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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品类与“杂”味作者 吴至华 （一） 杂文，实际上属于散文的范畴，是议论性散文的一个分支。简单地说，它就是文学性论文。这种论文，其说理、论证，都偏重于形象性。 杂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南朝（梁）文论家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里就已经提到，并且专门列为一章。他总结前人杂文的写作情况，历述秦汉以来杂文的类别而指出：“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普归杂文之区。” 由此看来，在刘勰心目中，“杂文”实在很“杂”－－典、诰、誓、问等十六种文章样式，都归入杂文中了。其实，现在看来，刘勰所说的杂文的含义，同我们所理解的，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谈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例如，在《杂文》一章中，他十分推崇枚乘的《七发》， 但它实际上是一篇从骚体的楚辞演化而出的汉代大赋。它尽管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然而规模宏大，描写铺陈，淋漓细腻，不宜算是一篇杂文。 在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中，却有近似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杂文的提法。他说：“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就有这类“杂说”之文。例如《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 尽管它对人物言行和心理的记叙、描写，分量很重，但是也有简洁的议论。特别是末一段：“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这意思是说：在懂道理的人看来，那么，人们求得升官发财的一些勾当，要让其大、小老婆看到不害臊、不面面相泣的，几乎不会存在。其议论精道、深刻。因此，《齐》文颇具“议论而兼叙述”的特点。 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杂著》中说：“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这个提法，将杂文所涉及的内容和体式，都谈得更为明白，也更接近于我们在的理解了。 1919年“五四”以后，许多革命家、文学家为社会的进步与革命的胜利，写了大量的杂文。例如鲁迅、瞿秋白、夏衍等人，为杂文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鲁迅，将杂文的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为抨击时弊、揭露摘疾，宣扬革命与进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了新的面貌和具有新的风格，展现了一种特有的姿态。他曾说：“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写下来，故称之为“杂感”；又说：“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 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 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因此也“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这些话，既对现代杂文的作用给予了准确的论述，也对其含义作了简明的解说。1949年以后，邓拓、吴晗、唐弢等人的杂文，为社会的向前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几年来，各级报刊出现了很多杂文，为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作出了的贡献。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杂文是不可或缺的。 （二） 杂文的形式，千姿百态，不成定格。这是由于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和论及的不同问题所致的。但是，从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大体区分其不同的品类。 首先，从内容上看，可分社会性杂文和学术性杂文。 社会性杂文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人格、品性、作风等方面的杂文。这样的杂文，在当年鲁迅和一些进步作者的杂文中，占了相当重的分量。它们多以揭露、批判的姿态和力量，指向反动、腐朽、虚伪、欺骗的统治者和不良的社会角落，成了驱逐黑暗、战取光明的一种锋利的武器。 在今天，社会性杂文依然有其现实的重要作用。在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净化心灵中，在改革、开创新局面中，对于那些错误思想、不正行为、不良作风，杂文均可予以批判、讽刺、劝喻。要强调的是，在旧社会里，进步的、革命的、战斗的社会性杂文，其批判性，很多是从根本上打击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者。 因此，它们既是社会的批判，也是政治的批判；其锋芒所向，是民众的敌人。而现在，这类杂文的矛头指向，是与先进的制度格格不人、背道而驰的问题、事物或现象，是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至于今天针对敌害及其思想体系，社会性杂文就更应该担当起投枪、匕首的任务，以自己的力量为促进和保障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学术性杂文，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一种，也可说是以杂文的形式写的学术论文。它需要对某一学术性问题或现象作科学的、准确的说明和论述。这一点是同一般学术论文没有多大差异的。但是，它的笔锋锐利，富于锋芒，笔调一般是轻松、幽默、亲切的，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过于凝重与严肃，甚至刻板的“理论”架子。 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很多篇什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针对当时在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弊病，表述作者的见解。例如《叶紫作“丰收”序》、《杂谈小品文》、《谈谈“漫画”》、《论讽刺》、《从“别字”说开去》等等，都是极好的学术性杂文。这类杂文，在1949年后，不少的报纸副刊、文艺杂志，大量刊载。比如唐弢的《春涛集》中，就有《写人》、《“博士卖驴＂》、《长着疙瘩的文字》等佳篇。它们涉及到文化生活的很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作者对于阅读、写作等方面的见解和主张。 其次，从对材料的处理上看，可分写真人真事杂文和综合性杂文。 写真人真事的，一般是针对具体的人物或事实，加以分析、解析或批判。有的甚至全文囿限于一个人物、一定的事件上（或者在此事件上引申开去）。例如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等篇章就是。在“文革”后，我写了《“好脑袋”小考》、《漫剖江青的“我······”》等杂文，就属于写真人真事这一类。这类杂文，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都是针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人及其言行、或事件等着笔的。因此，它有其特定的“限制性”，对所写的对象必须是或值得赞颂的，或应该批判的；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强的选择性。 综合性杂文，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集中和概括起来，予以典型化。这类杂文，较之上面的一类要多。比如，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作者创造的“叭儿狗”·形象就不只是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化身，而是包括了当时一切御用的绅士和洋场市侩，是一个典型形象。这正如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所说的“······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例如我先前时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 关于这种“综合性”，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也说过：有的形象，“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他所说的“普通名词”、“社会上的某种典型”，正是综合性杂文的集中和概括；是将具体的人物形象化为别的形象，如动物等形象。在当代的杂文作品中，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例如秦牧《鬣狗的风格》中的鬣狗式的人物，郭沫若《黄钟与瓦釜》中的黄钟、瓦釜等等，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物的概括、集中而铸成的典型形象。 以上所谈的品类归纳，只能是大概的，不是全体。而且在各类杂文中，又各有具体的不同形式或称谓。在鲁迅的杂文中，就有评论式的，如《论人言可畏》； 有抒情性的，如《夜颂》； 有叙事性的，如《记“发薪”》；有随笔式的，如《看书琐记》；有对话式的，如《论辩的灵魂》；有札记式的，如《立此存照》；有拾零式的，如《小杂感》， 等等。在当今的杂文品类中，也存在多形式、多格调情况。总之，只要是形象化的、具讽刺性幽默味的批判性议论，都可算作杂文，呈杂然各异的状态。 （三） 优秀的杂文，其“杂”味是很浓的，耐人品赏。这“杂”味，集中体现在批判艺术上，具体体现在揭示的思想内涵是否深刻，文笔是否有文学色彩，以及是否有一定的形象性、情韵性等方面。因此，“杂”味可以说主要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味。 杂文对于事理的论证或问题的阐述，应该具有形象性。这样，它就能使读者从形象的论述中，领会所寓之理。 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其中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杂取”材料，即往往从消息、故事、文献典籍、历史、传说、街谈巷议、文艺作品等广征博引而来；从中选取具有某一典型意义、能说明某一问题的，予以形象的描绘或传神的勾勒。这样，就能够使读者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地去领悟内容。 仍以鲁迅为例，他的《谈蝙蝠》一文仅七百余字，却涉及到了生物、历史、文学、心理学和现实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材料。它谈了常人讨厌蝙蝠的原因，以及它之所以“在中国的名誉却还好”，“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利”， 而“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作者由此而联系到“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 进而又讲到了“墨子的飞鸢终于失传”， 文人们曾写过“黄昏到寺蝙蝠飞”的佳句。接下去，还论述了“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 “不喜欢蝙蝠”， 其原因是由于伊索寓言里把它作为“骑墙的象征”， 而使得人们讨厌。文章通篇紧扣蝙蝠，上下纵横，千年万里，展开笔力，但从一系列“杂取”的材料中，迂回婉转，引申批判了表面装作“骑墙”， 实际充当反动派的效力者。 这样，文章意在论理，却显得出神入化、“杂”味浓郁。不过，要注意的是，“杂取”的材料必须恰当，不能牵强，总是为了说明主旨。这样，即使生发得很远，也不会游离于题旨之外，而更会给读者以一种驳杂的美感，做到“杂”而不杂。 秦牧认为：“目前发表的杂文”， “一般“杂文味，不够浓”， 其表现，“首先是形象性不够”；而杂文的“形象性从哪里来？从它所引述的事例、描绘的对象给人一种触摸得到的感觉中来。” (见《文”艺报》1982年9期）他的这些话，是说到了关键之处的。与“杂取”材料密切相关，并且有助于加强“杂”味的又一途径是施以“闲笔”。 这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同正文主要意思无关系或无大的关系，但实际上却体现以具体的形象为阐述杂文题旨服务的部分。因此所谓“闲笔”， 其实不“闲”。《写作》杂志1983 年第一期，《关于杂文的“闲笔”》一文中，说到一篇杂文的“闲笔”时引了它的一段： 这一段话，乍一看，对那篇杂文批评“妒贤忌能”的主题来说，似乎失之于“闲”。然而仔细探究，其实它是为了充分地申述自己的观点，是为了将文意推进一层，是为了强化批评的艺术性。因此，实则不闲。如果为了说理“简明”而将它删去，就会成为一只“断尾蜻蜓”。同时，如果“闲笔”用得恰当，还会具有使读者会心一笑、回味无穷的作用。这正如鲁迅所说：可在杂文中“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 这也就增浓了杂文的“杂”味。当然，这种笔墨是否真正的闲，实有它的分寸，需要作者去认真探索与把握，重要的是把握住它与全文内容或主旨的内在联系，做到“闲笔之中最不闲”。如果缺乏这一点，那就是真正的闲笔，就要毫不可惜地忍痛割去。 除“杂取”和“闲笔”而外，感情也是使“杂”味增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感情是文学特征之一，杂文作者应该运用富有感情的、个性化的语言表达独特的感受。鲁迅前期的一篇杂文《最先与最后》，通过对学校一个平常的运动会上竞走比赛的透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严重弊病，即缺乏进取和改革的空气。文章写到在竞走比赛中，有的人看见“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 “便松懈”下来，甚至丢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人看客的群集中”去；而有的观众对“虽然落后，却尽跑”的人抱以嗤笑的态度。这时，作者写道： 这些话，凝聚着作者对于那现状的愤慨之情。不仅如此，当作者写到那些“不耻最后”的人时，立即充满了敬佩、赞颂之情：“……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于敬佩赞颂中，抱以炽热的进取的希望。 除以上三点，还要提一下文笔问题。作为议论散文的一支，与一般的短小的议论文体，如短评、短论等，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即应更多地讲究行文的文采，讲究生动活泼、丰姿多态。否则，“杂”味也会减淡。例如有一篇赫然标为“杂文”的《谈小说中的议论》 (1982年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 从内容上看，是属于“学术性”的，但“杂”味很淡，几乎没有。为了说明问题，加之该文不长，不妨照抄于后： 这篇文章，问题提得有针对性，有分析，有见解，整个论述言之成理、表述简明，也有逻辑性。但是，它作为“杂文”， 就显得不锋利、无锐气，不生动、无形象，“显得直白浅露”， 也缺乏幽默风趣的笔触，全文也显得过于平稳和呆滞。因此，与其标明为一篇“杂文”，不如定之是一篇谈小说写作的短评或短论之类。 总之，“文章自得方为贵”，杂文更是如此。杂文的“杂”味，其实质就是“文学味”。此味离开了有感受、有目的的无所不谈，离开了多样的格调，离开了随意而严谨、风趣而深刻，是谈不上的。
作者照片 作者简历：吴至华，笔名：野草；大学文化。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散文学会会员，四川微篇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已出版十二本文学著作，约计四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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