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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悬在心中，不断地问自己。 从学说话开始，在意识到记忆这件事之前，就已然能滚瓜烂熟地将唐诗随口而出。虽不解诗句之意，但其朗朗上口之阅读快感，却在不刻意背诵的情况下，读过几遍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说出来。进入学校后，除唐诗之外，也开始接触和学习宋词。仍始终觉得，宋词过于凄凄惨惨悲凉，不对自己的口味。而对唐诗，可能一两句诗词，若是忽然之间理解其意，则能让心境沉醉其中，咂摸好久一阵子。
唐诗当中，最喜欢“诗佛”王维的诗 大学本科期间，偶在图书馆借来一本关于林徽因先生的传记。虽然不知道这位女性前辈是何许人也，但是感觉她好像比较有才华，所以阅读完了她的人生传记。碰巧看到，与其丈夫梁思成先生在山西考察建筑，还有关于古代建筑的系统梳理和重大发现，便觉与自己家乡有着某种关联。 赴日留学前，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抗日神剧和日本动漫。然后，抱着“为什么日本人有如此精钻的匠心精神？”这样的目的去学习。所以，一方面做自己的科研课题实验；另一方面，在周末或假日，游历日本各地或是积极参加当地文化活动，去从多方面找到自己赴日初衷时所提出的问题。 在这样的游历和体验中，逐渐了解到，日本很多的文化传统，无不受到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深刻影响。比如，茶道、传统服装、一些传统的礼仪、禅宗思想的影响等等。而且，日本把唐朝对其的影响，以不同于中国的另外一种方式，带有日本当地民俗特色的，保存了下来。 在这样的了解当中，当去到奈良旅行。当我亲眼看到宏伟壮观的东大寺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如此巨大的建筑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仅仅是建筑房屋顶边角的鸱吻，高度就达3m。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东大寺不断地使用唐留下来的工艺和配料修复。如今，虽不算金碧辉煌，也依然熠熠发光。 我坐在东大寺主殿对面的台阶上，潸然泪下。一方面，确实被眼前这样华丽的建筑物所深深震撼。另一方面，由于当时认知浅薄所限，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没有能够可以与东大寺相媲美的唐的建筑保存的如此完好了，也为此感到深深地遗憾。
日本奈良东大寺 毕业后，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买来《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本书阅读。在这本书当中，系统地介绍了梁思成先生的一生，以及他对于建筑的贡献。梁思成先生，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建筑学的留学生，求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系统学习西方建筑学后，梁思成先生自觉，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建筑历史，而且这种历史是延续且成体系的，但并没有成学科体系。于是，他为系统地建立属于中国的建筑学科体系，和夫人以及朋友们四处走访包括山西在内的多处历史建筑，去进行学科体系的填补和挖掘。相当于用西方的学科体系的方法，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观，来组建关于中国本民族的建筑学科。
那实际是在20世纪初，中国不断遭受外族入侵，梁思成与其营造学社的同仁在这个时候仍坚持继续做中国建筑史研究，实则是为了填补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当时，达尔文之生物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类学科蔚然成风，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进化论总停留于生物学隐喻层面，未免不够深刻。五四期间，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以及后来的傅斯年成为重视史观转变为重视史学方法论改造的代表人物。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等理论，促使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胡适结合了达尔文与黑格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考察文明发展的来龙去脉，方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梁启超开始强调非文字记录史料之价值。而傅斯年将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文物，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便是此意。至于梁思成，深受五四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观思潮影响下，认为以实物为理论之首，同时重视实物测绘与理论研究。
梁思成先生，考察和测绘山西佛光寺时，坐在斗拱上 既然要开始调查，去找什么？如何去找？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通过日本著作、古典文学、与工匠交流等，划定了中国古建筑的历史演化基本框架。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体系的观点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类似，认为自成一体。伊东对历史阶段从史前到南北朝，建筑类次多样，建造体系也包含各种结构。而林徽因则集中谈等级甚高的官式结构，认为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能与西方建筑取得相当地位。因为其纯粹的木框架结构，及与之密切配合的美学表达，并且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和功能性。另外，进一步把“斗拱”单设为一个范畴，认为斗拱是中国建筑中最体现结构与美学结合的部件。另一方面，中国建筑是有历史演变的，有从生长到衰落的过程。由此，中国木结构也可以向现代建筑转化，从而再造文明。根据“结构主义”的美学观点看来，当结构与审美统一时就是优，当审美装饰性压倒结构表达时就是劣。因此，唐代为黄金时代，明清则衰颓。于是，基于历史、结构理性、民族，形成了梁林考察中国建筑的中心线索。梁一开始就受史观影响，对史料收集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上穷碧落下黄泉，其中，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东大殿算得上是“上穷碧落”当中的“明珠”，被视为最高成就，而对于西南测绘民居则是“下黄泉”的新范式。
梁思成绘制不同历史时期斗拱发展的线稿图 梁思成及同仁之所以将木框架体系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中心代表，并与哥特式和现代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类比，也是为了催生中国建筑向未来进化。梁认为，公元3-15世纪的西方，每个人在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中工作，但自己却不知道飘到何处。是文艺复兴催生了主体型建筑师，建筑师对建筑形式的自觉，以及个人创作与历史遗产的自觉，是广义上“现代性”起源。而当时中国建筑形式自觉和历史意识才刚刚开始出现，并缺乏坚实的传统建筑知识和修养。至于“国际式”，机械和新材料已占据主要地位，建筑应与现实结合，但先立骨架、次加墙壁，乃结构使然。梁做的事情，基本类似于绘制中国建筑地图，催生中国新型建筑师，这批人在历史研究的导航中，对于中国古建筑得到一个较真切的认识。 以中国建筑以斗拱为关键构建的考察过程，也是是结构和美学之间有机结合程度的高低的综合对比。唐构多豪劲，明清多繁复。梁认为，“豪劲”的唐构正是盛世有机建筑表现，同时指体魄雄强和精神矍放。这不仅指代艺术风格，也反映出梁时期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建设所持理念。
梁思成登山时所作的诗 如果说，梁思成考察唐代木构建筑的佛光寺大殿，将斗拱结构作为区分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因素，世人因此认识了千年之前中国古人们高超的智慧和创造力。那么，日本的法隆寺，在过去1300年岁月里，始终被历代名工名匠环绕，薪火相传不断。20世纪初，从1934年开始，西冈家祖孙三代，用50年的时间，将1300多年的法隆寺，进行了首次解体大维修，将古老技艺传世。 除了唐代木结构本身之外，从日本的宫大工和栋梁身上，我们又可以学习和借鉴到哪些？并由此来进一步对“大唐文化”进行另一个角度的反思。 下一篇，馆主将与大家继续分享。
2020年底，山西省会太原市开通的首条地铁中，府西街站的大厅立柱，使用了梁思成先生对五台山佛光寺绘制的线稿图作为包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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