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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一位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随手抖出了两份文件。可他只看了一眼文件的抬头，就变了脸色：《中共一大纲领与决议案》。 中共一大可以说是我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之一，我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甚至党名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而其中总结下来的纲领和决议更是重中之重。这样的文件怎么可能会在美国的大学出现呢？ 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件历史的谜案。事实上，还没到建国的时候，曾经参与一大的我党代表，就不得不接受这个让人难以置信却又合情合理的现实：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中文文件已经全部遗失。 1937年，当年的中共一大武汉代表董必武在接受美国女作家尼姆·维尔斯的采访时，就不无遗憾地回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为什么遗失如此重要的文件会用“合情合理”来形容呢？因为这真的没办法，当时国内的斗争形式十分复杂，再加上老蒋后来在1927年翻脸不认人，我党在全国的组织立刻岌岌可危起来，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谁还敢带着这些文件？不要命了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插一句话。众所周知，我国的建党节是7月1号，但我们查一查就可以得知，一大的召开时间是7月23日，都已经是下旬了。 为什么时间会差得如此离谱？也是因为当时风声紧，没人敢记日记，而且相关文件遗失，因此后来大家安定下来，想起来要搞个纪念的时候，已经没人说得清是七月几号开的会议了。所以干脆就定了7月1号。 而为什么后来这个日子就被查出来，而且精确到日了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了，那就是一大代表陈公博。此人在酒店下榻，结果当天旅店里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此案后来被登到了报纸上，而陈公博八成是以为特务找上了他，竟然提前溜走了。 所以一大的代表们对于这场杀人案记得非常清楚，后来那张报道该凶杀案的报纸被找到，大家一看立马一拍脑门，表示确有其事。不过建党节日子都定下来了，所以也没法改了。 而这位陈公博，也是我们找到一大决议和纲领的关键人物。因为那位把中共一大纲领与决议放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是陈公博本人！ 原来，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他硕士毕业，要写毕业论文，此公直接就“我写我自己”，开了篇论文，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翻译成中文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署名就是“Chen-Kungpo”，非常好认。而论文的附录中，正好收录了六篇文献，其中前两个就是中国一大纲领与决议案。后来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发现。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当时的苏联和新中国还没有表现出那种改天换日的伟大力量，所以当时的国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查的还是没那么严的。而陈公博开的这个题目确实是相当取巧，毕竟谁能比他这个一大代表更清楚我国的运动呢？所以压根没人跟他竞争选题，写也相当好写。 而在中国，建国后，苏联从档案馆里向我党移交了部分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而党史专家们在检视过程中，发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文稿。因为当时参与一大的还有从苏联来的共产国际的人员。他们也就把俄文稿带回了苏联。 后来，这份文稿经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成中文，并交给了亲历人董必武鉴定。董老比较认可这份文件的可靠性。而1972年，哥大发现的陈公博的英文版本翻译为中文，经与俄文版对照，内容完全一致。可见陈公博虽然在后来暴露出了他投机分子的本色，没有坚持信仰，当了大汉奸，但是终归还是给我党做点贡献的。 顺便提一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英文版与俄文版均缺少了第11条，这更是说明了二者源于同一中文稿，但为何缺少第11条，目前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有不少人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人认为涉及机密，也有的人认为此条后来被删除，也有的人认为只是单纯的笔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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