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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是我的第三部作品了。在做过《林家铺子》的副导演之后，我有机会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无名岛》，紧接着就是《暴风骤雨》。当时这部影片是在1961年的新侨会议上放映，大家的反映都比较好，这个时候北影厂就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以前我从来没有疗养过，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书，所以那次去北戴河我就带着一大摞书去看，多是一些五四以来的作品。看过许多作品后，非常欣赏柔石的《二月》，觉得可以拍成电影，对《二月》小引中的那些话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那句“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在柔石的《二月》中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发展是通过书信来表现的，这对于电影要用形象、动作来表现其实是个难题。但是我对肖涧秋这个人物很熟悉，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主人公所处的大革命时代，但是这个人物身上有我长兄的影子，所以肖涧秋的思想和情感很能够打动我。小说中陶岚的形象，我也能从我一位远房亲戚的身上找到感觉。选择这部小说，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那些江南水乡小镇的风土人情，常使我想起家乡淮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所以我有很强烈的愿望想拍这部影片。
对于影片中的芙蓉镇来说，肖涧秋显然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他是想回避时代社会的洪流而来到芙蓉镇的，他厌倦了喧闹变动的外边世界，像一个思家的游子一样，希望在芙蓉镇找到“家”一样安全的世外桃源。但是他发现进入“世外桃源”却是进入了是非的漩涡中。
我认为北影厂的演员适合演工农兵的戏，并不太适合演知识分子的戏。于是就从上海找来孙道临、上官云珠，又从武汉找来刚拍完《青春之歌》的谢芳。另外我在影片中加入了王福生这个贫苦学生，把他和肖涧秋的关系作为另一条线，文嫂自杀后，王福生因贫困退学，这种双重打击把肖涧秋的痛苦推向极点，也促使他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希望影片给予观众的感觉是主动、积极的，预示一种光明的前途。可以感觉到那应该是“惊蛰”的早春，唤人觉醒的。 对这部影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是投入非常大的精力的，影片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经他修改了一百多处，而且非常细化，包括影片的名称最终由《二月》改为《早春二月》等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影片完成后，最后交由上级文化部门审查，这个审查除了厂领导、夏衍、茅盾等同志，还有文化部、中宣部的领导，当时很多人认为影片拍得还不错，这时候我心里还暗暗高兴，最后主管电影文艺的周扬同志不赞成这部影片，我一下子就蒙了，他认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本来是要我们好好修改，就改了、拍了、还补了镜头，后来又接到通知，说镜头一个也不能动。后来明确了，是要按照原来的拷贝进行批判。我还得做检查，就在检讨中间，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部片子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后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早春二月》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广泛，这也真是一个笑谈了。
《早春二月》工作照 《早春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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