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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代建筑实践对传统建筑意匠的传承与再创造形成鲜明的民族趣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文章以日本传统屋顶为切入点，首先归纳其意匠特点；继而从“屋顶与空间关联性”“传统屋架结构的传承与转换”“结构创新回应传统屋顶意向”三方面剖析了当代日本建筑师对传统屋顶的转译方式，揭示出其对传统建筑意匠的传承与再创造的深层驱动；最后，为现代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以何种形式和姿态发展做了展望，以期对我国当下本土建筑设计有所裨益。 ZHAO Yamin GU Yuxuan KONG Yuhang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传统建筑意匠植根于特殊的地域环境，是文化基因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当代建筑设计的趋同化，回归传统意匠成为抵抗“国际式建筑”的主要策略，而对传统建筑形式的简单援引又很容易陷入风格之争的漩涡，两难的困境使得当代本土建筑设计时常陷入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代建筑设计对传统建筑基因的传承与再创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传统建筑形式要素、空间或者是建造技艺等，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当代转译，展现出艺术与工学的完美融合。文章以传统屋顶的当代演绎为主题，从“屋顶与空间关联性”“传统屋架结构的传承与转换”“结构创新回应传统屋顶意向”三方面，剖析了日本建筑师对传统屋顶的转译方式，揭示出其对传统建筑意匠的传承与再创造的深层驱动，以期对我国当下本土建筑设计有所裨益。一 日本传统屋顶的意匠特征 “意为形象、匠为制作”，日本建筑意匠包括建筑的形态、结构、空间、装饰的设计，亦包含着建筑师对“民族趣味”的追求与坚守。同属于东方建筑体系，日本与中国传统屋顶意匠相比有诸多不同的特点。从整体形态层面而言，日本屋顶出檐更为深远，形象更为舒展。某种程度上，这是根植于日本深层意识中对自然的崇敬、强调与自然对话而形成的结果。谷崎润一男（Tanizaki Junichiro）在《阴翳礼赞》中将日本崇尚之美叙述为：“阴翳之美，存在于明与暗的交界处，存在于建筑与自然的交界处。”而出檐深远的屋顶下形成的缘侧空间便是典型阴翳空间类型，该空间既属于室外亦属于室内，具有暧昧的感觉。滨口隆一（Ryuichi Hamaguchi）以“空间的、行为的”思想来概括日本建筑哲学，在日本传统生活中，场景总是与自然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出檐深远的屋顶覆盖之下，建筑通过轻薄外界面的启闭推动着生活行为的开展，显露出宁静雅致、孤寂清灵的氛围。▲ 缘侧空间类型抽象（左：两侧开启 中：单侧开启 右：两侧关闭）从屋面材料而言，日本传统匠人通常选择较为轻质的材料覆盖屋面。事实上，在日本传统建筑发展历程中，宗教建筑与住宅、宫殿建筑几乎沿着两个方向发展，较为明显的区别即是大屋顶的样式。传统住宅、宫殿建筑屋顶一直由草料或者其他轻质自然材料所覆盖，与环境极为协调，例如南部的曲家与皇家园林桂离宫建筑群的屋顶。只有佛教寺院等较少类型的宗教建筑才用瓦屋顶，因此草屋顶一直作为日本传统屋宇的主流。相比于瓦屋顶的厚重，草屋顶彰显出“轻盈”与“面”的感觉，使屋顶形象更加趋于抽象化。从结构层面而言，日本传统屋架结构虽然学习了中国传统结构模式，但是经过本土发展形成其独特的建造方式。以最具代表的“和小屋”屋顶结构为例：其屋架结构融合了中国穿斗式与本土结构特点，演化为独特的应力分散型立体架构。纤细通长的“贯木”（ぬき）以三维网格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形成轻盈通透的木屋架结构，该纤细的构架支撑着上部屋面，同时通过大曲梁与下部的柱子连接，结构分层较为明显。该结构模式使得柱网自由的布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室内空间分割更加灵活自由。从内部空间层面而言，屋顶与其下所覆盖的空间关联性较为紧密。受“岛国”地缘特性的影响，日本传统建筑形体偏小。但在小体量的屋顶下，匠人细致的将平面布局设计得十分丰富且紧凑，呈现出集中式的特点。千利休的妙喜庵待庵是茶室的集大成者，在屋宇覆盖下的“二贴”布局中，空间紧凑洗练。而在桂离宫建筑中，层层叠叠的屋宇所覆盖的空间更为丰富，传统匠人通过嵌套、并置、渗透等方式将空间合理的组织在屋宇下。总之，对自然的崇敬、地缘特性以及独特的建造结构共同塑造了日本传统屋顶意匠的性格：形象舒展、结构轻盈、装饰简约朴素、屋顶-空间关联性强。日本现代建筑成功的传承了传统意匠，通过几代建筑师坚定的追求，到当代已形成极为鲜明的“民族趣味”。 二 日本传统屋顶的当代演绎方式 事实上，大屋顶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传统建筑共有的屋顶形式。在现代化的建筑进程中，各国都以其为原型进行转译。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现代转译中常常会陷入“风格化”的争论中，即大屋顶仅作为设计符号被简单援引，与现代建筑进行拼贴组合。20世纪20年代末（昭和初期），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为抵抗现代建筑样式，建筑师将倾斜的大屋顶嫁接到钢筋混凝土体量上，引发了“帝冠样式”复古建筑争论的浪潮。神奈川县厅舍（1926年）、京都市美术馆（1930年）、东京帝室博物馆（1931年）、爱知县厅舍（1938年）等成为该时期主要代表建筑。50年代后，面对“民族趣味”研究的逐渐开展，新一代建筑师对“历史样式”进行大力抨击。随后，他们致力于探索如何在现代的语境下转译传统要素。60年代，丹下健三（Takako Iwata）设计的代代木体育馆承接了传统与现代，其设计构思突破了传统思维的禁锢，以创新的悬吊结构满足了大空间的需求又回应了日本传统曲面屋顶意向。该建筑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屋顶转译的新方式，对当时的日本乃至世界建筑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其后，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的住宅设计、菊竹清训（Kiyonori Kikutake）的江户东京博物馆等也积极探索了传统屋顶与现代建筑结合的方式，为后世的创新提供宝贵的经验。当代，日本建筑对传统屋顶意匠的转译不再局限于“风格化”的形式转换，而是从更加多元的方面寻求转译方式。 1 屋顶与空间关联性为导向 日本传统建筑屋顶的建造离不开对空间营造的考量，具有民族特色的“阴翳空间”“集中式空间布局”“流动空间”等便与屋顶有着紧密的关联。从现代建筑角度来考察大屋顶与空间关联性，出檐深远的屋顶更易于与大空间模式结合，而四坡相等的屋顶能使得其所形成的空间具有“中心性”，更具有场所感。这有别于西方多米诺体系（Dom-ino）由水平板片与立柱所建立来的结构空间体系。另外，大屋顶本体可视为一个空间体，若应用现代的手法加以解构、重组便能形成新的空间类型。日本当代建筑设计中，建筑师善于利用屋顶来创造具有东方意蕴氛围的空间。三分一博志（Sambuchi Hiroshi）设计的直岛大厅屋顶的原型取自当地传统草屋顶意向。一方面，该建筑的屋顶即是内外空间的分割界面，屋架结构的设计解放了内部墙体与柱子，使得空间洗练简洁、规矩平坦（Super Flat）。屋顶外部形式拒绝材料、建造的视觉展现，转而以极简主义的抽象方式回应传统建筑意向。另一方面，建筑师借助自然的力量对建筑进行微气候营造，大厅上部屋顶的三角形开口是南北朝向的，这使得从南向北的风可以穿入室内自然地进行换气。在该建筑中，建构形式、能量形式、艺术形式三者有效的结合在了一起。由名和晃平（Kohei Nawa）与 SANDWICH事务所设计的禅意建筑KOHTEI展廊位于广岛县福山市神松寺，该建筑巨大的体量架空于纤细的立柱之上，创造了底层架空空间，在意境上追求日本建筑特有的“轻”。上部体量形式从日本庙宇屋顶中提取原型，并将其与传统“船型”进行叠合重组，从而创造出大屋顶覆盖之下神秘的冥想空间，达到了特殊的纪念效果。此外，日本当代建筑师在引用传统屋顶形式时，亦会将现代建筑要素置入原型之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交织与融合，以形成丰富的形体与空间体验。米泽隆（Takashui Yonezawa）设计的福田之家采用传统庶民建筑屋顶作为原型，同时将变异的“十字型”几何体介入其中。极具现代感的白色十字形变异空间围绕大屋顶竖向轴线进行组织，两个元素交接形成丰富的空间场所，让居住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来回穿梭，极具趣味。传统屋顶形象舒展，具有水平向发展的态势，若将屋顶的维度进行翻转，将得到独特的空间模式。高松伸（Takamatsu Shin）设计的能势妙见山信徒会馆可解读为对传统屋顶的“维度转换”。建筑师将抽象的传统屋顶从水平向转为垂直向，并通过多组屋顶的聚合形成了具有向心性的八角星型体量，同时营造出高耸的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空间氛围。总之，出于对特殊空间氛围的需求，当代日本建筑设计中对传统屋顶的演绎很大程度上进行“要素—空间”的关联性考量，利用屋顶来创造具有东方意蕴的空间效果。2 传统屋架结构的传承与转换 对传统建筑意匠的当代演绎不仅表现在对形式空间的传承与再创造，对结构的重构亦是重要的方式。日本传统屋架结构类型丰富，以“和式结构”与“叉手结构”为主，此外还有“野屋根”等特色结构类型，丰富的建构方式成为了现代木结构的发展基础。事实上，结构形态作为物质实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文化属性，从而在意义层面上与哲学思想、权力、宗教、文俗、审美等意识形态产生关联。当代，对传统结构形式已不再是直白的模仿，对其进行重构与转换将预示着结构作为一种再现传统的途径，向人们展示着由东方建造技艺所转译而来的新结构形式。由福岛加津也（Katsuya Fukushima）与富永祥子（Hiroko Tominaga）设计的工学院大学拳击场屋架重构了传统结构建造方式。为了达到传统建筑空间氛围，建筑师汲取了传统斗栱的建构方式，由横纵交替层叠的建构方式将木质杆系材料进行组织。结构塑型为阶梯式框架，展现出轻盈、织理性的木架构特点，同时阶梯状的结构使得拳击舞台空间具有领域感。在工学院大学弓道馆设计中，校方提出需要用低成本结构提供无柱空间，且可以与日本传统寺庙中的大厅氛围相媲美。建筑师从传统“和小屋”屋架结构中汲取灵感，创作出独特的“晶格式框架结构”。传统“和小屋”的屋架结构中，底部大梁支撑着上部荷载，木材用料截面较大。设计师改善该结构体系，减小了材料截面尺寸，同时在单元节点设计上延续并优化了传统榫卯技术，由四根单侧开槽的木条纵横铆接两条扁木。纤细的木材相互搭接形成空间网架，以三维晶体式轴向受力系统支撑屋面。转换后的结构既形成稳定的屋架又保留了传统结构的意匠特点。同样，由山本长水（Hisami Yamamoto）设计的日本称名寺以东大寺南大门的“大佛样式”结构为蓝本进行转换创作。在南大门屋架结构中，细密通长的“贯”与“插肘木”横向拉结，形成优美的织理性立体式框架。建筑师首先将传统复杂的继手与仕口节点进行简化抽象，继而提取了“大佛样式”纵横拉结的框架模式进行新结构的整体建造。可以看出，在当今诸多木建筑创作中，对传统屋顶建造的再演绎脱离开风格化转译的视觉表现，隐匿的建造技艺得以以现代的方式清晰的表露。传统屋架结构的价值不仅限于历史文化的记忆，当其被当代建筑师寄予新的转译形式，传统建造的意义将被重新定义。3 结构创新回应传统屋顶意向 一直以来日本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促使建筑设计不断的研究如何抵御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因此对屋宇结构的创新一直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在建筑发展历程之中。在日本建筑美学理念中，合理的建造结构必然具有符合美学的形态，因此对于新结构形态的研究一直是日本建筑设计的重要课题。这也形成了日本建筑设计不断的向新的木结构形态进行探索，同时回应了传统屋顶意匠的倾向。正如山田宪明（Yamada Noriaki）所言“若一味沿袭过去的形式只会让其中的智慧与技术僵化，如今熠熠生辉的伟大建筑无疑灌注了当时最顶尖的智慧与技术”。现代建筑早期，丹下健三设计的香川县厅舍将传统建造方式与现代结构技术结合，形成的新型檐橼结构既富有传统意蕴又具有现代感。而代代木体育馆则是采用现代悬索结构回应了传统坡屋顶的意向，这都为后世的继续探索提供了借鉴。当代，随着日本对于木建造的复兴，木结构的探索取得了瞩目成就。以传统木构技艺为基础进行拓展，日本发展出了一系列新型木结构。福岛加津也等设计的C-OFFICE屋面采用一种创新的结构来回应传统建筑舒缓的曲面屋顶。该建筑为二层高的木结构，建筑师使用层压木材（laminated lumber）等合成木材通过“悬挂”“互锁”和“堆叠”三种简单的构法挑战木结构与施工方法的新可能。屋顶的形状是在重力负荷与木材强度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结果，方形截面的线性木材通过创新的构法实现平滑的曲面，屋顶的建造完美的利用了木材性能同时又回应了传统屋顶的意向。由仙田满（Mitsuru Senda）与山田宪明（Yamada Noriaki）共同完成的昭岛紫罗兰保育园亦探索了屋顶建造的新技法。出于造型与空间需求，设计师将传统四面等坡“正四角锥形”屋架形态拓扑为“直角方锥形”，偏心的顶点使得屋架的稳定性成为建造解决的关键环节。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师以扇形的方式在屋面的外周梁设置栋木与垂木，同时与栋木成对角方向上用“沟形钢”将飞椽垂木吊起，使整体形成受拉的外周梁与受压的栋木与垂木。特殊的“混合结构”创造了无柱空间，也塑造了特殊的屋架艺术造型。在当代诸多实践中，可明显的看到创新结构形态保持了既有传统屋架的意向，同时又具有结构建造的真实性，展现出意匠美学与现代工程技术的融合。三 借鉴与启示 随着设计理论的逐渐丰富，建筑界出现各种所谓的“主义”“风格”，并热衷于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面对当今建筑设计的争奇斗艳，其固有的精神性与文化性日渐式微。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传统建筑文化的坚守与追求成就了当今日本建筑实践。无论理论、科技如何变迁，传统意匠的本质深深植根于民族情感中，我们仅从对传统屋顶当代传承与再创造的实践中便能窥视出日本建筑创作成功之处，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1）艺术与工学的交融 从细部建构到整体建造，功能、空间、结构、美学的高度统一是东方木构建筑体系的重要特征。在当代日本建筑创造中，这一特性被很好的继承，体现出艺术与工学的协同。增田一真（Masuda Yoshiyuki）认为：“日本传统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结构和设计没有相互分离，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奇妙的统一性……当今时代，我们继承了这一奇妙的传统智慧，同时对材料和科学结构知识有更深刻的了解，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新形式。”在设计之初，空间、形式、结构的关系并非互相依附，而是几者之间达到“恰如其分”的均衡。斋藤公男（Masao Saito）将当代日本建筑创作归结为“两个矢量”的协同：设计理念与工程技术。强调功能性、结构性与美观性的和谐统一正是未来建筑设计的诉求。（2）“人-自然-场所”关系的构建 在日本传统建筑意匠中，自然是建筑生成的“发生器”亦是场所精神的承载体，古代匠人通过建筑物构建着自然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该模式成为哲学式的思考深深植根于建筑师设计观念之中。在对传统建筑元素转译中，叠合了设计者对行为心理、空间、建筑元素等多重对象的探究，且其最终目的都指向对“人-自然-场所”关系构建的思考。筱原一男如此，原广司、伊东丰雄、隈研吾等亦是如此，他们都以自己独有的转译方式建构着理想场所与境界，坚守着对“日本趣味”的追求。总之，传统意匠是客观存在的，对其的传承与再创造是当代不可规避的话题。日本当代建筑师善于抽象传统建筑文化，对于他们而言，传统建筑意匠不仅仅意味着记忆的存储，更转化为当代建筑设计的资源。观念的拓展、结构的创新、意境的再现、形式的重构都展现出了新的设计活力。对于现代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以何种形式与姿态展现一直是本土建筑学人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同日本一样，传统建筑屋顶作为“中国性”最具象征意义的原型，本土建筑师对其转译历程亦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在现代建筑发展历程中。以吕彦直为代表的近代建筑师所兴造的“中国固有式”建筑（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尝试如何以大屋顶来体现现代建筑的“中国性”。之后以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为代表（1954年），中国进入“民族形式”的争论之中。当代，随着对本土理论的探索，新一代建筑师都试图从新的层面去转译中国传统屋顶。冯纪忠“与古为新”理念下屋顶的重构，抑或者是王澍、李兴刚、王欣等对屋顶的转译，一代代建筑师都试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改变现代建筑对传统文化冲击形成的文化僵局。目前中国的本土建筑实践逐渐从“风格化”“形式主义”的视觉转译桎梏中走出来，继而从其他层面去寻求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结合点。中国建筑同日本一样，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传统与当代。相信在未来，中国建筑实践定会在世界建筑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 本文荣获2019年度A C Award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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