亲授。学米芾的人大多笔性良好，与米芾身份近似，多数以书法为职业，但这类人的出身较为一般，或出身布衣，或凭借书法作为官职的依托，这类人中以米友仁为代表，但他并未能将乃父之风发扬光大，反倒夸张了米芾字形欹侧、笔势斜努的特点，“甚者一字皆成横攲之势”^{^[23]}，因此时人对米友仁书法方面的造诣评价并不算高。学黄庭坚的人一般书法水平不高，大都仅仅是舒头伸足的外形与黄庭坚有几分相似，而书法的神韵与黄庭坚相去甚远，实在也是因学黄字不易，只能徒学皮毛罢了。

除因循北宋后期“尚意”书风之外，南宋前期的书法还表现出一定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高宗赵构。作为一个不思复国、不辨忠奸的昏庸皇帝，赵构在书法上的建树也实为有限，他的书学思路与他抱残守缺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但由于当时书坛的时风表现为普遍因循“尚意”书风，赵构的复古思想就显得较为突出，但实际赵构在振兴书法方面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赵构的书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翰墨志》上，其中亦不乏精辟的观点。比如赵构认为“学书必钟、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24]}，初衷不能说见识不高，但赵构作书仅以“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为目的，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书法成就。再比如赵构论书应兼二体时说：“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25]}这也成为被后世学者普遍接受的学书方法。

赵构本人的书法初学其父，后师法黄庭坚、米芾、孙过庭，再上追王羲之，于《兰亭》用功尤深，曾自言“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26]}他目睹书坛“尚意”的文人写意精神没有进一步发展，变成了辗转摹仿当代书家的情况后，曾反思道：“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27]}这在当时属于很有见地的观点，赵构自己主张上溯魏晋，反观他的书法，虽法度完备，但在精神气度上与北宋苏、黄、米及其父徽宗赵佶皆相去较远，其“详观点画，以至成诵”的学书观点，不免给人一种过于强调功力的感觉，且由于时局的原因，赵构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经历继续实践、发展自己的书学观点。赵构的书学观直到元代才被赵孟頫所继承，成为赵孟頫“崇晋”的思想基础，开启了一代新风尚。

南宋书法史存在着一种“双线”发展的形态。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延续了北宋书法主流的“尚意”风潮，另一方面则以赵构为代表形成了“以钟、王韦法”的“复古”思潮。前者是表流，后者是暗流，两者交汇，共同构成了南宋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南宋前期书坛的发展状况已经充分体现出这种双线发展的态势。

四

南宋中期，政局相对平稳，书法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与北宋中后期相比仍无法实现超越。此时的南宋书坛涌现出了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书家，他们在继承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的基础上，不失个性面目，引领了南宋中期的变体书风。

南宋的书学承继自北宋，但朱熹从欧阳修以及“尚意”书家的书学理论中，选择了“以人论书”一点加以强化，成为朱熹书学理论的基础核心，这显然与朱熹理学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毕生阐发圣贤之学的朱熹，从理学思想中生发出的“作字如其为人”理论成为他道统书学观的命脉所在。南宋中前期的书学理论基本皆从朱熹理论而来，直到中期范成大等人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28]}朱熹这句话其实并非是为蔡襄的书法未在南宋得到广为流传而鸣不平，也不是要振臂一呼，号召人们从苏、黄、米的流风中挣脱出来，以便创立新风振兴南宋书坛，这其实只不过是朱熹道统书学观的典型表述之一而已，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某于是窃有警焉。”^{^[29]}朱熹认为从书札之中可以看出书家的心胸与德行，他“以人论书”的观点虽出自北宋“尚意”书风，但事实上只占了“尚意”的一个端点，朱熹把这个理论进行了放大处理，以理学家的身份用道统的观念来阐释书法，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南宋中期的书法创作实践。

朱熹的理学思想客观上阻碍了“尚意”书风的进一步发展，南宋中期书坛应该首推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书家的书法成就较高，而这三人中又以陆游的书法成就为最高。虽然陆游自诩书法出自张旭、杨凝式，“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30]}，但从面貌上看，行书近苏轼，草书近黄庭坚，陆游实际是将各家特点妥帖地融为一炉。陆游的书法如同他的诗歌一样，沉雄勃郁，寄托着深沉的爱国情怀与饱受精神压抑而渴望一吐为快的强烈诉求，就现今可见的陆游墨迹来看，作于八十岁的《自书诗帖》最为精彩。与早期《怀成都十韵诗》相比，结体、笔法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以判断，陆游的书风还是相对趋于稳定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性的成熟，晚年单字外观更为苍秀老辣而已。从作品分析，陆游的行书确是出入于苏轼与杨凝式之间，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不容忽视的是，陆游在传统上所下的功夫并不算太足，这与他对待传统的认识有关。陆游在跋《兰亭序》时说：“如《兰亭》当如禅家勘辨入门便了。若待渠开口堪作什么，识者一开卷已见精粗，或者推求点画，参以耳鉴，瞒俗人则可，但恐王内史不肯尔！”^{^[31]}陆游在题跋中将《兰亭序》称为禅宗的顿悟，鄙视刻苦的渐悟，这样的比喻显然出乎臆造，忽略了学书的客观事实与一般规律，毕竟学书需要刻苦地研修，与参禅讲禅的法门不可等同论之。也正因为陆游对待传统的态度与认知，才阻碍了他进一步向传统深入的潜力。时隔多年，《怀成都十韵诗》与《自书诗帖》并没有质的飞跃，这与陆游没有向传统更深入一步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游的书法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翘楚，一是因为他胸次既高，诗文皆能，二是因为他见识既深，能从“尚意”三家的源头取法，因此书作既有古意，又能不失个人的面目。至于范成大、张孝祥二家，虽然书法样貌与陆游有所差异，但实质精神基本一致。范成大并没有明确的书学观点，他的书法与陆游相比功力、变化都有所不及，其书多凭才气取胜。范成大与陆游交善，陆游曾任他手下参议官，范成大的书风因此也与陆游相近，他对于北宋后期的“尚意”三家均有所继承，其中对于米芾的学习相对更多一些，“于湖、石湖悉习宝晋，而各自变体”^{^[32]}。而范成大对“尚意”书风的“变”，更准确地说是，借用米芾的笔法来写出自己较为恬淡的心境而已。张孝祥因赵构的推重而彰显其书名，书法虽从“尚意”三家出而风格却偏清寒劲健一路，与范成大的纯熟恬淡截然相反，他“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33]}。以此心态观照张孝祥的书法，就不难体会其中的率真与奇崛了。遗憾的是，张孝祥英年早殒，如天假以年，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当会更高。

南宋的一般书家在书法上的追求，已经完全丧失了寻本溯源的精神，他们只能沿着北宋“尚意”的成法单纯模仿，随着时风的好恶，因地制宜地改变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之所以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人是变体书风，其实他们学的都是北宋后期苏、黄、米，他们的变体实则变的是“尚意”书风，南宋中期的这一类变体书家既有个人面目，又不离所宗，其书法有个性，富意趣，因此逐渐与南宋前期的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五

南宋后期战乱复起，文艺的发展再次受到阻滞，渐渐显示出了衰颓的迹象。当一个王朝到了气数将尽之时，其文艺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反应，或是狂躁不安，或是萎靡不振，终不能出现气度恢弘的盛世气象。南宋后期的书法，多呈现出一种狂态，但已经没有更多的创新，此阶段书风的代表人物当推张即之和赵孟坚。

张即之和赵孟坚的书法，与中期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家相近，可以视为是变体书风的延续。张即之为张孝祥侄子，书风受伯父影响，可用“拘谨小巧”概括，点画的质量很高，笔画起止交待得干净利落，笔触总体呈现的是短促有力的面貌，即使类似撇、捺等长笔画，也往往是在收笔处戛然而止。但这样的短笔画并没有收到笔断意连的审美效果，一则是由于张即之的单字字形局限于方正，缺少变化，二则是单字结体过分依赖笔画的粗细对比来体现变化，因此张即之的书法虽有“尚意”书风诸家之法度韵味，但其用笔过于刻露，故书格不高，成就始终无法超过伯父张孝祥。

赵孟坚以画名与张即之并称于时，其书中宫收紧，与陆游、范成大较为接近，其书多有狂态，气魄阔大，与张即之的小心谨慎形成鲜明对比。遗憾的是，赵孟坚书名终为画名所掩，这个宋室王孙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笔下的梅、兰、竹、水仙等高洁的绘画作品，而非是他的书法，尽管赵孟坚的书法中充斥着身处乱世的衰颓之气，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书法仍是南宋后期最富有感染力的，也是最具有书家个人本色的。赵孟坚的去世，也标志着“尚意”书风划上了句号。

结论

宋代的“尚意”书风自北宋后期开始，经由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引领，遂成为有宋以来的时代书风，这其中既有书家自身的能力因素，也离不开暂时稳定的政局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但“尚意”书风发展到南宋，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中期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家在继承苏、黄、米三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保留了自身书法的个性，发展出了“尚意”变体书风，并延续到了南宋后期。

整个南宋都没有能与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相抗衡的书家或书家群出现，这一方面是书家个人的因素，另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乱，前人的法帖，临摹的范本大多毁于兵燹，自然影响了书家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时局不稳，朝廷朝不保夕，百姓颠沛流离，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研究书法，从中亦可见稳定的时局，宽松的文艺政策对书法的发展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尚意”书风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后世书家，尤其是文人书家的启迪意义，“尚意”的核心是文人的写意精神，这是文人书家综合素养的体现，既有技术上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修养与眼界胸次，可以说“尚意”书风的发展为以后文人书法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元、明的文人书家，都是在此基础上以“尚意”书家为媒介向前溯源，推动着书法史进一步发展。

[1]欧阳修《六一题跋》。

[2]同上。

[3]欧阳修《笔说·夏日学书说》。

[4]张邦基《墨庄漫录》。

[5]欧阳修《六一题跋》。

[6]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杨氏所藏欧蔡帖》。

[7]欧阳修《笔说·学书自成家说》。

[8]欧阳修《六一题跋》。

[9]黄庭坚《山谷题跋》。

[10]苏轼《苏轼文集·书唐氏六家书后》。

[11]苏轼《苏轼文集·书黄子思诗集后》。

[12]苏轼《苏轼文集·评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