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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朝书法概观 《中国之文书》（Documents Chinois）所载的斯坦因发掘品中，前汉时所见的草体书风，在后汉初期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章草样式了（永平四年［61年］木简，永平十一年［68年］简）。但是此时八分体仍是日常书写的最爱，同一出土品中的日常文书，大部分还是八分风格。用那种庄严的八分体书写的所谓“汉碑”盛行的年代，就现存遗迹而论，一直要到后来约公元一三○年到一九○年左右才真正到来。（若研究汉代书法，必须对之进行详尽的讨论，此处从略）魏的《上尊号》、《孔羡》、《受禅》（220年）、《范式》（235年）等圭角分明的书风，可谓八分体古典主义的最后辉煌。 其后的二百七十年，在同一书体出现了平和的《郛休碑》之时，也可见到由后汉章草中自然产生的晋泰始五年（269年）“梁鸾”木简，其风格已与汉碑体势大异其趣，逐渐好尚一种柔和的风味。大谷光瑞师在新疆吐峪沟发掘到的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要集经》是一种柔和且大方的八分体，也是可看出西晋人细腻的书写感觉的重要资料。 斯坦因发掘品以第九一○号，永嘉六年（312年）残纸为最晚，同发掘品七六○号“溉田”木简、七六二号“驽钝”木简、八○一号“四月廿四日”木简、八七三号“案文”木简、九二七号残纸、九二九号残纸等的草书、章草一类，和以上泰始、永嘉等的木简一起从罗布泊的北边出土。这些可以看作是大致同一时代之物。例如九二九号残纸中的“法”、“俗”、“不”等文字，八○一号木简写有“四月廿四日”的书式，在理解其晋人特色的同时，当注意其与刻帖所传王羲之书法多少有些相似之处。 魏晋间的中国正统书法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成长起来的。 这时候北方的蛮族势力已经开始强大，三○○年代初期开始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可能他们喜欢如魏《孔羡碑》那样外露圭角的书风吧，且在中国书风逐渐变得如此洗练的同时，那种威严的力感作为其自身的东西，逐渐变成了西凉、北凉等写经中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技巧，再转变为北魏风格。这里因为主要是讨论中国的正统书风，所以对之从略。但这一情况须参照《年表》，进行南北对比。 大谷光瑞师第二次探险队取得的孔雀河流域的发掘品中，有名为李柏之人的书翰草稿数纸。幸运的是，李柏在东晋咸和三至五年（328?330年）任西域长史一职之事，正史有传（《东洋学报》今西龙氏论文）。书写这一草稿的时代，正是我们现在要说的王羲之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时（参照《年表》）。就书风来说，首先是前述泰始时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风流蕴藉之风。这一妍丽流美的感觉来自于用笔方法的转变。即横画用力起笔，多覆势牵引，又用力收笔。运笔结构作同心圆形的圆转。即尚未有后世所谓楷书以后的笔画的起迄意识以及竖线横线构筑起来的结体意识。这点离篆隶节奏尚不太远。但虽近于篆隶，感觉上却已非汉人，而是泰始、永嘉木简以后的味道了。即与汉之偏于理智的古典趣味稍有不同，而更加偏好流动性的情趣。斯坦因认为二九三号“五月十四日云云”的残纸时代可能稍早，似也应该一起考虑。 首先就现在已发表者而言，严格来说，东晋人最后的书法，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为正统系的空白时代。再其后出现的，是中村不折先生所藏的完美的《持世经第一跋》。这是从鄯善发掘所得的“四行三十三字”的残纸，书写于北凉王且渠安周的己丑年，也即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但它却是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楷书，书者是远仕关外北凉王的吴丹扬（阳）郡张休祖，他是在江南这一当年文化中心中成长起来的人。《李柏尺牍》（行书）、元康的《诸佛要集经》（八分）风格，在此时变成了成熟的楷书。这一悠悠的韵度正是晋人正统。而且横画、竖画的运笔也已出现了后来楷书先驱的特色，在柔和的感觉中，“丹”字、“祖”字等出现了严整的转折意识。 补记： 1.法国伯希和携来品目录中，似没有如此珍贵的资料。斯坦因的似乎也没有。我打算对这《持世》 “三十三字”的意义进行特别说明。 2.在此半个世纪前有《爨宝子碑》（405年）。据之虽不能直接推测东晋义熙年间的书风，但和 《李柏》、《持世》一起来看，作为旁证，多少还是有些意义的。就此碑还想另加论考。 3.也有因为其乃边地之书，而轻视西域诸地出土写经抄本的价值的，这是不对的。这点再找机会另说。 《持世经》以后的书法出现了各种有趣的变化，逐渐由横竖线构成，人的自由情趣也逐渐趋整。在通俗所谓“楷书”概念出现的同时，行草书也逐渐在楷书意识下重新作出调整。隋唐即是这一调整的最后结果。斯坦因发掘品中的隋仁寿元年（601年）写的行书《摄论章》，便可看出这一消息（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作《塞林提亚》]）。 我对六朝书法发展的看法已如前述。汉魏为古典时代。晋也未脱离古典主义倾向，但已多表现人的自由情趣。书法作为艺术的真正独立，恐怕还是应该在魏晋之间吧。不欲恢复古代理智和权力的彷徨情形，不久在刘宋以后（六朝后期）有了要求、整理和把握的曙光。到了隋唐更是积极地去切合人的表现的需要。即要说六朝的话，应该分成前期、后期来看，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前期的东晋时代。 后汉出现的所谓“清节之士”的那种锐性之风，这时变成了“竹林七贤式”的自由主张。对权力的反抗和轻视，同时变成了对趣味的向往。其后的王羲之时代，面对崩坏的古典文化，又有了祈望新的文化形态的憧憬和焦躁。大约同时的陶谢之诗，在深刻敏锐地观照自然的同时，又开始了对形神、生死等抽象问题的感伤思考。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大英博物馆），形虽为汉式，沉静的风姿和表情，以及“风翻衣带”的意趣，却显得很悠长而孤寂。庐山大宗慧远的宗教，在后来的昙鸾，其目的也不是口头念佛，观佛是为了定心念佛。慧远据从西域的道士传闻来的那嘎拉哈喇石窟的光相，在东林龛室壁上所画的佛影，色彩、积空都很相似，据说有若隐若现之感。羲之《兰亭序》的思想也并非是我们难以达到的超越的彼岸世界。独自反省一下，那种忘却生死的超脱意识，也不过是瞬间的经验。与谢安之“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不同，羲之则曰“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而且第三四世纪正是以民族迁移为世界史背景的时代。与汉魏、六朝后期不同，我是这样来解释泰始、永嘉、咸和书风的意义的。
即使承认了天才的工作有显著的个性，也应不能超出那一时代的感情。不会有全然在那一时代风趣之外的超然独步。羲之的书法恐怕也应在如下的形态之中： 楷书—在《诸佛要集经》和《持世经第一》之间。行书—《李柏书稿》风。草书—“四月廿四日”简、“案文”木简、“九二九号残纸”等之类。章草—泰始五年“梁鸾”木简（斯坦因七三三号）风者。 羲之书名在世时已很高。他自己说过“比之钟繇，当抗行；比之张芝，草当雁行”，而梁虞肩吾《书品》中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撮兼众法，备成一家⋯⋯。”综合统一了前辈的所有技巧，奠定了羲之的伟大地位，再和前面诸形态相比，当可以想像其“出其类，拔其萃”之处。 补记： 1.本论中的书体名从俗。 2.斯坦因发掘品附有沙畹的解说，发表题为《中国之文书》(第一卷)。罗振玉对之进行了复写排类，著有《流沙 坠简》，又对原本进行放大复写，编成《汉晋遗简》在晚翠轩发售。本论引用例的编号据原本。 3.大谷师发掘图录为《西域考古图谱》二册。 4.中村不折先生收藏品结集为《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全三册。但还要感谢先生许可我对几件六朝写经原本 进行直接照相。 5.二十世纪初开始西域探险，以后还要找机会在《春兴集》中进行介绍。
六朝书道表 二、传世右军书迹（其一） 谈了王羲之所处的时代，这里我打算就流传的所谓“右军书法”进行讨论。 （一）楷书 《乐毅论》现在的刻帖异本很多，例如像“馀清斋本”可见朱异、徐僧权等梁代拓书人的名字，且没有唐讳，由这个理由，杨明时等认为它是“梁橅本”。但若进一步来看，如此条件只能说明是以“梁橅本”为最初的底本而已。最有趣的是，其书法根本见不到六朝的风姿。刘铁云旧藏的十一种本也没有唐宋以上者，“快雪堂本”也是唐整理以后的。《乐毅》真是个奇怪的话题。古来传说这是右军亲自书于石上的，原石在唐太宗崩御时一起被殉葬昭陵，五代时，为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所发掘。但也有说殉葬昭陵的是伪本，原石在宋代为高绅所得，据说皇祐年间尚存于高氏（以上《梦溪笔谈》）。后高氏对此进行了复制，而原石则为火事烧失（《集古录》）。但说被火烧是有误的，元祐年间还在赵竦家里，后不知所在（《金石录》）。即使高绅任湖北转运使得手之时，用作砧台石（《姑溪集》）的这一事实可靠，也没有原石在晋时如何状态的证据。唐中宗时，太平公主得内府王书，特别珍爱《乐毅》，包以织成袋入箱，公主籍没后，咸阳老妪藏入袖中盗出，后被发觉，投灶烧之。其时“香闻数里”（唐徐浩《古迹记》）。这是右军的原本，亲书石上之事，《广川书跋》也提到过，非常奇怪。 但模本说也很有意思。梁武帝付与陶弘景的“书启”中说“《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答帝的“书启”中说，恐为模本，闻帝之说，甚觉愉快（陶弘景“第二启”）。又举了《画赞》、《太师箴》的模本说。但陶的“第三启”中却将之当作真迹，说“《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这与前面的或不是一本。右军死后到宋齐一个半世纪之间，方有此模本之说。但再退一步，稍作考虑。据《法书要录》中智永禅师之跋，梁代出现了模本，萧子云、阮研等也应当学过，后至陈天嘉年中，入文帝府，接着始兴王、废帝后传至馀杭公主，甚为珍爱，陈氏诸王皆争以求之。后入于智永之手，误写二字，以雌黄涂其上以更改。米元章《书史》中说，改写此二字且不避唐讳的“梁本”为当时杭州天竺僧人所有。智永师引前跋之末，陶弘景的“极劲利”云云，认为此改字本为真本，《书史》文中似以为是梁模。但无论如何，已经可以知道真本确实是存在的。据说唐贞观十三年四月，以冯承素模本下赐高臣六人（褚遂良记，《法书要录》引），首先也得考虑其原本的真伪。高宗时，以冯承素、诸葛贞模本赐重臣六人（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的《古迹记》中说，开元五年整理时，内府只有《黄庭》、《画赞》、《告誓》，且此《画赞》也是伪本。这样的搜罗中，未见有《乐毅》。《清河书画舫》等举了虞世南临本。宋元祐中，诏模石者为唐人书（《广川书跋》）。宋模本有大量传世，沈存中的《笔谈》中也曾说到，《集古录》也说到当时盛行传模高绅原石之事。现在所传的《乐毅论》完全不是当时的对象。 《黄庭经》《黄庭》为右军所书，这首先可以从鲁一同《右军年谱》（第28页）中得到肯定。陶赠梁武帝的“第三启”中举了逸少著名之迹《黄庭》、《画赞》，说“此等不审犹得存否？”但据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还确实存在着，天宝末为张通儒所盗，原本不知所在（《广川书跋》）。宋代所传者，除刻本外，皆响拓或唐临本（《广川书跋》、《东观馀论》）。现在若要举其流传之例，有“宝晋斋本”、“停云馆本”等，或说是吴通微临，或说是虞世南，肥瘦各有差异，而底本当是相同的，应该说都是虞世南系统的书法。丰道春海先生收藏的“思古斋本”书法味道醇厚，而其劲健萧散的气象，则与孔固亭先生的武则天久视二年（701年）写的《弥勒上生经》有某些相似。如“馀清斋本”那样的形状差异，则是同一原本的临写之讹。 将《馀清斋》的《乐毅》和光明皇后的临书进行比较，正可想起《书谱》中所谓“情多怫郁”之评，我曾在“思古斋”的《黄庭》中感受到“怡怿虚无”的影子。过庭的原本究竟是如何的呢？这一想像最终是没有意义的。 《东方朔画赞》据说王敬仁死时，其母将其平时珍爱的《画赞》入棺（据《广川书跋》，未检出处）。此事若可信的话，真本在晋时即当已亡。而若认可陶弘景答武帝曰“过为沦弱”（“第二启”）之语，则如前述，和《黄庭》一样，当时对其存在也有怀疑。且开元内府的《画赞》为伪本之事，徐浩已明确地说过（前引）。现在也不足为据。黄山谷以《黄庭》为依据，拟吴通微书法之事，现在也无甚意义。 《曹娥碑》《东观馀论》说是右军晚年之笔（原文说是升平二年），与《乐毅》、《告誓》比最为古质，特别是有钟元常之类的浑然的篆籀之意。元明之人多有称赏，宋高宗题为晋贤之书（《容台集》），“群玉堂本”作无名人书。例如“筠清馆本”中有满骞、僧权、怀充等梁代拓书人名，虽有元和、会昌、大历等诸跋，但没有李唐以前的一点影子。 《霜寒》之类虽为杨守敬所称扬，而全无一顾之价值。 （二）行书 《兰亭》《兰亭》传至右军七世孙智永时，已经有很多临本，可见六朝对王书尊崇之情状。智永在自己三十年不下阁的学习中，也肯定临过《兰亭》。据说御史萧翼造访永欣寺的辩才时，后者已八十岁高龄，每日临书而无倦怠（唐何延之《兰亭记》）。既然太宗是以如此手段从辩才那里夺过来的，可以想像此本应当是杰伦无比的。太宗贞观中汤普彻、冯承素奉敕将之模拓，褚遂良检校，赐房玄龄以下八人，汤又私拓，流布于世（徐氏《法书记》）。米元章虽举了永徽中的橅本，也对贞观下赐的拓本做了多次拓临。《兰亭》在太宗崩御时，一起入葬昭陵，后来又被五代温韬所掘。但也有说是在宋太宗的收集中丢失的，《集古录》为其证明。现存的主要为定武系统和褚遂良系统，二者是有区别的。题为本立堂钩勒“虞本”者，也是“定武”系统。“张金界奴本”有说是虞临的，但明显是褚模系统。“定武”也有说是欧阳询临的，而姜白石等说它不够寒峭，当非欧阳临。“神龙半印”、“张金界奴”系统为褚模之事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且也是没有必要确定的事。但至少可说，一个是欧阳风格，一个褚系风格。所谓“开皇兰亭”也有认为是智永临的，中村先生以为“定武”是其底本，认为可能是伪本，但这种厚重的文字当是令人欣喜的。且就文字来说，“定武本”中当以“吴炳本”（高岛氏）为最，褚模系统中当以“神龙本”为尤，但大多仍已看不出晋人的风韵。在此之外，实无必要考证属于二系的其他异本。 《丧乱帖》《快雪堂帖》中的《晚复毒热》、乾隆《石渠》的《快雪时晴帖》等一类，往往作轻巧的露锋，笔势回旋，可见连绵之感；具有同样的习惯，而更为高明的风格是乾隆的《奉橘》（以及《圣教》）；在此之上，更高且更自然的有前田侯藏的《孔侍中帖》；而最高明的则当然要属御物《丧乱帖》，其中最初的《毒热》一类，轻巧的露锋和运笔，可令人联想到唐写《世说新语》等所谓“院体”。虽然我们认为这是唐朝的临本，或是底本传模的结果，但如果参考有徐僧权、唐怀充、姚察等梁隋拓书人名字的《奉橘》和《圣教》，进行仔细观察的话，可见其也传达了古老的用笔习惯（《兰亭》的褚模系自不待言，就是“定武”，拿“吴炳本”来看的话，每个字也并非没有根据。就这一点，可认为现存的《兰亭》是有古来依据的）。从《奉橘》依次到《孔侍中》、《丧乱》，在萧散澹泊的形象中，确实可看出古来的情感表现。如此来看，《丧乱帖》的确是高超的剧迹。我曾亲眼拜观过原本，虽是双钩填墨本，我认为它也传达了晋人的韵度。《书谱》中论钟张二王的起伏、衄挫之语，可直接套用之于《丧乱》，但孙过庭见到的四人之书法，即使是《丧乱》程度的剧迹，对此原本，也不能就此认为即是真迹。 王羲之 丧乱帖 要说《丧乱》的特色的话，首先是极其流畅的气韵，字的结构中，还没有所谓楷书起笔的竖线和横线组合的构成意识。这里古来信仰犹存,但还见不到一根线从起点到终点而停止的意识，以及转折意识出现以后的感觉。这一点前已述及，离晋宋的书法形态还有一个阶段。就这一《丧乱》的精拓来想像，其原本应是极为精妙的文字，或为晋宋或稍为以后时代的临书。就时代来说，我想到了《万岁通天帖》中《齐王慈》以及《梁王志》，但绝不是能与之比较的资料。如前面“年表”中所写，羲之以后到《持世经》的约一个世纪间，全然无从知晓。且如前所述，羲之或集前人之美。对于这一令人瞠目的《丧乱帖》，其实我也很难得到什么明确的结论。 《姨母帖》有有正书局石印，称为“火前本”的《真赏斋帖》。我未曾目睹原拓，但就通行的《真赏斋》和《停云馆》来看，就能想见其杰伦无比。我们来看一下《姨母帖》的“石印本”，特别是“不自胜”等字的书风，令人想到是唐模的，但它与其他系统的“右军”有迥然不同的面目，实在令人瞠目。杨守敬谓此“古拙”可见右军的另一面目，对之格外珍重。实际上，这里却有着《快雪》乃至《丧乱》一系中没有的东西。《姨母》的结构、运笔、使转中，可以捕捉到《李柏文书》或斯坦因一九二三号残纸等中的晋人面影。《兰亭》的真面目自然无从知晓。就《快雪》以上的一系而言，可以看到一脉六朝儒雅，直接山阴的面目。若追踪前面发掘到的墨迹，或可稍近晋宋的风姿，现在我绝对不能无意义地放过这一传为王羲之的《姨母帖》。 补记： 1.现存的行书墨迹中，有献之的《地黄汤帖》（中村先生）、《中秋帖》（前清内府）及王珣的《伯远帖》（同上） 三帖。《地黄汤》神精墨妙，意味深远，但无疑应是唐人临书。《中秋》据米元章《书史》，知现存者有脱文。 张丑就当时项子京家藏之现存者，断为唐临。其神气薄弱，笔力迟滞，当肯定张说。别有其趣的《伯远》，以其 大小和寒峭之差，和御物《李峤诗》的笔意接近，似也有笔画错误之点，气脉乖离。这也是临书。或在中晚唐。 王方庆，据本传，其收藏不减秘阁。他进《万岁通天帖》时，其九代祖王珣的书迹已经散佚。这点也应一起考虑。 此三帖为近世煊赫之物，附记于此。 2.幸运的是，《书道全集》第五卷收了右军前后的书迹。此《草案》，若能参照《书道全集》而得到批评，则幸甚矣。 3.一卷四号第3页（《东洋学报》，今西龙氏论文）中说了羽田亨的错误，进行了订正。这是对《东洋学报》第一卷 第二号52页《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一文的补充。 王羲之 姨母帖（真赏贴）（局部） 三、传世右军书迹（其二） （三）草书 《十七帖》经解无畏勒、禇遂良校的所谓“馆本” 中，可见梁代徐僧权的名字，因此可以知道其最初的底本至少是梁代以前的。但自古以来看到的只是现在的这本“太宗馆本”，无法看出六朝之风。上野氏的所谓“唐拓本”、孔固亭先生的“宋拓本”等都大同小异，但概观之，首先能感受其大小、重按的横画起笔、竖画的压力、大幅度回环的转折和结体，这种感觉似乎和中村先生收藏的敦煌出土《法华经玄赞第四卷》完全出自同一心理。特别是“理”、“是”、“之”、“为”、“故”、“在”、“城”、“意”等字，两者完全相合。孔固亭先生的同一草书经中另有《玄赞第七》、《法华经疏第八》、《玄赞义诀三卷》。各卷都是他人手笔，但《玄赞第七》中有“天十二载”的纪年。此“天”为“天宝”的省略，他处也有这类例子。我又曾在小岛博山堂见唐钞的草卷中有相同的《法华经玄赞第七卷》。此卷中有和中村先生的《玄赞第四》中所见相同的“瓜州大经印”，文字也当是出自一人手笔，但其题字“法华经玄赞第七瑜地品”十字很稀奇地用楷书来写的。我认为就这楷书的宽博丰丽来说应该是盛唐以后的。这不同手笔的五卷四类，时代应该相近，或是大致同一时代。黄山谷说《十七帖》中多有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所以世间多异本（《山谷题跋》）。《东观馀论》说南唐李后主得贺知章的临本，刻之于石上，现在所传即是此刻。看了先贤这等言论，就应该能认同现在的馆本有着和唐代草书卷相同的气脉这一事实。安达氏的《游目帖》中有“贞观”的方印。张怀瓘也说过“贞观官本”中有“贞观”二字印之事。究竟是否能就此将此墨迹定为是太宗内府的官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无疑应该是唐临的。《馀清》、《快雪》等诸帖中有《十七帖》中的一篇，感觉上是唐写的另外还有很多。据这些，还有太宗的热情和好尚来推测，很容易想象到名卷《十七帖》有很多是唐代临摹的。 《大观帖榷场本》最近晚翠轩发行的现张学良所藏之此帖，如翁覃溪所称赏的那样，有《淳化》、《大观》诸刻中所没有的精细雕刻技术。无论是哪本，都不应将《淳化阁帖》等作为对象来考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此帖翁氏的眉批，简单加以批评。就草书来说，《适得书帖》我认为是唐写。《行成帖》是唐人之文，黄山谷说是虞世南早年书。宁按，似颜书《祭侄稿》。《阔别帖》米元章指为右军。黄山谷说是怀素、高闲辈之语或为智永之书。宁按，《虞休帖》，米云真笔，王虚舟云伪。宁按，甚似传李怀琳《绝交书》。《一日一起帖》、《侍中帖》、《敬予帖》米以为第一为张旭，第三为右军。虚舟以为此三帖均为右军的“代书人”（后出）之书。宁按，当非六朝。《清和帖》米以为真，虚舟疑伪。宁按，与《千金帖》、《书谱》等相通。《不得临川问帖》，米以为真，虚舟疑伪。宁按，文字虽不差，但近《书谱》。《知庾丹阳帖》，宁按，同上。《袁生帖》米以为真，虚舟也推称之。宁按，这本比称为“火前本”的《真赏斋》要好。郁冈斋说此帖为唐橅，如果是这样的话，更需要考察其原本，但我们还是先将其看作是和《十七帖》同种流传。《想小大皆佳帖》，米以为真。宁按，有与《行穰帖》相似之处（后出），或为唐临。《太常帖》、《司州帖》、《得里人书帖》，其三米以为真。宁按，非六朝。《太常》等简直可以说是欧阳一系的书法。《得里人书》酷似《十七帖》。《疾患帖》，米以为伪，虚舟以为是唐人自由的临书。大体如此吧。《想弟帖》米以为真，虚舟以为伪。宁按，有与“紫藤本”《王略帖》相似之处，而非晋宋之物。《节日帖》、《仆可帖》、《定听帖》黄长睿以为前二者为唐临，米以为三者为伪。确实应该是唐写的。《适重熙帖》、《二谢帖》米以二帖为真，羌[姜]白石以前者为右军暮年之笔。宁按，此帖有与《十七帖》类似之点，传承也相似。 补记： 1.据此本《一日一起帖》头所引黄长睿，以及跋尾王世贞之语，米元章有“右军内，大令外拓”之语，就笔画的 肥大以及放任的写法，即可断定此本非真。米氏的根据和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另当别论，而董伯思《法帖刊误》 中也引了“善书不鉴，善鉴不书”的古语，指出了米芾的疏略，米氏的鉴识于此可见一斑。现存之物中，在英 国的顾笔《女史箴卷》的文字，米芾认为是王献之的书法，此事也令人怀疑其鉴识。王虚舟的《曹娥碑跋》中 说，晋唐小楷等，现在只需问其书之佳否，都无辨其作者真伪的必要（《竹云题跋》）。但据此《大观帖》的 注记，虚舟对右军之帖，或以为伪，或以为真，或极称之，更甚谓之为右军“代书人”之书。“代书人”之事， 后面再叙，见之于陶弘景给梁武帝的《论书启》中，说时人难以区别。且这时对“代书人”之书的判断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盖不仅是晋唐小楷，行草亦当辨其佳恶。若佳者，则可视作那一时代。至于其作者，则无需再问， 或也无从问起。 2.此《大观》残本中，也有《澄清紫藤本》、《孙氏本》等所载之帖，比起《澄清》来要好得多。著名的《王略 帖》等《澄清堂》中也有，但《澄清》也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有如《快雪堂》的《参军帖》宽博整丽，其书法别有一种风味者，但概括而言，却是以唐写为底本的。《馀清斋》的《思想帖》，张丑认为有赵跋的原本，也是唐人双钩，但和《大观》的《清和帖》非常相似。《行穰帖》董其昌褒扬说有“篆籀遗意”，而张丑却认为其原本为唐人硬黄临本。此唐临即现在的《馀清斋》中的宣和故物。此帖的“宣”、“政”印等颇为粗劣，和《馀清斋》的其他部分的印章刻法完全不同，可能是从其他帖上翻刻过来的，但字却比《三希堂》等刻的要稍好些，可见一种风趣。而且据此刻，很快能想到其原本是唐临的。董其昌的所谓“篆籀遗意”或是指以覆势胜，而又质朴的意味吧，字的感觉则完全是六朝的。 其他散见于《馀清斋》、《停云馆》、《快雪堂》诸帖的草书各有各的面目，但都缺少六朝的影子。 《初月帖》《真赏斋》（据“石印本”）的《初月帖》笔画粘并重叠，更可见严重的郁迂之感，特别是行字的最末笔等，径直向左拉长延伸，或在运笔的起伏顿挫方面，和传为孙过庭的《书谱》相似。对《书谱》进行根本的批评自当另作别论，而此帖的底本应为唐写。 米元章在《书史》中说： 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或是指《初月帖》。 《豹奴帖》《豹奴帖》等章草曾受到赵子昂、鲜于枢、凭[冯]海粟等的激赏（《清河书画舫》）。假如相信现在的《澄清堂帖》的话，这一件当比被认为是隋人书的《出师颂》等更为晚出。如《六朝书道的概观》一章（《春兴集》一卷四号第4页、六号第303页）中所说，现在某帖的某些地方，和西域发掘到的墨迹有一些相似的技巧。“阁帖”等自不用说，但应当说从书法史研究的严密立场来看，刻帖首先是不得已而用的基本资料。即便如此，其某处有与古老的姿态相似的地方，或为拓模、或为临书、更或为翻刻，但还是传达了几分最初原本的特色。而且，如我一直想的那样，所传的右军书法多与唐人技法一致，因此，也正可从反面证明唐人一定程度上是学了王书。但就文字整体所具有情感形态来看，几乎所有的现存王书，都毫无隋唐以前的影子。同为右军的一帖，各帖中面目多少会有些差异。这与重刻和覆刻等有很大关系，还有其所据的原本也已经是经过了很多人的临摹的缘故。如王虚舟所认为的那样，或谓之为王献之“代书”，或以为是陶弘景所谓的“代书人”之书，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秋碧堂帖》中有传为晋陆机的《平复帖》（现在还有其原本墨迹）。陆机在前面的《年表》中写到过，是三世纪后期之人，于右军生前两年死。此帖是否为陆机之笔难以确证，但由于《秋碧堂》刻得很精美，此书的味道与发掘到的晋人之物完全一致。由这些可知右军真迹的风姿，恐怕今天，乃至唐代以前，右军的声价有些过高了。我将《平复帖》与新出土的墨迹相参看，在感觉其平淡中萧聊情感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右军的惝怳。 补记： 1.叙述的方法、态度每次都不相同，还有如资料的批评也过于粗略了。但现在我打算用平时的轻松态度来写，这 点还得乞望读者原谅。如以上异本的精细讨论，现在完全是无意义的。 2.《春兴集》一卷五号第1页、第3页、第4页三个地方有徐僧权、姚察等之名，他们是梁隋间的拓书人。河井荃庐 先生说这些是鉴书人，而不是拓书人。我再次查阅，这些名字在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的唐卢元卿《法书录》、 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等中有载。前二书说“梁隋官本”跋尾有这些人的署名，张氏的记载说： “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析而装之，更加题检”，此“析”当是现在所说的“鉴 定”的意思吧。这里在向河井先生表示感谢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轻率道歉。 3.现在的部分涉及《行穰》的印记问题，和一卷四号所载“神龙半印本”的某印相同之印，还有两个出现的地方。 一为五代的名迹，一为传为宋代的山水卷。但以我粗陋之见，都是模本。以此故，“神龙本”的真伪实际上也有 疑问。但刻得很粗劣，不知是原本粗劣还是刻帖之故。现在来看，“张金界奴本”、日下部翁旧藏的“袖珍本” 应在“神龙”之上。 4.前一期写完后，又见到了前面的《大观帖》残本，其中行书五帖很有意思。《近得书帖》、《昨书帖》二帖都比 《紫藤花馆本》、《澄清堂帖》更为精美。米俱以为真，虚舟认为后者为“代书人”之书。后者颇似《圣教》， 也有《孔侍中》的技巧，但更为方整。前者似《快雪时晴》，更为肥厚。不管怎样，这个就是《东观馀论》所谓 的“院体”吧。《旦极帖》，米以为真，虚舟以为似《官奴》、《兰亭》，故为右军之极品。我认为比前者更多 唐代的意味，比唐更晚。无论如何，比起《快雪堂》和《紫藤本》，还是要刻得精美得多。《建安灵柩帖》，米 以为真。右肩上耸，字形纵长，但用笔近于《圣教》。翁方纲将之与《圣教》对校，发现其中数字本源于《圣 教》。要之只能是唐写的。比《快雪》、《紫藤本》的刻字要精良。《追寻伤悼帖》，米以为是献之代笔，黄长 睿反对这一说法，虚舟认为是右军的极品。盖当是与《圣教》同种，末段非常纵长阔落，与唐太宗的《温泉铭》 相通。但比《快雪》所载者要好，已足有学习之用（要写这样的事情，还应从秩序方面检校其他的集帖）。 5.中村先生的草书经曾在《书苑》上发表，又载于先生的《书法源流考》，又刊于最近的《书道全集》（第十卷） 上，可参考。 王羲之 豹奴帖（澄清堂本）（局部） 王羲之 初月帖（真赏斋本） 四、崇王、伪王的出现
王羲之的书法从其在世时开始就已见贵，它又是如何传承，如何亡佚的呢？有关这些，有两三条记录。我们对之进行极简单的追溯，来看一下现在的右军书法是如何被歪曲的，以期对之重新理解。 本传中所载的换鹅之事，戏书于门生之几事，书蕺山老姥竹扇事等，现在当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就是曾说过“世之小儿等贱家鸡，皆学右军”的刚愎的庾翼，也服膺于右军晚年之书，谓之“焕若神明”。其在世时名声已如此之高。 同时的张翼曾写右军“自书表”，右军自己一时不能分辨，后来才发觉，惊叹道“小子几欲乱真”（王僧虔《论书》）。又传同时的康昕亦能逼真（同上），王修（字敬仁）殆穷右军之妙，献之每见修书，叹曰：“咄咄逼人”（羊欣《古来能书人名》）。 王敬仁死时，其母以其平生珍爱的右军《画赞》殉葬（前出）。又，陈文帝时，盗掘丹徒晋郗昙墓，发现了右军等诸名贤的遗迹（《南史》又《陈书》）。以探奇趣味见称的桓玄，常以二王书各一卷置左右，南奔时亦不离身，当其败北时却尽投于江（虞龢及张怀瓘）。其后，如新渝惠侯，因其爱重之极，广为购求，故多有赝本，虞龢《论书表》中曾提到此事。另一有趣的事是，梁武帝赠陶弘景的“最后启”中说，右军晚年有“代书人”一事，且其晚年全是此人代书，世人难以分别（这里陶说，右军亡后献之十七八，全仿此人书，右军之死，在献之二十三岁时。这可能是陶隐居的误记）。右军在世前后，爱重其书、伪作之事已有如此风气，且这种爱重和伪本的出现，经过了一定世代后，变得越发严重。到了刘宋，如孝武帝极其爱重右军之书，人多来献，真伪相杂（虞龢），在所难免。明帝即位三年，命虞龢等收集废帝景和中散佚的名人遗迹，也不免真伪相杂。更遣使诸地，广为搜求，新旧咸为整理，合二王书为缣素书，二帙二十四卷，纸书同上，又纸书五帙五十卷、书扇二帙二卷、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戏学一帙十二卷（此一卷，各以长二丈为度。又极多拓书。也有右军少时之书，这里除外），装订皆贵重于钟张等之书（以上虞龢）。齐高帝也爱重古代名迹，梁武帝则是六朝诸帝王中的第一爱好者。梁武帝对于书法有深厚且广泛的鉴赏，在其《古今书人优劣评》及和陶弘景的问答中即可看出。武帝在其书评中说：“王羲之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此书评中对其他人没有如此特别的评论。同时的庾肩吾也在其《书品》中将张芝、钟繇以及右军置于“上之上”，还特别提到了羊欣的“'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之语，前已述及（一卷四号第6页、二卷一号第308页）。这是梁时对右军的结论。武帝天监中御府之富，前代无比，二王书法合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据说由朱异、徐僧权、唐怀充、沈炽文等奉敕鉴定，加以宝藏（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大同年间，周兴嗣撰《千字文》，殷铁石以右军书法模次，分赐八王（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有如此程度的好重，又盛行模本，再看前面已引到的有关《乐毅论》、《画赞》的陶隐居“论书启”以及智永之语，就可理解这一情况（《春兴集》一卷五号第2页、第3页，二卷一号第310页）。另外，隐居致武帝的“第三启”，就武帝所示的“第二十三卷”说，十二条中八条为右军之书，后四条“非右军之书”，接着就“第二十四卷”说，二十一条中右军书有十一条，就其他十条，或对各自的书者进行比定，指出“后人学右军者”，最后再次断定“右一十条非右军之书。”同“第四启”中也说：“愿得工人模填数行”等。梁代模本和拓书如何之盛，于此可充分明了。故很容易想像，萧（子云）、阮（研）之流，不可能没有学过（一卷五号第2页、二卷一号第310页），只是可能不光是《乐毅论》而已。武帝崩后，宰相侯景反乱平息后（太清三年[549年]），御府王迹咸为王僧辩搜刮送至江陵。其后，元帝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袭荆州时，帝夜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王书迹，付后阁舍人高善宝焚毁。其时唯剩图书约四千卷，入周将之手，持归长安（以上据张怀瓘）。陈氏诸帝王也毫不例外地爱好右军（一卷五号第2页、二卷一号第310页）。到了隋大业之始，后主颇求右军之书（武平一），末年炀帝幸江都时，途中船沉没，秘迹失其大半，残馀者入宇文化及之手。这些在陷聊城后，皆亡佚，洛阳仅存者入王世充之手，世充平，始入唐室（以上据张怀瓘）。以上为右军在世时到六朝末期，近三个世纪间，世间对右军的爱重、传模和亡佚的始末。 唐以后的事情很繁杂，这里简要介绍徐浩、武平一、张怀瓘等记载。太宗贞观御府之富，光右军就有二二九纸（十三帙，一二八卷），这一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如《兰亭》之类的拓本曾赐予高臣八人（二卷一号第312页）。高宗时又将《乐毅》的拓本赐予相同的六人，这些前面都已谈到过（二卷一号第310页）。武则天宫中长大的武平一，据幼时的记忆写道，曝干时拿出来了六十馀函，每函有二十馀卷，另有一小函，十馀卷，但究竟有多少宝藏还是未知。其富令人惊叹，但其中也自然多真伪混杂。其后，中宗时，频频下赐公主、宰相、将军、驸马等，秘府宝迹散落人间。到了玄宗时再行收集，开元五年进行整理，得大王一百五十八卷，又将原来的一卷析为两卷。其后又将其中未知帖拓出二十本赐予太子诸王。可能就是米子的《书史》中所载的有李林甫等跋的开元模右军帖。到了肃宗乾元三年，二王之书合计有二百八十卷，自然也是真伪相杂。一般认为，智永师和虞、欧、褚或孙过庭、贺知章等人的临本有大量传世（据张怀瓘、米元章、黄庭坚等），但是唐初李怀琳的伪作也是有名且确实的（《述书赋》及其注）。不难想象，其后之人又有无数的临摹。我看到《东大寺献物账》有载二王书的目录，其数量令人吃惊，以致张怀瓘在《二王等书录》中写道： 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几欲乱真。至如宋朝多学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绍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傥所宝同乎燕石，翻为有识所嗤也。 另外，徐浩《古迹记》中也有说到“代无鉴者，诈伪莫分”，向帝王推荐了三位鉴定的责任者。《书史》中说，大令书法为米芾所临，不予人看，又记载有大量临右军帖之事。子昂《十三跋》中说，宋时江左好事者家刻《兰亭》一石，以至总数无虑数十百本。但这些都是唐以后的事，这里就略过了。 右军在世时的伪本，人们的爱重和帝王的搜罗而产生的伪本，或如号称“咸收天下右军”的梁室那样的世代官本的焚烧和散亡，考虑到这些，就可以想见现存的称之为“右军的书迹”几乎完全不能传达晋宋代风韵了。特别是到了隋唐间，简直可以认为已无一本真迹。淳化内府的原本究竟是如何的程度，现在无从知晓。徽宗御府王迹总共为二百四十三帖，另外，如果相信现存的“榷场本”《大观帖》一卷的话，那也只是唐风了。而且如《行成帖》那样的明显是唐风者也混入了其中。已经遗失的《大观》的其他部分也应该与此相去不远。其后的集帖中，散见的有如此程度者，前已屡次引到。同时也混入了大量非常糟糕的伪迹。我判断现存王迹的底本几乎都是唐模乃至唐临，但自然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究竟是不是唐临的，或者虽是混入了六朝时代的拓本或临本，而更经过了辗转覆刻，也失去了真正的生命。即使是模拓，如《丧乱帖》那样还是有百世流传的极其精到的技巧，但其技术是否粗劣，且无论研究者多么强调研究时的主观见识，在这一帖中，拓者的趣味和敏锐还是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如何，当时的遗物，发掘品和传世品都非常之少，所以无从给出明确的论断。追踪史的发展阶段，我认为无法跳出李唐或更晚时代的形态（这一情况，若对唐代的遗迹进行搜罗，还能得出稍为分明的界限）。 因此，右军之书，如最初所言，当不在《李柏文书》、“四月廿四日”木简等（一卷四号）的形态之外。只是右军集前代书法之大成，其表现技法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相信庾肩吾的这一说法的话，出于这一形态，能集南朝风流于一身，书法极尽蕴藉澹荡，恐怕只有这样的人物了。 ※ 译者按：《王右军研究的草案》是昭和五年（1930年），西川宁先生在其二十八岁时的论考。分四期载于《春兴集》（第一卷四号、五号、六号、第二卷一号）：1.六朝书法的概观；2.传世右军书迹(其一)；3.传世右军书迹（其二）；4.崇王、伪王的出现。论文以中亚发掘到的木简、残纸等资料为中心，详述六朝书法的发展，并逐点检讨传世王羲之的书法，再叙述其后的接受史、鉴赏史，综述从羲之在世到六朝之间时人们对王羲之的爱重、传模和亡佚的始末。再论述法帖中具有所谓“羲之风格”之帖的情况，实证地否定了法帖所传的虚构的王羲之风格。此外，文章还附了详细的《六朝书道年表》。 此文虽发表较早，但奠定了西川宁先生后来书法研究的基本理路。即以出土文书墨迹的风格考察，来实证地寻绎王羲之时代的一般书风，以此重塑我们对书法史经典的认识。文章将《丧乱》、《姨母》、《十七帖》等和《李柏书稿》、《持世经第一跋》并列图示，据西域出土的简牍、残纸来把握晋代的书法，明确指出它们接近羲之的实际情形。插入的《六朝书道年表》中，有斯坦因获得的木简、残纸和大谷探险队获得的《李柏书稿》、写经和中村不折收藏的写经类，同时举出数十例著名的魏晋南北朝石刻，以此来揭示和陆机、王羲之乃至虞、欧阳、褚初唐代表书家与年代的对应关系，以鸟瞰六朝书法史之源流。 此后，作者又发表了《六朝的书法》、《晋人的墨迹》、《丧乱帖考》、《王羲之前期的书风—以李柏尺牍稿为研究中心》等一系列论文，对魏晋时代的书迹书风进行综合研究，最后发展综合为集大成式的著作，即西川宁先生的博士论文《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的研究》。西川宁先生的研究成果虽然发表较早，但无论是其对新材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其实证的科学精神与对美术史新方法的重视，都促进了依据于文献考据的传统书史写作向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转变。这些对我们当下的书法史研究及美术史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欢迎进入古戈尔艺术微店购买传统古法制作笔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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