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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曾经是中国国家的都城，是欧洲了解中国的标杆城市。 杭州成为古代“东南第一州”和现代“东方品质之城”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具备了中华文明产生和延续的典型条件，秉承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聪明才智，代表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品质和经典遗存，保存并活化着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和生活方式。 《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以“讲故事”的写作手法，经过国内各方专家作家们三年多的努力，108本图文并茂传播传统文化的书籍，近日全线面世。丛书分为城史文化、景观文化、遗迹文化、辞章文化、艺术文化、工艺文化、起居文化、风俗文化、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十个系列。丛书《概论》课题组认为：杭州传统文化，不仅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塑造筋骨、凝聚精神、催人勤勉、教人生活的引领作用；而且它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也是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一扇明亮的“窗口”。
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各区域发展的集合。杭州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拥有实证中华文明起源最早史前文化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拥有5000年历史。但过去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华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距今至多也只有3600年，原因在于考古资料一直无法完全证实夏朝的存在。即使按照争议不休的夏朝计算，迄今也仅有4100年。 在杭州余杭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属于距今53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良渚遗址作为一个带有完整古国形态的大遗址，已形成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级差式社会结构。良渚文化以精美玉器、石器表达出来的先人礼制，连续作业的犁耕生产方式，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系统，大型水利和建筑工程营建，以及丝织、黑陶、髹漆、木器等，成为体现早期经济、人文、科技思想及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成为夏、商、周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 2019年7月5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国内外学术界终成共识：距今5300年-4000年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业已成熟的最早地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形态——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 2.拥有影响中华文明南北交融和全国统一进程的大运河航道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它自北京流经六省（市）20个城市终至杭州。大运河的最南端之所以选在了杭州，因为无论隋唐国都西安还是元国都北京，在当时都不是粮食生产基地。尽管隋唐后历代国都不断变化，但大运河的终点始终放在杭州，很大程度上，是因古代江南的农业发展地位不断提高。1400多年来，终于杭州的大运河，一直作为“至今千里赖通波”南北交通要道，对于加强南北交通和文化融合，方便南粮北运和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治理，以及泽被运河两岸、沟通五大水系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拥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意志的英雄主义精神 南宋定都“临安”后，长期面对金国、蒙元等外族侵扰。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抗金英雄岳飞、报国忠臣文天祥、白发将军宗泽、抗元的名将陈文龙、殉国丞相陆秀夫等等。《宋史·忠义列传》中收录的277人爱国志士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南宋爱国将领和广大民众的抗金事迹，激发了南宋文坛的爱国主义创作主题。李清照以凄婉笔调抒写国破家亡之痛，辛弃疾以豪放之笔释放战场杀敌壮志，陆游以慷慨悲壮的诗歌唱响报国杀敌、期盼统一的愿望。以陆游的诗为例，他“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在豪壮、激昂、悲愤和深情中，彰显出爱国诗人的赤诚之心。 由于南宋及后世对上述英雄的传颂及大量文学题材的影响，南宋时期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文化中得到极大发扬。杭州不仅相继又涌现出了侠肝义胆武松、卫国英雄于谦、抗倭名将宋应昌、抗清儒将张苍水、女侠风范秋瑾等旷世英雄；而且从杭州走出来并代代传颂的这些英雄豪杰，成为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的集体记忆，成为影响一代代炎黄子孙精神品格的强大文化基因。如果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这首史诗的华彩乐章和最强音符，是在杭州这片热土上高亢奏响并激越传扬出去的。 4.拥有影响中国文化转型的诸多条件和影响深刻后世的“宋韵文化” 南宋在临安立足后，诸多历史条件集合，促使杭州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孵化地和加速器。从政治条件看，经过汉唐、北宋时的连年战争，绍兴和议后，宋金两国基本维持了整体稳定，客观上使南中国延续了吴越国弭兵休战、少于战乱的和平环境；从政策条件看，宋代“农商并重”背景下的租佃制、改革货币、开放坊市、海上贸易，以及“重文轻武”背景下的“（本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完善科举、积极办学等，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文化空前繁荣；从人才条件看，宋廷南迁、江南富庶以及开放宽松的政策，使杭州不仅吸引了北方农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大量能工巧匠和各类艺术人才也集聚杭州，加上科举改革取士不受出身门第限制，为百业兴旺、百花齐放储备了大量人才；从融合条件看，北方中原文化随人口的南迁、各类人才的集聚以及中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使得杭州成为南北、中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的集聚地。 在诸多条件推动宋代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宋韵文化”的独特风采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崇高地位，包括南宋临安城（今杭州）的繁荣发展，使其成为世界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为后世南北融合、中外交流提供了路径依赖；宋代体现在哲学、艺术、文学、工艺、科技、建筑、碑刻中的创造活力、生活情趣和审美品味，成为后世传颂、借鉴和不断追攀的目标；受宋代治国理政思想及典章制度影响，此后历代封建藩王几乎再无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宋代君臣、官民和官商关系中流行的仁义精神、平民意识和重商理念，成为后人称道、传承的理想价值；宋代建立的覆盖鳏寡、孤独、残疾、乞丐、弃婴和贫困人口等的官民合作的福利救济体系，对中国后世慈善思想和公益实践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留世遗存很多。其中对后世发挥较大影响的经典遗存，在杭州有很多完好保留。 1.拥有中国茶文化的久远历史和丰厚积淀。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杭州气候温暖湿润，伴有和风细雨、朝云暮雾，独特的气候十分有利于茶树生长，因此杭州自古就是名茶产区。唐代时，茶叶已在杭州境内广为栽培。南宋杭州已茶事兴盛，从寺院到宫廷再到民间的茶礼已成体系。明代中国的13种名茶中，有3种产于杭州。清代龙井茶被指定为皇室贡品。现在的龙井茶，位居中国十大名茶之首。除了西湖龙井茶外，杭州还有余杭的径山茶、淳安的千岛玉叶、桐庐的雪水云绿、建德的千岛银针、临安的天目青顶、富阳的富春茗绿等。由茶而生的采茶技艺、制茶工艺、品茶艺术、茶闻趣事、茶礼茶道、茶诗茶词等茶文化内容，烘托出“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风采。2005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10家机构，联合授予杭州市“中国茶都”称号。 2.拥有中国丝绸文化的精工历史和品牌声誉。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被称为“丝国”。丝绸，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和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风土民俗、科学技术和对外交往等有着密切联系，“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卓越贡献。杭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距今5000年的良渚遗址出土的丝织物，揭示了杭州丝绸的悠悠历史。唐代时，杭州盛产的百绫类已有'天下度为冠'的盛誉。南宋时杭州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时杭产丝织品有绫、罗、锦、缎、刻丝、杜缂等十余个大类。民国初年杭州丝绸业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转变。现在杭产绸、缎、棉、纺、绉、绫、罗等十四个大类和两百多个品类商品，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9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杭州丝绸”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3.拥有中国瓷器文化的最早实践和顶峰技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始于汉代、唐和五代渐趋成熟的瓷器业，到宋代已蓬勃发展，定、汝、官、哥、均窑声名远播。瓷器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和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为我国赢得了“瓷器之国”盛誉。杭州瓷器生产由来已久。1954年7月在萧山发现的三处古瓷窑址，是战国和东晋、南朝时原始瓷产地。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秘色瓷”和“官窑瓷”，生产和集散中心都位于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杭州。作为生产特供皇室用瓷的南宋官窑，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官窑瓷器制作讲究，瓷胎很薄，釉层丰厚，色泽晶莹，质感如玉，采用多次上釉、多次烧成的工艺程序，在器物造型和釉色巧妙结合上，达到了青瓷生产水平的顶峰。 4.拥有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实践和众多老字号。中国传统医学，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分析病机及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和气血津液变化，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康复。中药在是中医药文化中的地位特殊，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品牌，大都经历了上百年或更长的发展历史。2018年10月1日，世卫生组织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杭州是中国中医药的起源地之一。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5000年前芡实等中药化石。杭州桐庐桐君山，相传为黄帝时药祖桐君采药之地。晋代葛洪，曾在杭州葛岭等处炼制化学药物。南北朝南齐时，杭州出现了“武林为医薮，大作推钱塘”的兴旺景象。南宋杭州医学药学名流荟萃，各类药馆林立，成为中医药文化繁盛之城。杭州以老字号为主的中医馆有400多家，密度居全国之首。许多医馆在业界声名显赫，如有600多年荣耀的桐君堂，360多年历史的方回春堂，200年前就声震遐迩的张同泰、叶种德堂和泰山堂，以及140多年前胡雪岩创办、至今依然声震南北的胡庆余堂等。 5.拥有中国书画文化的众多大师和高峰地位。中国是世界上善于将古老文字作为艺术传扬的国度。经过几千年演变，从秦代篆书到汉代隶书，直至东晋和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书法艺术形成了五种书体的成熟艺术。国画是中国汉族传统的绘画形式，题材分人物、山水、花鸟，技法分工笔和写意等。隋唐时，杭州籍在全国影响的书画家有褚遂良、孙过庭、贺知章、萧悦等；五代吴越王钱弘俶时曾大量雕印佛画，在雷峰塔塔砖中，发现公元975年钱弘俶印造前附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两宋书法以尚意之风为特征，南宋在临安恢复了翰林图画院，一些南渡画师从“复古”气氛中解脱出来，推动了中国绘画由写实画风向南宋和元代写意画风转变，两宋绘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元代赵孟頫、鲜于枢、虞集、黄公望、王蒙等代表人物荟聚杭州，留下大量珍贵作品。明清时人物、山水、花鸟各家争艳，其中“浙派”“武林派”都源自杭州。随着杭州“西泠印社”的成立，书法和篆刻艺术取得了空前发展，杭州人任伯年跻身海派四大家中著名人物画家行列。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俞樾、吴昌硕、弘一法师、沙孟海等，成为文化艺术转型期间的中坚力量，以吴昌硕、陈半丁、黄宾虹、余绍宋、潘天寿等为代表，赋予浙派绘画鲜明的金石气息与文人风骨。 6.拥有影响中国文学风格及类型的众多文学大师和璀璨成果。历史上白居易、苏轼、朱淑真、柳永、袁枚、李渔等文化大师关于西湖、西溪、钱塘江和运河的诗词，提炼升华了山水之美，推动了道佛思想融合。产生于杭州民间的经典历史传说，如关于梁祝、白娘子、钱镠、苏东坡、济公、严子陵、岳飞、海瑞等的传说，在全国家喻户晓；白蛇传、梁祝等传说在东南亚各国也广泛传播。这些具有深厚大众心理基础的历史传说，极大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的艺术宝库，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素材。经过历代文人创作和民众演绎，形成了杭州文学特有的一系列文学意象，诸如“断桥残雪”“雷峰夕照”“三潭印月”“西子湖”“钱塘潮”等景物意象和“白娘子”“梅妻鹤子”、孟丽君、苏小小、济公等人物形象，构成了江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陈文龙、于谦、张苍水、葛云飞、秋瑾等人，对后世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升华影响极大。因东汉严光退居富春、北宋林逋结庐孤山、元代黄公望归隐山林等引发的隐逸生活作品，特别是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为代表的《严先生祠堂记》《山园小梅》等作品，成为中国古代隐逸休闲文学的华彩乐章。 7.拥有中国宫城文化的最早遗址和经典遗存。宫城，是中国古代城址中最核心的部分。中国历史上，有过著名的秦朝咸阳阿房宫、汉朝长安未央宫、隋唐两代洛阳宫、唐朝长安大明宫、南宋临安皇宫和明清北京故宫等。在早于秦朝阿房宫数千年的杭州余杭良渚发现的古城遗址，占地总面积34平方公里，城墙内的核心城区面积约290万平方米，再往里面30万平方米的宫城区，面积接近北京故宫一半，并展现出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起源。在良渚宫城中，已发现几十座大型房屋的基址，最大的有900多平米，接近故宫太和殿的一半规模。宫城的总土方量达到228万立方米，在公元前26世纪古埃及胡夫金字塔(260万立方米)建造之前，这已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物。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位于杭州城南凤凰山的南宋临安皇城，经过南宋各代帝王一个半世纪的建设，极尽繁华。宋以前中国的都城布局，或以皇城占据主要面积，或因旧城扩建而将宫城置于城市中间。南宋皇城宫殿和临安都城以皇城为中心，太庙、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集中于城南，集市集中于城北，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形成“南宫北市”腰鼓状城市形态。南宋皇城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设计和园林建设水平，经最近几十年发掘和考古探测，消失千年的临安皇城已有了较丰富的系列遗址遗迹脉络。由于北宋都城汴梁遗迹深埋地下，考古工作困难，临安皇家宫城对中国都城发展史就有了极为现实的重要意义。南宋临安皇城遗址，已列入“中国重大历史遗址名录”。 8.拥有中国山水文化的经典范例和美学格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江山壮美江河妖娆而自豪。中国传统文化与山水文化相互影响，共同造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特质。自东汉华信修筑海塘至今2000年间，杭州人祖祖辈辈对西湖的疏浚、保护和利用不曾间断，形成了由湖而生、倚湖而兴、因湖而名、以湖为魂的杭州城市特有格局。西湖山水秀美，周围古迹遍布，民间传说众多，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慨叹：“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西湖三面云山、一水抱城的山光水色，“一山、二塔、三岛、三堤”的湖景格局，“西湖十景”的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和西湖特色植物，以及西湖周围群山柔美绵延、山形行云流水、湖映山中灵秀、山含湖里空濛的美学格局，是中国历朝历代秉承“天人合一”祖训，在中国古典文学、绘画美学、造园艺术背景下，持续创造出来的中国山水美学精品。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已成为景观元素丰富、文化含量厚重的“东方文化名湖”。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杭州西湖“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由于杭州传统文化具备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四大重要条件，加上吴越、南宋时期杭州保持着国家区域中心地位，使得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杭州市民生活中，保存、活化并以多重方式呈现出来。 1.“天人合一”体现为亲近山水的生活情趣。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在天象与人事彼此对应相互感应的认知基础上。古代杭州人生活在自然天成的山水美景之间，风调雨顺带来了富庶生活，勤于劳作又得以“有闲”，杭州人较早对自然生态有了独特的敬畏和珍爱态度：爱惜“自然之力”，长于提高效率的轮作，以让生产资料休养生息；珍惜“生态之力”，享受自然天成的生活状态，在烹饪、茶饮、中医、养生等方面做到了天人相通；怜惜“劳作之力”，善于边劳动，边休闲娱乐和进行民俗、艺术创作，做到了生产和生活和谐统一。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古代思想家们的哲学信仰，“亲近山水，讲求品赏”，则是古代杭州人把“天人合一”理念转化为影响后世今生的生活实践。 2.“知行合一”体现为理性平和的生活态度。“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一生多次在杭州天真、万松、两峰和虎林书院讲学的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最早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知行合一”，后来成为中国文化中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始行成、知行统一的经典理念。与杭州古来山川秀美、交通发达、工商繁盛、物阜民丰相关联，古代杭州人相对见多识广，活法较多，具有理智冷静、守矩尊规、处事平顺、待人平和的思维习惯。待人接物时，善于用习得的理性认知，冷静客观地把己与人、人与物、家与国的关系处理得较为得体。除非不知，知道就会努力；说得不多，说到就努力做到；不重虚名，习惯埋头做事；不怕独行，遇难敢作敢当。杭州人这种思维特征和做事风格，为中华“知行合一”理念的落地生根，给出了一种既“不温不火”又“风风火火”的联接路径。 3.“和而不同”体现为包容开放的城市风尚。“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崇尚人际交往中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苟同他人的处事风尚。这种求同存异思维方式的形成，既源于古代中国倡导的理想处世方式，也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在与少数民族的南北交融、海陆并举的中外经贸和文化交往中逐渐强化的。这种南北融合与中外交往，在杭州体现得十分充分。杭州历史上经历了“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流民南移”特别是“靖康之变，宋廷南迁”三次北方人口大迁移；而随着隋唐以后杭州造船技术提高，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海路贸易逐步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交往主通道，两宋时期杭州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与外国政府间的交聘、朝贡、互访，与商人、僧侣之间丝绸、茶叶、瓷器贸易及互访非常频繁。频繁交往培养了杭州人善于交流、见多不怪的性格，对不同观点、别样生活包容度较高，不愿遇事争个你高我低，比较尊重自我感受；待人和气、做事精细、见怪不怪、宽松包容的性格，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和而不同”的中国古训，在杭州具体化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集体性格。如果说“和而不同”为中国人待人接物提供了哲学智慧，“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则为“和而不同”古训提供了江南实证。 4.“刚健有为”体现为“杭铁头”的社会性格。中华文化中“刚健有为”的思想，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时重视“刚毅”和“有为”的结合，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搏击中，也因为多次人口大迁移带来北方尚武之气，本来富庶自信的杭州人性格中，渗入了一种被称作“杭铁头”的精神特质。在杭州民间传说和历史典籍中，关于抗击海潮、筑堤镇潮、疏浚西湖、抵御侵略、执着做事、勤勉钻研的历史人物举不胜举。而这种“刚毅自强”，又是和“崇文温厚”的人文性格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杭州人的刚健有为，明显表现出当止则止、不走极端的的特征。 5.“仁义至上”体现为敬上接下的社会关系。仁义，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与“礼、智、信”合称为做人道德准则“五常”。仁注重的是待人，内涵是爱别人；义注重的是求己，法则在正自身。古代杭州人长期生活在崇文重道的人文环境中，加上生活安定、衣食富足、交往频繁、行事从容的社会熏陶，养成了重视与他人和谐相处、友善合作的性格，做人温和谦让，做事和合有序，做人长于沟通，遇事善于协商。这些行为习惯，可以概括为“崇文重道，敬上接下”的集体性格。“崇文重道”演化为“敬上”，杭州人善于调适人类最难处理的“上下关系”，官府相对亲民，做事认真，民众真诚信赖，真心服从；既有“上对下”的宽厚慈爱，也有“下对上”的理性尊从。延伸为“接下”，杭州人不仅善于处理与“朝廷”“家庭”的关系，还乐于关照“两廷（庭）”之外广阔的公共空间，遇到路人、弱者、有难者等，自觉伸出援手，习惯助人为乐。中国的慈善思想、荒政学说和最早的民间慈善联合体，在杭州都有丰富实践，成为今日杭州“平民英雄”辈出、“最美现象”不断的历史文化根源。 6.“无为而治”体现为民众自发的社会参与。“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理念。“道”蕴含规律，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无为而治”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干预，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杭州作为工商业发达、民众生活安定和中西文化交流较早的沿海城市，在古代中国较早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民意识和社会群体。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员规模渐大，结构丰富。南宋时城市平民已多由商人、手工业者、饮服人员、演艺人员、士人及进城地主和近郊农民等身份组成；世俗性文化和市民消费主体较早出现，宋时在杭州的勾栏瓦舍、酒楼茶肆之间，反映民间喜怒哀乐、生活情趣的俗文艺创作极为繁荣；市民自助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较早得到发展，南宋临安有南北猪行、海鲜行、纸扇行等４１４行，每个行业的行会组织对业内履行规范行为、协调价格、保证服务、引导竞争的职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丁丙和最大的慈善组织杭州善举联合体，成为晚清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市民阶层与官僚阶层的互动空间相对较大，杭州历史上官民、官商关系比较宽松和谐，与西方一些国家市民与政府之间互相抵牾的关系形成对比，相对和谐的官民官商关系，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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