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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堂 | 溥心畬的绘画有多高级?

 新用户8926AVU2 2022-11-25 发布于北京

辛亥革命覆亡了晚清,也倾倒了原本属于溥心畬闲散王孙的安逸。宗鼎易祚,焉有完卵。从作为天潢贵胄的“万人拥簇”到一介平民的“落寞孤寂”,失去了宗室庇护,莫说是“高人一等”,即使溥心畬甘于平凡,也风雨多歧路,更难于寻常人。

然“祸兮福所倚”,毕竟不是普通纨绔,而是被慈禧太后盛赞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的“旧王孙”。面对困顿之境,溥心畬寄情翰墨,他的“画笔”,以旧形式的坚守,排遣着胸中的彷徨与苦闷,同时也在无意之中,迸发着传统文化清雅、高古的生命力。这种千百年来,士大夫阶层眼中最高级的审美,在溥心畲的“诗书画”中,以触目可及的清净秀润,诠释的最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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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1896-1963)

溥心畬,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作为“末代王孙”的溥心畬,其笔墨自然不同于“大俗大雅之间”的齐白石或“以画笔作战戈”的徐悲鸿,既不会呈现新时代的风貌,也不会表达新时期的精神内涵。甚至“画家”的身份,也不过是他权为生计所迫,设馆鬻画作稻粱谋而已。而或正是这种骨子里的“不合时宜”、“不接地气”,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资卓绝”,乃能成长为离我们最近的“文人画”的最佳范例。

他的笔触下,总充溢着清新脱俗的“古意”与“超逸”,其涉笔从不落畦,亦不染习气,尺幅间所隐含的恬静,也是饱经沉浮后,情感的自然流露,此与俗手的“刻意经营”,格调、气韵迥异。笔者亦尝想,近百年来,窥得传统文人笔墨三昧,入宋元之室者,首推溥心畬

俗话言“文人相轻”,张大千却毫不掩饰地说,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可见群星璀璨的近现代画坛上,能得到挑剔的张大千的极为推重,是殊为不易的。谢稚柳则更为服膺,认为溥心畬是“继王维、苏轼之后,唯一诗书画三绝的大家。”《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也载“近三十年中,清室懿亲,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莫如溥贝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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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溥心畬横绝一时的艺事,并无师承。其画学渊源,首先得益于数十年如一日地临习家藏的宋元明古书画,时人谓之“出手惊人,俨然马夏”。这一点,如项元汴、吴湖帆等同样家富收藏的文人画家,普通人不可及也。王翚、吴昌硕等艺林巨擘,也是因曾寄寓在巨富门阀家中,如入宝山,博览深究,获益不鲜。

据启功先生所言,溥心畬曾对其说“我自学绘画,老师是家中收藏的一幅宋代水墨手卷。我先一笔一划的研习他,再一部分接一部分。……很多年里,我试图让自己笔下的远山达到同样的效果,历时五年时间方才摸索出那手卷中使用的远山技法。”溥心畬自述中,也有提及日夕临摹家藏古画。

此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为其临古佳作,形制别致,且同卷中临摹多家,酣畅淋漓,可谓是研究溥心畬临古画作以及其画学、书艺取法脉络的最佳样本,极为少见。其长四米有余,囊有溥心畬所临沈周、文徵明、黄道周、董其昌等四名家笔墨,既见其精湛绘画造诣,亦有抄录长诗跋文,窥其书法审美。而画心高度却不及十公分,则小中见大,可随身赏玩,亦是可爱精巧,可珍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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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1896-1963) 临明四家画卷

手卷 设色纸本

(一)(文略)宿田先生过访,因写此卷以赠其归。庚戌秋日,沈周。钤印:溥儒之印、汲古得修绠、木石之朴

(二)1.乙卯春日,徵明。2.(自作诗四首,文略)嘉靖乙卯春二月廿日书,徵明时年八十有六。钤印:溥儒之印、旧王孙

(三)(文略)铜海黄道周写。钤印:溥儒之印

(四)1.甲寅冬,玄宰画。(文略)其昌甲子正月晦重题于浒墅舟中。钤印:溥儒之印、心畬书画、远性风疏

(五)此仆旧临明四家画卷也。时以娱亲之暇,遣兴为此,今栖迹岩阿,天地异色,风木兴悲,展对昔作,真如隔世。溥儒题记。钤印:溥儒之印、心畬

9×437.5 cm. 约3.6平尺(画心)

此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装裱精美,题签“溥儒仿明四家山水”,画心内容依次为其缩临沈周《沧洲图卷》、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黄道周《松石图卷》以及董其昌《北干山图卷》。其中,黄道周原本现存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余者流传暂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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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场景图

明代画坛中,沈周为“吴门画派”鼻祖,文徵明是吴门主盟,而黄道周铁骨铮铮,气节千秋,董其昌是“华亭画派”巨擘,此四人的笔墨气韵,汇聚一卷,当属笔者迄今仅见。尤是黄道周的绘画作品,流传可考者极是罕有,更显其珍。而溥心畬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个文人画家”,通过其极具功力地临摹呈现,则可谓五美毕具,是文人审美、艺林风流延续的见证。

目前,学界多认为,溥心畬的绘画,取法北宗的厚重古朴,意境亦不乏元人的萧散。而此《临明四家画卷》,如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皆是南宗面目,由此可见,其“南北宗”的绘画,皆有涉及,乃能融诸家所长,既有浓厚的“书卷气”,也有“刚劲苍浑”。

更为可贵的是,溥心畬深厚的文学涵养,亦令其摒弃浙派一路的横扫之法,绝无浮躁之感,同时其又不落“四王”程式化的绘画语言,不僵化于古典形式。故笔者亦私以为,溥心畬是以“北宗”山水的气魄,表达“南宗”山水的格调,是传统文人画中的“笔墨与精神”有效统一的新门,极是契合现如今艺林所提倡“南北宗融合”的画论。显然,其看似复古,实则超前的绘画思想,并未被时人所察觉,其画坛地位亦应有更好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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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临沈周《沧洲图卷》部分)

溥心畬《寒玉堂画论》中,亦有言及“始习南宗,后习北宗,然后始画人物、鞍马、翎毛、花竹……”。此间“始习南宗,后习北宗”,并非是“由南转北”,而是“南北宗兼习”之意。

此其临沈周《沧洲图卷》部分,绘山间隐逸之景,高士携杖访友,屋中则或高士坐谈,或捧读经典,另绘有山亭、水榭、古木、竹篁、溪泉等,笔墨浓淡分明,焦墨点苔,聚散有度,淡墨写景,山丘逶迤,予人以苍中带秀的江南清寂意境,亦萌有卧游之兴的文人恬淡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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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沈周《沧洲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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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沈周《沧洲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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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录沈周题款

依沈周题款所言“老夫欲醉不得醉,起来夜半图沧洲。沧洲吾侬有茅屋,十缸新醅泻红玉。”可知题材为《沧洲图卷》。“沧洲”是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之一,意指滨水之地、隐居之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沈周《沧洲趣图》,亦是其“一论白云心,千里沧洲趣”的心境表现。

其中,篱笆墙外,构图饱满,却仍绘“竹篁”数枝,则可见石田翁的“竹情风雅”。其世代隐寓之地,名“有竹居”,其亦自号“有竹居主人”,其“移竹”亦被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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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沈周《沧洲图卷》,局部

而“宿田先生过访,因写此卷以赠其归。庚戌秋日,沈周。”可知是明弘治三年(1490)秋日绘赠吴中名医韩襄,时沈周64岁。韩襄,号宿田,长洲人。其与沈周相见恨晚,以兄弟相称,可谓挚交。沈周曾作《寿韩宿田六十》《宿田翁赋韩克赞兄自号》《送韩宿田翁》《谢韩宿田遣子问病》《宿田翁圹志》等,亦可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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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临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部分)

文徵明嗜茶如痴,曾有言“吾生不饮酒,亦自得茗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品茶图》,题诗云“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画中其与陆子传汲泉煮茶,引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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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品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其作《惠山茶会图》,野石清泉旁,自然山水与茶人融为一体,谈茶论道,颇是有“天人合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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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而此溥心畬临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部分,亦绘有“茶事”。画中杨柳依依,在临江亭中,高士冶游其间,品茗吟哦,游目骋怀。又写青山绿树,苍松翠柏,山石敷以石绿,局部加淡赭、藤黄微晕,留白作江面,水天一色,亦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观之清丽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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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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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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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文徵明《煎茶图并行书诗卷》,局部

其后又移录文徵明长诗题款,依次为《煎茶诗赠友》《暮春访友楞伽寺》《春日同诸君子游西山》《宿友人新庄书事》四首。其中,《煎茶诗赠友》著录于《甫田集》《文徵明集》中,题为《煎茶诗赠履约》。《暮春访友楞伽寺》曾见于《石渠宝笈》续编册五,页2804。《春日同诸君子游西山》著录于《文徵明集》中,题为《春日游支硎天平诸山》。《宿友人新庄书事》著录于《甫田集》中,题为《次韵王秉之新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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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录文徵明长诗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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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P264

文徵明自作诗文清新自然,多为感兴、纪游之作。而溥心畬以恪守帖学的书法写就,亦是相得益彰。其书法造诣极深,启功先生亦曾言“心畬先生的书法功力,平心而论,比他画法功力要深许多”。笔者亦深以为然。不少书家临习帖学,难免有纤弱的流弊,而溥心畬的书风则骨气十足,能守住清奇,又绝无妩媚。

如此卷中书文徵明四首诗文,行笔爽利斩截,线条清健,结体却谨严,不做汪洋恣肆之态,字字珠玑,整体气息一以贯之,书卷气浓厚,可见米南宫、文徵明的书法影子。溥心畬亦有“以书入画”的传统画学思想。如其曾言“观山川晦明变化之状,以书法用笔为之,遂渐学步”,或“然必先精书法而后画,始有笔墨可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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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临黄道周《松石图卷》部分)

黄道周是明末才艺双绝,博学多闻的大家,其书法精湛,足可与米万钟、张瑞图、邢侗、董其昌相抗衡。然因其忠烈,清代书坛囿于言论而讳莫如深,并未对其有客观评介。其善于绘事亦少为人知,笔下最喜者,即写松。《黄漳浦集·画松跋》中,载有“儿时喜写松柏、常以奇挺为能……”,此黄道周原本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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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松石图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对比临本,二者构图、位置经营,近乎一致,可见溥心畬此卷临摹,当甚忠实于原本。笔者私以为,其余三图卷部分,或应亦是如此,惜其神龙未见,无法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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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道周《松石图卷》;下:溥心畬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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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道周《松石图卷》;下:溥心畬临本

二卷《松石图卷》,所绘松石,错落有致,骨坚气清,品格绝俗,而苍松坚韧,山石不朽,又可砥砺气节,似二者性情写照。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曾言黄道周的“山水人物,长松怪石,极为磊落”。此作可证之。此外,在细密松针的描写、浓淡的对比以及山石的皴染上,溥心畬似更富有虚实变化,枯湿的技法亦更娴熟。

2014年,苏富比香港溥心畬作《龙蟠蛟举卷》,亦是状写怪松数株,间题以诗文,成交价148万港币,可见市场对其此类画作的关注与喜爱。而对比此临本,足可见盖完全脱胎于此临黄道周《松石图卷》部分。其之重要的特殊意义,亦可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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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龙蟠蛟举卷》,苏富比香港,2014年10月7日,编号1510

另据黄道周题识可知,卷中所绘贞松,分别是“顺城南报国寺后庭二松”、“应天南郊坛二松”、“包山林屋洞前老松”、“黄山异松”等,囊括“峨眉山、南京、苏州、黄山”各地,峰峦耸秀,古松苍劲,千姿百态,此可见石斋绘画,盖遍游名山后,对大自然有仔细观察,并深有体悟,故下笔奇气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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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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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临董其昌《北干山图卷》部分)

董其昌《北干山图卷》,据题识“甲寅冬”知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冬日所作,时文敏正值花甲之年。另一题识“其昌甲子正月晦重题于浒墅舟中”则是十年后,董其昌展卷重题。北干山,在上海市郊,位于佘山镇北境与青浦区交界处。浒墅,在江苏吴县(今苏州)西北。

旧时北干山因临江近海,烟云飘渺,岚光吞吐,又其古木繁茂,蓊郁成林,为华亭盛景之一。北宋文学家张耒有诗赞云“曲肱烦暑多消尽,如卧萧萧紫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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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干山旧貌图,局部,青浦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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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董其昌《北干山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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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董其昌《北干山图卷》部分,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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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董其昌《北干山图卷》部分,局部

董其昌的山水,常可见枯笔淡墨皴擦,使得山石肌理丰富,又将萧疏的意境与饱满的构图,看似相悖的两个极端,精巧地融于一卷。是作《北干山图卷》虽是临本,却足可窥其真意。卷中,整体墨色浑厚苍润,层次丰富,屋舍、溪桥、杂草的线条勾勒,用笔率性,山石树木华滋,处处流露平淡天真的审美。显然,溥心畬深契文敏所求,乃下笔一任自然,将峰峦出没,汀渚江天等,表达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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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山水卷,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是作局部构图、技法等,可对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山水卷》,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二者有颇多相类之处。而《北干山图卷》题识“不如吾家北苑辈如意自在耳”,亦可见董其昌对于董源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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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款识

是卷卷末,溥心畬跋言“此仆旧临明四家画卷也。时以娱亲之暇,遣兴为此,今栖迹岩阿,天地异色,风木兴悲,展对昔作,真如隔世。溥儒题记。”是判断其创作时期的重要依据。

其中“时以娱亲之暇,遣兴为此”可知是作应是其在满清覆亡后,随母亲项太夫人隐居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这一期间所作。而“今栖迹岩阿”则当为抗战时期,其居于万寿山。“天地异色,风木兴悲,展对昔作,真如隔世”,可见溥心畬的内心,定然有诸多感伤,失落亦是不可避免,然而历史更迭,乃是大势所趋,既然无挽狂澜之力,其惟有随遇而安,将更多的情感释放于笔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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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临明四家画卷》,场景图

是卷中,溥心畬临仿沈周、文徵明、黄道周、董其昌等人的图作,犹若此“明四大家”的笔墨再现。每一部分又单独成卷,钤印累累,这一点对于市面所见溥心畬其余临古画作,其价值自然不是简单的“1+1”的叠加,而其绝无拖泥带水的书法,亦在卷中,展露无遗。溥心畬晚年亦曾言“如果有人称他为画家,不如称他为书家,如果称他为书家,不如称他为诗人。”也可见其对于自身书法的绝对自信。

此外,卷中黄道周的《松石图卷》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馆藏原本一一对应,对于黄道周的绘画研究,有着直接的参考价值。而其余三卷虽暂不可知其流传,然据此图卷,亦可作有效佐证。同时,其袖珍的画心高度与煌煌的四余米长度,赋予其赏玩的便利与笔墨深度,亦是绝少见,至于其对溥心畬的画学脉络的研究意义,则自不待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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