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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生于1922年10月18日， 卒于2017年8月15日，享耆寿95岁。 虽说值此朱氏百年冥诞、五年忌辰时， 不免俗应当撰写专文以介绍、缅怀，但说实话， 想要执笔再撰写一篇探讨朱践耳的文章， 不大容易再有新的突破点。 朱夫人舒群女士， 晚年与人来往时并不多谈自身成就， 而是极尽最大可能 将朱践耳的作品、想法向外传递。 只是，随着2022年4月17日舒女士不幸因病逝世， 享耆寿96岁，这位最亲密、最权威、最有分量的 朱践耳代言人不再能持续发声。 这就好像历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 我们便不能直接轻松地接触过往现场， 而只能在时间的洪流中开始省思。    真诚的表露 坦然的情怀 作为一名出色的作曲家，朱践耳留下的音乐作品犹如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从群众歌曲到艺术歌曲，从独奏曲、室内乐再到管弦乐、交响曲，既有西洋形式、亦有民族体裁，除了未有歌剧作品以外，以包罗万象形容朱氏创作应不为过。从过去对朱氏的访问或其自述著作中可以得知，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音乐创作里，虽然创作者的艺术视角略有不同─例如群众作品不计入作品编号中，且仅署名“践耳”，而艺术作品以本名发表且计入作品编号─都深刻地反映出创作者当时的心境与所思所想。 例如这几年在电视上反复出现的群众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焦萍作词），创作于1963年，源于朱践耳在《人民日报》上见到雷锋日记摘抄的诗句，朱氏在《回忆录》中说：“其实，这两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及《接过雷锋的枪》）只不过是由衷之言，是被雷锋事迹打动后的自然流露而已。”我记得曾在2016年拜访朱氏时，听他亲口生动地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尔后舒群女士也多次提及。再看《回忆录》中写到的“只不过是由衷之言”数语，可见朱氏并未因作品为群众形式而应卯敷衍，而是基于一种高位理念的恳切表达。 更有甚者，同样是1963年，朱践耳写了一首群众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朱氏在《回忆录》中，提及他“以身作则”地把子女分别送到黑龙江兵团农场、呼玛县贫困农村插队落户，相对于有些人私下将子女送去学习小提琴或躲避“上山下乡”朱践耳留下的作品犹如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号召，朱氏显然对于时代、社会的宏观叙事，极其认真且严谨地对待，并将这样的思想、情感流露在一段段的音乐创作上。当然，朱氏也承认，在诸多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也曾出现迷惘、绝望、彷徨。但不论如何，朱氏从不回避过往种种，包含在特殊时期创作的各类群众歌曲、革命歌曲…… 这也就是为什么朱践耳能成就朱践耳吧！  如果说朱氏作品有何优点或特质，那大致可以归纳出真诚、雅俗共赏、不卖弄等几个印象标签。朱氏作为一个由党培养、也热爱着党的作曲家，在料理宏大叙事题材时，仍然不会给人陈腔滥调、教条刻板的公式框架。以朱氏自称“第一部专业性的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为例，在2019年时，我斗胆将其移植成民族管弦乐版本，由台北某民族乐团首演。虽然此曲在台湾地区已有数次演出经验，但该乐团应该是首个演出此曲的台湾地区乐团。乐团里有不少乐手是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我在聆听排练及现场演出时，发现有个别年幼乐手不自觉地表现出愉快的面容，一问之下，得到“因为这段旋律给人的感觉，真的很愉快”的反馈。要知道，这首《节日序曲》在当时是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契机于中国大陆正式首演，作品本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叙事内涵。然而，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年幼乐手眼中，亦能发掘出创作者倾心注入的丰沛情绪。 与之类似的，还有朱氏留学莫斯科的毕业之作，即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在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历程中，为毛主席诗词谱曲者众，但多数偏向于群众化、通俗化。《英雄的诗篇》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它杂糅了管弦器乐的交响特性，与人声合唱融为一体，塑造成具有鲜明形象、富有浓厚艺术技巧的伟大音乐，可是仍然保持着相当流畅动听的旋律，让听者能够欣然接受。 我仍然不厌其烦地想引用一位上海朋友对此作品的评价：“为什么纪念日不演奏这些中国人写的雄壮恢宏的作品呢？”在该作品的最末乐章——七言律诗《长征》中，中段通过管弦器乐的陈叙比兴，再由铜管及打击表现出欢腾的胜利场景，相信不论是何种文化背景的人士聆听，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真情实感，那种并非命题作文、为快乐而快乐的肤浅表达，而是真真正正经由磨炼锻造而成的伟大快乐。 这几年，我在多个音乐会现场聆听《百年沧桑》也有类似体验。作品的缘起也是基于一个宏大叙事，即香港结束百年殖民、回归祖国怀抱，且甚至引用《游击队歌》《铁蹄下的歌女》《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自卫歌》等素材，但是这些素材的出现浑然天成，丝毫没有突兀、冲突的感觉，当《南海渔歌》的主题出现时，每次聆听，都会真的有一种沧桑的体验涌出触动心弦，那样的情绪十分真实，好像随着每一个音符的推进，一幅历史长卷就在眼前展开，看似那么的遥远，却又那么的近。 “不定型不成熟”得恰到好处 有些作曲家，擅长或喜爱通过演讲、座谈、上节目、教课，不断向众人表达自己的作曲方法或理念。我曾在查找文献时，发现了1995年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举办的“音乐家学术研讨会”录像带，其中收录朱践耳以“兼容并蓄立足超越”为题发表演讲的画面，朱氏阐释其“合一法”的观点见解，这或许也是朱氏为数不多的公开演讲影音记录。但说实话，朱氏的演讲并不出彩，说话的音量、声调都不足以使听者觉得有趣，甚至其并不高大的身躯、斯文的气质，都不像具有多么大的能量。 然而，朱践耳在63岁开始创作交响曲体裁作品——想来也许有趣，朱氏原名荣实，为效法聂耳精神而改名践耳，其耳顺之年开展交响曲创作，或为天意。中年的朱氏，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从课堂重新学习，接受不同的艺术技法及观点，以谦逊的态度提升自己的实力，又不会抱着某一个理论不放，而是能结合实际经验调整步伐。 朱践耳刚开始创作的交响曲作品，包括在“找回自我”期间（1977至1980年左右）的管弦乐作品，是有比较浓重“伤痕”踪迹的，虽然也写悲痛、写苦难、写纠结，但不会予人过于极端的感受，甚至在《第一交响曲》中第二乐章“漫画式”的素材变形谐谑曲——被作曲家称作“十部交响曲中独一无二的乐章”——创作者富有巧思地把历史的荒诞一面表现出来，似乎是亲历者在回忆那段特殊岁月时，无奈一笑的既沉重又轻松的姿态。《第二交响曲》中的主角锯琴，很显然不只是某种噱头，而是表现作曲家内心世界，与调动听者情绪的一件利刃，它听起来那么刺耳、惊悚、悬疑，但又是那么晓达、真切、有生气。这些作品也并不特别宏大，不像现在的许多大叙事作品似无止境，而是恰到好处、秾纤合度，颇似一位长者把该说的话说尽后，不再啰唆唠叨，而是把剩下的空白交给听故事的人思考。接下来，朱氏更擅长通过交响曲讲故事，例如《第三交响曲》表现出西藏的神秘风情，《第五交响曲》刻画了黄河纤夫，《第六交响曲》综合展现各民族面貌……以至于朱氏在《回忆录》中曾提及，某位不具名音乐权威人士对《第四交响曲》的评价：“已经这样一把年纪了，创作还不定型，一个作品一个样，正是不成熟的表现。”但不妨反思，无论是说故事的人还是讲故事的人，是不是大多喜欢一段、一段、又一段，不同样式、不同转折的故事呢？如果千篇一律，那其实后面的话语也只是狗尾续貂了。  若谈论朱践耳的交响曲作品，则不可不谈《第十交响曲“江雪”》。想起我年幼时初次接触该作录音，在懵懂外行的状态下听完音响，惊觉这曲子实在太酷了！单看形式，作曲家为维持作品的气质与意涵，把古琴、吟诵两股声道制作成磁带，与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交相辉映，这种手段在当时所见的中国作品中十分具有科技感（事实上，朱氏在《第六交响曲“3y”》中已使用磁带播放设计）。 柳宗元诗作《江雪》寥寥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篇幅短小，读起来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感。朱氏为其谱曲，以音乐铺陈想象中的诗人情绪，以古琴贯穿、点缀穿插，通过吟诵表达诗文，虽然通过不少现代技法开展，但整体的气质相当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厚实。古曲《梅花三弄》的素材忽隐忽现，水乳交融、浑然无间，作品犹如宋代严羽描述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江雪》是一部有着鲜明中国风格、中国内涵的交响曲作品，它不是为了中国而中国，而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脉而形成的中国作品，我想它在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是一部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也体现出朱践耳的高度。 谁能把这块拼图完成 朱践耳的一生，也映像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百年的过程。从歌曲开始，逐渐吸收西方技法使其艺术化，又因内忧外患、时局动荡，产生了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作品。朱氏接受党的培养，在苏联刻苦学习，累积扎实的基本功夫与先进的艺术理念。回国后，虽然理念与现实总有碰撞，但朱氏从中沉淀了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喜怒伦常。 虽然朱氏曾任职上海歌剧院，但受限于特殊时代的情况，未留下属于自己的歌剧作品，但在弦乐四重奏《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集体创作中，还是能看到他走过的足迹。在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总谱中，吊钹滚奏处经常标记着应在钹片上添加铜钱使之发出特殊音响，这是朱氏早期作品惯用的技法，也是在集体时代不经意留下的个性签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朱践耳与当时的文化界一样，像海绵似的大量吸收各种外界的思想、技术，努力不懈地继续让音乐探索之路越走越深。同时，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本位，说着中国的话、讲着中国的故事，他也像是在默默完成一幅巨大的音乐拼图。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拼图或许还并不完整。数年前拜访朱践耳，当他得知我来自台湾，便向我说：“很惭愧，欠台湾人民一部好作品……”1995年，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为庆祝建团50周年，委约朱氏创作一部新作品，遂根据台湾师范大学戴维后教授提供的高山族民歌录音数据，谱写四乐章交响诗《山魂》，然而这部作品鲜为人知，甚至该乐团在首演后并无再演。朱氏在《回忆录》提及听完首演录音后“颇感失望”，说道：“有些特殊演奏法的效果没有出来。”“第三乐章的快板、速度与激情均未到位。”并反省：“问题的关键还在创作本身。”认为因缺乏实体采风考察：“没有亲自到台湾原住民的生活中去，未能捉摸到民族之魂。” 关于这部作品，我特意请导师找来总谱副本，觉得其中不乏创意亮点，放在今时今日若能复排演出，应该能得到不错的效果，朱氏应当是过于谦虚了。但很可惜，虽然朱氏称听过《山魂》的录音，我的导师当时代为寻谱时，乐团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录音现已遗失，不知去向。 朱践耳涉及台湾题材的音乐创作，还有1979年改革开放浪潮时谱就的女中音独唱套曲《骨肉情》，其中三个乐章分别是：“台湾，你可听见”“中秋月，分外明”及“不是梦境，不是幻觉”，为两岸未来发展提出美好的想象。但这套作品的乐谱尚未出版，也找不到录音。作为一名台湾乐迷，未能听到朱氏为台湾创作的音乐，想来都是挺惋惜的事。希望未来能有相关艺术院团，将这些作品重见天日，也算是替朱氏将这块巨大音乐拼图打造得更加完整，我们也将能看到更全面的朱践耳。 之前与一位学习作曲的朋友闲聊：今时今日，或者往后数年、数十年，还会出现像朱践耳一样的人物吗？我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机会渺茫。在教育养成的过程中，不论是学制的变化或是学生、教师心态的更替，要产生像朱氏当年那种学习氛围，不是容易的事。至于对民族、对社会、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人们更是难以积累。当然，朱氏经历的特殊时期及种种在现今看来不可思议的遭遇，如今的人们相较起来可谓安和乐利、高枕无忧，就好像气节、风骨、格局、态度这些词汇，在今时今日变成某种奢侈品一般。 未来中国是否会有技巧出众的作曲家？是否会有享誉国际的作曲家？是否会有作品传播遍及世界的作曲家？当然会有。但是是否会有不为技巧而有技巧、不为声誉而有声誉、不为传播而有传播，极富深远人文关怀，不卑不亢，奔放不乖张、内敛不虚弱的作曲家？目前可能就仅有朱践耳一人。 谨以此文，纪念朱践耳冥诞百年、忌辰五周年，与其夫人舒群女士的长年贡献。当然，由衷希望未来我们再提起朱践耳，或音乐厅里响起朱践耳的作品，不仅仅是其诞辰、逝世周年纪年，而是应当常演常新，把这份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菁华，继续传承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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