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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近一瞧，惊得目瞪口呆，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 1905年末，清政府派遣闽浙总督端方等五位大臣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宪政，准备效法西方制定宪法。一行人当时从上海出发，途径日本、美国，然后转道前往欧洲各国。 与其他大臣不同，端方除了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外，还是个醉心碑石铭刻的金石学家。因此，此次出访每到一地，他必要游览当地博物馆。 1906年初，出访团访问完法国后，来到了德国柏林。这天，趁着闲暇之际，端方赶紧跑去参观柏林博物馆。 柏林博物馆建于1830年，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端方当时徜徉其中，看得目不暇接。突然，矗立在博物馆角落里的一座石碑，引起了端方的注意。 这座石碑高148厘米，宽92厘米，下部为莲花底座，中间有条裂痕，右上角略有残缺。石碑上洋洋洒洒刻着近一千个汉字，虽年代久远，但刻字依然清晰可辨。端方仔细阅读碑文，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这竟是珍贵无比的“高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高昌北凉是十六国时期，北凉国的偏安政权。公元439年，北魏大军攻破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国君沮渠牧健率众投降。他的两位弟弟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则带领不愿归降的残余势力败逃西域，最终在高昌建国，史称“高昌北凉”。由于北凉笃行佛教，沮渠兄弟二人建国后，致力于将高昌北凉打造成曾经的佛国。尤其沮渠安周继任国君后，更是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 据碑文记载，这座石碑刻于承平三年（445年），原本矗立于沮渠氏的皇家寺院中。碑文由高昌北凉中书郎中夏侯粲撰写，记述了国君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始末，盛赞了他弘扬佛法的功德。 这座石碑让端方惊喜不已，因为高昌北凉时期的石碑此前从未出土过，而眼前石碑文辞高古玄妙，佛理精深，书法高古，刻工严谨，更是堪称独一无二的国宝。如此珍贵的石碑为何会出现在德国呢？端方疑惑不解，当即询问博物馆馆长。 经过馆长的讲述，端方终于得知了事情原委：1882年，一群人偷偷跑到高昌故城的一座寺院遗址内挖宝，意外挖出了这座石碑。1902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率领“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考察”时，意外看到这座石碑，便将其买下。之后，格伦威德尔趁着清朝内忧外患，将包括石碑在内的46箱珍贵中国文物盗运回德国。可惜的是，在运往柏林途中，因为保存不当，这座石碑不幸从底部三分之一处断为两截。 端方深知，这座石碑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极高，要从强盗手中要回绝无可能，于是退而求其次，向馆长提出毡拓石碑。（即将宣纸覆在石碑表面，然后用毡卷蘸墨进行捶打，制作一张拓片。） 对于端方的请求，德国馆长当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这石碑年代久远，且已断为两节，经不起折腾了。端方不想就此放弃，他据理力争，亮明身份与馆长多次协商，最终得到了允许。 拓印碑文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要拓印一张合格的拓片，捶打宣纸时力道要不轻不重，且十分均匀。 端方是金石学家，对拓印碑文自是轻车熟路，但他当时是清朝出访使节，亲自上手有失身份。思前想后，端方决定找一位厨师替他操作，可谁料此举竟出现意外！ 当时在端方的指导下，一位厨师手拿毡卷，一边蘸着墨水，一边小心翼翼捶打着覆盖在石碑上的宣纸，勉强拓出一幅全本。但对这幅拓本，端方当时并不十分满意，总觉得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于是便叫厨师赶紧再拓一份。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毕竟是第一次拓印碑文，厨师当时失去耐心，下手没了轻重，拓印到四分之一时，一个不小心竟将石碑上的刻字捶碎了！ 德国馆长当时大惊失色，怒气冲冲叫停了拓印工作，并下了逐客令。无奈之下，端方只得带着这幅全本，以及那半幅残本怏怏而返。 端方对这幅唯一的拓印全本视若珍宝，回国后请人将其精裱成轴，然后广邀当时的学术名流、达官显贵以及外国学者前来欣赏，拓本上留下的珍贵题跋、题记，数量多达二十多处。 至于那幅只毡拓了四分之一的残本，端方则请友人以拓片全本为模本，采用响拓法补全了。不过与原本相较，响拓补完本神采顿失，书法价值荡然无存。 这两份珍贵的碑文拓片，在端方手中只保存了不到五年。就在1911年，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途中，军队突然哗变，端方被起义新军所杀。不久，其后人碍于时艰，将碑文拓片转卖给大收藏家李钦。李钦素获得两份拓片后，对其异常珍视，专门建立了“北凉碑馆”珍藏拓片，若非至亲好友，绝不轻易示人。 后来，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不幸毁于战火。端方的两份拓本随即成为海内孤品，尤其那份拓印全本更是价值倍增，被视为举世无双的瑰宝！ 李钦去世后，他的孙子李章汉悉心保管两份拓本，唯恐前人心血出现半点闪失。1976年，李章汉在著名学者史树青的启发下，毅然决定将家藏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全本和响拓补完本，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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