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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孝玉 宋代书法的进步之处在于书家结合自身的心性与禅宗思想的影响，把行书由唐代“尚法”一路，发展为更富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尚意”书风。“尚意”书风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后世书家，尤其是文人书家的启迪意义，“尚意”的核心是文人的写意精神，这是文人书家综合素养的体现，既有技术上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修养与眼界胸次，可以说“尚意”书风的发展为以后文人书法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宋代的“尚意”书风兴起于北宋后期，但随着金人入侵，南宋王朝建立，偏安于临安一隅，北宋后期书法蓬勃发展的态势也遭到阻遏，没有更高级的发展。与北宋中后期相比，南宋的书法并没有新的建树，时代书风基本笼罩在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尚意”书风之下。南宋的书法没有再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时局的影响，战乱使得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没有余力来研究书法。在思想文化方面，理学的兴起使读书人的思想受到了束缚，失去了创新的意识和勇气。而客观来讲，苏、黄、米三家的成就又实在太高，南宋书家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超越实属不易。本文立论于“尚意”书风在南宋的继承、发展，意在厘清宋代“尚意”书风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揭示出南宋书坛的客观情况。 一宋代书法与唐代相比，在书体、书家群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步，甚至呈现出了退步的颓势。唐代各种书体均有较为良好的发展，成就也相当高，宋代却只有行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参与书法的人群庞大，水平也比较高，宋代的书法变成了士大夫阶层专擅的艺术，文人的口味成了评判优劣的标准，等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宋代国力衰微，国家积贫积弱，另一方面也与宋王朝重文抑武的政策息息相关。宋代书法的进步之处在于书家结合自身的心性与禅宗思想的影响，把行书由唐代“尚法”一路，发展为更富有文人审美情趣的“尚意”书风。  欧阳修《灼艾帖》 在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为代表的“尚意”书家崛起之前，北宋中期对书坛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欧阳修。欧阳修的影响力主要得益于他文坛领袖的身份，他对“尚意”书风的启迪主要表现在其书学思想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是不可以书法为事业，“以人论书”，以及书法贵有革新精神。欧阳修在书论中一再强调书法对自己而言只是自我愉悦的余事，他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其出发点在于提醒世人关注书家除书法本身外更重要的是道德修养问题，“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欧阳修提出的“以人论书”思想，成为后来苏轼、黄庭坚等评判前代书家的主要标准，后来苏轼评欧阳修，恰好用的就是欧阳修的标准：“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宝，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这可以看作是对欧阳修书法的最高褒奖了。 欧阳修的书学思想发展到北宋后期被“尚意”书家所继承，他们发展了欧阳修“以人论书”的思想及创新精神。苏轼的书论核心是“意”，主张“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作书时把“意”放在首位，追求精神、情绪不可遏止的流荡，不为执笔、运笔、用墨等法度影响，好的书作，追求的正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的碰撞，稍纵即逝不可重现。苏轼尚“意”，黄庭坚重“韵”，认为“凡书画当观韵”，反对俗气，主张书法之美与精神之美的统一，书格与人格在黄庭坚的理论中都是书家安身立命之本，提出“俗”的衡量标准，可以视作是对欧阳修“以人论书”理论的进一步阐发。米芾在“尚意”方面主张作书需重“天真”，“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震天，出于意外”。浑然天成而无刻意的做作，是米芾的书法审美取向。作为一个更纯粹的艺术家，尽管米芾对古今书家的评判过于刻薄，但他的才情与天赋确实高于苏、黄两家。苏、黄、米作为“尚意”书风阵营的中坚力量，既有联系又有补充，但实质都是借古开今，他们依托古法，却不为古法所束缚，循蹈情性，引领了一代“尚意”书风的潮流。这股潮流贯穿了整个宋代，在迁都临安后，南宋书坛也基本被北宋后期的“尚意”书风所笼罩。 二迁都临安以后，文艺遭到了重创，刚刚繁荣起来的书法也因此遭到了沉重打击，南渡的书家不仅失去了安定的生活，也失去了继续研习书法的条件与氛围，更为重要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书家丧失了书法进取的精神。 北宋后期的“尚意”书风，讲求以意运法，书写时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在南宋书家群中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尚意”书风在南宋却又走向了另一种不合理的方向，即单纯模拟苏、黄、米的因袭之风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并非是他们“尚意”书学思想精神上的传承。因此，南宋前期的书坛基本被苏、黄、米三家“尚意”书风所笼罩，从者甚众。南宋学苏者最众，学米者其次，学黄者更次之，陆游曾有“近岁苏、黄、米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之说，又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从学者之中，达官贵人多学苏轼，可能与“苏文熟，吃羊肉”的时代潮流有关，且苏轼的道德形象与颜真卿接近，应该也更容易被人所接受，这类人中以赵令畴和孙觌最能得其形神，此二人与苏轼关系非同一般，故能得其亲授。学米芾的人大多笔性良好，与米芾身份近似，多数以书法为职业，但这类人的出身较为一般，或出身布衣，或凭借书法作为官职的依托，这类人中以米友仁为代表，但他并未能将乃父之风发扬光大，反倒夸张了米芾字形欹侧、笔势斜努的特点，“甚者一字皆成横欹之势”，因此时人对米友仁书法方面的造诣评价并不算高。学黄庭坚的人一般书法水平不高，大都仅仅是舒头伸足的外形与黄庭坚有几分相似，而书法的神韵与黄庭坚相去甚远，实在也是因学黄字不易，只能徒学皮毛罢了。  宋高宗赵构《赐岳飞批剳卷》局部 除因循北宋后期“尚意”书风之外，南宋前期的书法还表现出一定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高宗赵构。作为一个不思复国、不辨忠奸的昏庸皇帝，赵构在书法上的建树也实为有限，他的书学思路与他抱残守缺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但由于当时书坛的时风表现为普遍因循“尚意”书风，赵构的复古思想就显得较为突出，但实际赵构在振兴书法方面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赵构的书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翰墨志》上，其中亦不乏精辟的观点。比如赵构认为“学书必锺、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初衷不能说见识不高，但赵构作书仅以“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为目的，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书法成就。再比如赵构论书应兼二体时说：“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这也成为被后世学者普遍接受的学书方法。 赵构本人的书法初学其父，后师法黄庭坚、米芾、孙过庭，再上追王羲之，于《兰亭》用功尤深，曾自言：“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他目睹书坛“尚意”的文人写意精神没有进一步发展，变成了辗转摹仿当代书家的情况后，曾反思道：“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这在当时属于很有见地的观点。赵构自己主张上溯魏晋，反观他的书法，虽法度完备，但在精神气度上与北宋苏、黄、米及其父徽宗赵佶皆相去较远，其“详观点画，以至成诵”的学书观点，不免给人一种过于强调功力的感觉，且由于时局的原因，赵构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经历继续实践、发展自己的书学观点。赵构的书学观直到元代才被赵孟頫所继承，成为赵孟頫“崇晋”的思想基础，开启了一代新风尚。 南宋书法史存在着一种“双线”发展的形态。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延续了北宋书法主流的“尚意”风潮，另一方面则以赵构为代表形成了“以锺、王为法”的“复古”思潮。前者是表流，后者是暗流，两者交汇，共同构成了南宋书法史的发展脉络，南宋前期书坛的发展状况已经充分体现出这种双线发展的态势。 三南宋中期，政局相对平稳，书法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与北宋中后期相比仍无法实现超越。 南宋的书学承继自北宋，但朱熹从欧阳修以及“尚意”书家的书学理论中，选择了“以人论书”一点加以强化，成为朱熹书学理论的基础核心，这显然与朱熹理学家的身份密切相关。毕生阐发圣贤之学的朱熹，从理学思想中生发出的“作字如其为人”理论成为他道统书学观的命脉所在。南宋中前期的书学理论基本从朱熹理论而来，直到中期范成大等人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朱熹这句话其实并非是为蔡襄的书法未在南宋得到广为流传而鸣不平，也不是要振臂一呼，号召人们从苏、黄、米的流风中挣脱出来，以便创立新风振兴南宋书坛，这其实只不过是朱熹道统书学观的典型表述之一而已，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某于是窃有警焉。”朱熹认为从书札之中可以看出书家的心胸与德行，他“以人论书”的观点虽出自北宋“尚意”书风，但事实上只占了“尚意”的一个端点，朱熹把这个理论进行了放大处理，以理学家的身份用道统的观念来阐释书法，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南宋中期的书法创作实践。  陆游自作诗卷局部 朱熹的理学思想客观上阻碍了“尚意”书风的进一步发展，此时的南宋书坛涌现出了陆游、范成大、张孝祥等书家，他们在继承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的基础上，不失个性面目，引领了南宋中期的变体书风。此三人中以陆游的书法成就为最高，虽然陆游自诩书法出自张旭、杨凝式，“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但从面貌上看，行书近苏轼，草书近黄庭坚，陆游实际是将各家特点妥帖地熔为一炉。陆游的书法如同他的诗歌一样，沉雄勃郁，寄托着深沉的爱国情怀与饱受精神压抑而渴望一吐为快的强烈诉求，就现今可见的陆游墨迹来看，作于八十岁的《自书诗帖》最为精彩。与早期《怀成都十韵诗》相比，结体、笔法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以判断，陆游的书风还是相对稳定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性的成熟，晚年单字外观更为苍秀老辣而已。从作品分析，陆游的行书确是出入于苏轼与杨凝式之间，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不容忽视的是，陆游在传统上所下的功夫并不算太足，这与他对待传统的认识有关。陆游在跋《兰亭序》时说：“如《兰亭》当如禅家勘辨入门便了。若待渠开口堪作什么，识者一开卷已见精粗，或者推求点画，参以耳鉴，瞒俗人则可，但恐王内史不肯尔！” 陆游在题跋中将《兰亭序》称为禅宗的顿悟，鄙视刻苦的渐悟，这样的比喻显然出乎臆造，忽略了学书的客观事实与一般规律，毕竟学书需要刻苦地研修，与参禅讲禅的法门不可等同论之。也正因为陆游对待传统的态度与认知，才阻碍了他进一步向传统深入的潜力。时隔多年，《怀成都十韵诗》与《自书诗帖》并没有质的飞跃，这与陆游没有向传统更深入一步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游的书法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翘楚，一是因为他胸次既高，诗文皆能，二是因为他见识既深，能从“尚意”三家的源头取法，因此书作既有古意，又能不失个人的面目。至于范成大、张孝祥二家，虽然书法样貌与陆游有所差异，但实质精神基本一致。范成大并没有明确的书学观点，他的书法与陆游相比功力、变化都有所不及，其书多凭才气取胜。范成大与陆游交善，陆游曾任他手下参议官，范成大的书风因此也与陆游相近，他对于北宋后期的“尚意”三家均有所继承，其中对于米芾的学习相对更多一些，“于湖、石湖悉习宝晋，而各自变体”。而范成大对“尚意”书风的“变”，更准确地说，是借用米芾的笔法来写出自己较为恬淡的心境而已。张孝祥因赵构的推重而彰显其书名，书法虽从“尚意”三家出而风格却偏清寒劲健一路，与范成大的纯熟恬淡截然相反，他“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以此心态观照张孝祥的书法，就不难体会其中的率真与奇崛了。遗憾的是，张孝祥英年早殒，如天假以年，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当会更高。 南宋的一般书家在书法上的追求，已经完全丧失了寻本溯源的精神，他们只能沿着北宋“尚意”的成法单纯模仿，随着时风的好恶，因地制宜地改变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之所以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人是变体书风，其实他们学的都是北宋后期苏、黄、米，他们的变体实则变的是“尚意”书风，南宋中期的这一类变体书家既有个人面目，又不离所宗，其书法有个性，富意趣，因此逐渐与南宋前期的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范成大《雪晴帖》局部 四南宋后期战乱复起，文艺的发展再次受到阻滞，渐渐显示出了衰颓的迹象。当一个王朝到了气数将尽之时，其文艺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反应，或是狂躁不安，或是萎靡不振，终不能出现气度恢宏的盛世气象。南宋后期的书法，多呈现出一种狂态，但已经没有更多的创新，此阶段书风的代表人物当推张即之和赵孟坚。 张即之和赵孟坚的书法，与中期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家相近，可以视为是变体书风的延续。张即之为张孝祥侄子，书风受叔父影响，可用“拘谨小巧”概括，点画的质量很高，笔画起止交待得干净利落，笔触总体呈现的是短促有力的面貌，即使类似撇、捺等长笔画，也往往是在收笔处戛然而止。但这样的短笔画并没有收到笔断意连的审美效果，一则是由于张即之的单字字形局限于方正，缺少变化，二则是单字结体过分依赖笔画的粗细对比来体现变化，因此张即之的书法虽有“尚意”书风诸家之法度韵味，但其用笔过于刻露，故书格不高，成就始终无法超过叔父张孝祥。 赵孟坚以画名与张即之并称于时，其书中宫收紧，与陆游、范成大较为接近，其书多有狂态，气魄阔大，与张即之的小心谨慎形成鲜明对比。遗憾的是，赵孟坚书名终为画名所掩，这个宋室王孙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笔下的梅、兰、竹、水仙等高洁的绘画作品，而非是他的书法，尽管赵孟坚的书法中充斥着身处乱世的衰颓之气，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书法仍是南宋后期最富有感染力的，也是最具有书家个人本色的。赵孟坚的去世，也标志着“尚意”书风画上了句号。 宋代的“尚意”书风自北宋后期开始，经由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引领，遂成为有宋以来的时代书风，这其中既有书家自身的能力因素，也离不开暂时稳定的政局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但“尚意”书风发展到南宋，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中期陆游、范成大、张孝祥三家在继承苏、黄、米三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保留了自身书法的个性，发展出了“尚意”变体书风，并延续到了南宋后期。  赵孟坚《自书诗卷》局部 整个南宋都没有能与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相抗衡的书家或书家群出现，这一方面是书家个人的因素，另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战乱，前人的法帖，临摹的范本大多毁于兵燹，自然影响了书家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时局不稳，朝廷朝不保夕，百姓颠沛流离，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研究书法，从中亦可见稳定的时局，宽松的文艺政策对书法的发展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尚意”书风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后世书家，尤其是文人书家的启迪意义，“尚意”的核心是文人的写意精神，这是文人书家综合素养的体现，既有技术上的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修养与眼界胸次，可以说“尚意”书风的发展为以后文人书法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元、明的文人书家，都是在此基础上以“尚意”书家为媒介向前溯源，推动着书法史进一步发展。 【文章摘自：《大众书法》2019年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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