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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丁春秋 1929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原红五军进行扩编，由原来的两个纵队扩招到五个队，彭德怀任军长兼军委会书记。 此时的红五军已经兵强马壮，至1930年2月，红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武器、弹药、粮食都得到补充，士气高涨。 就在这个时候，根据地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月的一天深夜，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偕和王怀突然跑到红五军军部，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彭德怀听闻感觉万分震惊。 袁文才、王佐，当时可算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此事非同小可！
袁文才 袁文才，1898年生，江西宁冈人，客籍，出生于贫困家庭，早年从事地方工农武装，1926年加入党，1927年10月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1928年2月，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后参与多次战斗，为红军做出过重要贡献。 王佐，1898年生，江西遂川下庄人，客籍，家庭贫寒，原来是一支绿林首领，后同袁文才一起上山加入红军，任袁文才所在团副团长。 据朱昌偕和王怀讲，在特委联席会议上，袁文才和王佐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手拿驳壳枪，有威胁之意。如果不同意，参加会议的同志就会被消灭，请求五军出动，挽救危局。 面对如此突发事件，彭德怀是半信半疑，而毛主席对二人是特别了解的，但此时已经率红四军转战赣南了。情况紧急，根本没有时间去联系。 彭德怀就问朱昌偕，情况真有这么严重！去年六月，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作战，表现不错啊。 朱昌偕解释说:“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中共六大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中规定:“与土匪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 朱昌偕的话，到底该不该信？ 朱昌偕 朱昌偕，1908年生，江西永新人，土籍。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被选为临时特委书记、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委会执委。 一方是部队高级指挥人员，一方是根据地政府主要领导，鉴于事态严重，彭德怀决定立即与红五军军委成员讨论后与特委商议，之后决定派刘宗义率四纵队前往永新（当时袁文才、王佐驻守地），先稳住局面，搞清情况，再决定如何处置。 结果派往的部队快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王佐率部冲出城，在过浮桥时被挤入水中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兵杀死。至此，袁王的部队也散了，有投国民党军的，有投红军的，还有回家的。 曾经的井冈山“双雄”，红军的早期领导人，就这么消失了，事件发生之后，整个苏区震惊了。毛主席得知噩耗后痛心不已。 多年以后，彭德怀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看来此事件的发生必然是有内情的，原来是朱昌偕一手策划的。特委主张消灭袁、王由来已久。 朱昌偕当时是特委的负责人，当时中央对于土匪执行的是极“左”的政策，而袁文才、王佐正好又是土匪的队伍出身，又担当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这种矛盾在当时的根据地是存在的。 对于这股土匪，毛主席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坚持对袁、王采取争取、改造的方针，并取得了成功。对于有人依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对袁、王进行处理，毛主席抵制了这种意见，制止杀害袁文才、王佐的行为。 但这种矛盾之所以越来越严重，还有更重要一个因素，那就在湘赣边各县普遍存在的客土矛盾。 客籍和土籍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阶级矛盾，是有很大的历史渊源。据记载，在南北宋时期，有一些人为了逃避战乱来到了人烟稀少的湘赣边届，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他们就是土籍人。而在明末清初，有一些人为了逃避徭役赋税，而也逃避至此，他们就是客籍人。来的早的土籍人占据了平原和好的土地，而后来的客籍人只有去山上贫瘠的地方生存。 随着这些地方统治的加强，土籍人流入上层，成为地主统治者，而客籍人沦为贫民。双方矛盾越来越烈。袁文才、王佐正是客籍的代表，而朱昌偕则是土籍的代表者。 此事件的发生或于此有很大的关系，但仅隔一年时间，就发生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 1931年8月，朱昌偕梅花山自杀。 1931年，湘赣省委开始了肃反运动，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肃反运动被扩大化，中央认为“原西路分AB团把持”，意图破坏革命，很多干部被捕，而朱昌偕作为主要负责人感到非常恐惧。有一天深夜逃跑至梅花山的一个山洞里，湘赣省委派部队搜山，朱昌偕弹尽粮绝，自杀身亡。 至此，湘赣边界，几个重要人物都被错杀而死了，对革命队伍是一巨大损失。 解放后，袁文才、王佐、朱昌偕都得到了平反，三人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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