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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咱们聊了王忠嗣的前半生,这集咱来聊聊他的后半生。
到了天宝元年(742年)的时候,王忠嗣已经兼任了河东、朔方两镇的节度使。唐朝设立这两个军区,主要面对的就是突厥的威胁。
也就是在王忠嗣主政期间,北方草原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后突厥的登利伊然可汗死了。这位可汗在位期间,虽然说后突厥汗国在走下坡路,但至少他在台上还能镇得住手下那群野马。
等他死了,接位的芯伽骨咄录可汗那就差多了。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这位可汗年幼,母后与小臣乱政,手下人都不服。他没办法,只能让叔父分掌东、西两军,号为“左杀、右杀”,精锐部队都在他们手下。
结果可汗的母后不愿意了,准备下手抢夺兵权。这下身为左杀的阙特勤害怕了,干脆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直接起兵干掉了骨咄录可汗。
这位骨咄录可汗一共就干了一年零四个月,完全镇不住场子。他被杀了以后,可敦率众投唐。李隆基在花萼楼设宴款待,封宾国夫人,每年给脂粉钱二十万。
这时候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再次分裂,漠南地区由阙特勤控制,但更为辽阔的漠北地区,则成了拔悉蜜部的天下。唐朝的处理也很到位,马上就把身在漠北的阿史那·施立为了可汗。
这意思也很明显,天可汗在背后支持你们,跟漠南那帮篡位夺权的小子死磕。
到了天宝元年(742年),阿史那·施已经打败阙特勤,在回纥、葛逻禄等部的推立下,建号贺猎颉跌利施可汗,意为“英武的大一统可汗”。
但实际上,他根本没实现大一统。
阙特勤的部众依然存在,他们把阙特勤儿子扶上了汗位,这就是乌苏米施可汗。(《突厥史》_薛宗正)
这位乌苏米施可汗在漠北突厥的强大压力下,准备内附唐朝寻求保护。这时候,就轮到王忠嗣出场了。他派人招抚乌苏米施可汗,让他率部南归。结果,这哥们心有犹豫,拖延不来。
于是,王忠嗣就遣使漠北联络拔悉蜜三部南北夹击。
神道碑上记载,“间岁方暮,严冬仲月,公出白道誓众,自单于北伐。俾仆固怀恩、阿布斯为乡导,觇视井泉;命王思礼、李光弼为游军,收罗服听。顾万里若俄顷,过山川如枕席,岂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
这段话里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下:
首先是王忠嗣的进军路线里,提到了“白道”和“单于”。
“白道”在今呼和浩特市西北,穿越阴山山脉,南连呼市,北接武川,自古以来就是沟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道。
“单于”就是单于都护府,位于呼市以南40公里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村。
从这两个地点,我们就能知道王忠嗣的北上之路,与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北伐东突厥颉利可汗,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另外一点是提到了参与此战的四位将领,仆固怀恩、阿布斯、王思礼、李光弼。
有意思的是这四位全都是胡人将领,仆固怀恩是铁勒人、阿布斯是同罗人、王思礼是高句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
由此可见,唐军中胡人将领之多。
王忠嗣大军北上之时,阿史那·施已经干掉了乌苏米施可汗,等唐朝大军赶到,他带着可汗的脑袋跑来请功。
但这位阿史那·施的日子过得也不咋如意,一方面是漠南突厥又推举了一位白眉可汗,继续跟他干;另一方面,漠北地区的葛逻禄部和回纥势力已经做大,开始不服他的领导了。
开元三年(744年),这两个部落发动进攻,阿史那·施被撵到了北庭。然后葛逻禄和回纥又打了起来,葛逻禄也被撵走了,回纥成了草原上的霸主。
天宝三年(744年),王忠嗣联络回纥可汗,再次对后突厥实施南北夹击。回纥可汗斩杀白眉可汗,传首京师,曾经轰轰烈烈,高宗武后头痛不已的后突厥汗国彻底灭亡。
在这最后一击中,王忠嗣指挥唐军再次北伐,神道碑中记载“引军度碛,……涉汨昆水,下将降旗。……斩白眉可汗之首,……献于阙下。
一般来说,我们关注王忠嗣都集中在河陇地区,尤其是围绕着石堡城的博弈上,但其实他在朔方时期灭亡后突厥的经历,更值得重视。
因为,从此之后这个横行草原近两百年的种族,彻底退出了东亚的政治舞台。当然了,后突厥的灭亡不能都功于王忠嗣,而且旧唐书记载的,他在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之间用反间计,然后干掉了后突厥的米施可汗,明显是没闹清楚谁跟谁是一伙的。
拔悉密、葛逻禄、回纥这哥仨本来就是混漠北草原的,就是没有王忠嗣也一样会跟漠南的米施可汗死磕。王忠嗣做的,不过是积极联络了漠北游牧势力,借他们的刀剁了后突厥的最后两任可汗。
但从这次操作上,我们也能看出他领兵的套路,已经变得很稳健,不再是以前那个“轻骑出塞”的王忠嗣了。
这种战术思想,在他主政河陇的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天宝五年(746),身兼河陇两镇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被贬,王忠嗣以河东、朔方节度使的身份,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同时佩四节度将印。
这是王忠嗣人生的巅峰,但也是绝唱。
在河陇任上,他继续了朔方的管理思路,狂修城镇堡寨,加强军事防御。同时,王忠嗣还带来了不少硬通货,大大加强了河陇唐军的战斗力。
他在朔方的时候,曾经鼓励边境互市,只要突厥人来卖马,就给高价收购。草原各部听说以后,奔走相告,都赶着马群前来交易,王忠嗣毫不犹豫地全部买下,结果突厥的马少了,唐军的马多了。
等到移镇河陇,他带着九千匹战马一起过来,河陇唐军的机动性,得到了迅速提升。
同时,王忠嗣还慧眼识人,提拔了一批能打的将领。
跟着他从朔方过来的李光弼,坐上了河西兵马使、赤水军使。
另一个猛将歌舒翰也得到了重用,先是做了大斗军副使,然后又被提拔为陇右节度副使。
李光弼、哥舒翰这两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一个是平安史之乱的三杰之一,另一个是名满天下的河陇节度,封西平郡王。
我来说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人。
《册府元龟》里记载,王忠嗣坐镇河陇期间,曾与吐蕃在青海作战。其中一次在攻克吐蕃军镇的战斗中,一员蕃将勇猛异常,大量杀伤唐军。王忠嗣就对手下人说,谁能用箭射死他?
结果一个年轻小将出列,弓如满月,箭似流星,一发入魂。
唐军气势大胜,一举拿下坚城。
事后,王忠嗣用手拍着小将的后背说:“此万人之敌也!”
这员小将,就是日后纵横沙场的名将李晟。
吐蕃大相尚结赞,在评价当时的唐朝将领时说:“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
王忠嗣这段顺风顺水的日子,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旧唐书》里是这么描述的,“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我们来算一下,当时王忠嗣麾下有多少兵马。
按照天宝年间的唐军配置:
河东节度使下辖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八千匹;
朔方节度使下辖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西节度使下辖七万四千人,马一万八千八百匹;
陇右节度使下辖七万五千人,马一万零六百匹。
(《论唐代河西、陇右、朔方三节度使的军事地位及其成因》_李文才)
当时唐朝的边军,总计野战军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
归王忠嗣管辖的,就有二十六万八千七百人,战马六万一千匹,占比分别达到了55%和77%。
这么重的军事权威,离出事儿也就不远了。
没准儿王忠嗣自己心里也有感觉,在《旧唐书·王忠嗣传》写了这么一段“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其载四月,固让朔方、河东节度,许之。”
如果你仔细看这段记载,就会发现写的前后矛盾。
前面说王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深得人心,后面说到了河陇以后,很不习惯,威望比以前小了。于是坚决要求辞掉了河东、朔方的职务。
可按道理来说,您在河东朔方威望高,不习惯河陇,辞官不应该辞河陇吗,您干嘛辞河东、朔方?!
所以王忠嗣辞官,很可能不是因为“(威)望减于往日”,而恰恰应该是威望太高,引起了朝廷的猜忌,被剥夺了河东、朔方的军权。
事情走到这里,王忠嗣的人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如果他要是老老实实的,按李隆基的命令执行,估计安全活到死,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只可惜,王忠嗣是个有坚持,有立场的人。
天宝六年(747),唐蕃已经围绕着石堡城展开多次交战。
即有开元十七年(729年)信安王李祎硬拔石堡城。
也有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吐蕃大军围攻得手。
还有天宝二年(743年)的皇甫惟明石堡城折戟。
到了天宝六年,李隆基又把目光投向了石堡城。
可王忠嗣的回答是“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厉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王忠嗣是珍惜唐军士兵的生命,可旁边有人想邀功请赏啊!
唐将董延光蹦高地要求出兵,结果李隆基答应了,还命令王忠嗣配合他。
可王忠嗣这边态度消极,始终没什么动作。
这时李光弼感觉情况不对,就跑来见王忠嗣,对他说:“将军能为士卒考虑,确实很好,但您接受了昭命,却不配合董延光,如果此战不能取胜,这是要归罪您的啊!”
结果王忠嗣回答道:“我平生的所愿,难道是追求富贵吗?现在争夺的石堡城,就算得到了,也不能阻挡敌人的进攻;失去了,也没有多大的损害。我怎么能用数万人的生命,去换一个官职呢?”
紧接着,他又说:“就算皇帝怪罪我,不就是调我回朝去做侍卫嘛。就算这样,我也愿意!”
李光弼听罢,心服口服道:“大夫能遵循古人之事,非吾所及也!”
只可惜,王忠嗣的判断是错的,他面临的可不是免去两镇节度使,回去做个侍卫这么简单。
石堡城再次失利之后,李隆基大怒,下令逮捕王忠嗣问罪。
这时候哥舒翰的表现还不错,他来到长安伏地嚎啕,力陈王忠嗣冤屈,愿意以自己的官职担保。
李隆基这才算怒气消散,天宝七年(748年),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
一年之后,暴毙,终年四十五岁,一代将星陨落。
我们之前讲过韦氏大相达扎恭禄被赞普杀了,大家觉得这两件事儿,是不是有点相似啊。
按道理说,以达扎恭禄和王忠嗣的地位来说,他们身上这点事儿,那就不叫事。但就是这点不叫事儿的事儿,让两个人一个死,一个贬。
动静闹得这么大是不是背后有点啥事儿?!
达扎恭禄之前讲过了,咱来讲讲王忠嗣背后的事儿。
这件事儿,还得从李亨说起。
上期咱们说过,王忠嗣养在宫中的时候,就和李亨关系很好。
当时的情况,李亨也就是个王子,关系好也没啥大事儿。
但开元二十六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太子李瑛被杀,李亨成了太子。
这位被杀的李瑛,是李隆基的次子,开元三年(715年)就被立为太子了。但他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母亲身份太低,是个歌姬出身。于是就被受宠的武惠妃长期惦,好在当朝宰相张九龄支持李瑛,他这太子之路,走得磕磕绊绊,但还能继续下去。
等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撵走了,李瑛日子就算是过到头了。
武惠妃联合李林甫诬告李瑛兄弟三人图谋不轨,三人都被废为庶人并赐死。
这时候,李林甫极力推荐第十八子李琩,也就是武惠妃的儿子。但高力士在旁边说了一句,“推长而立,谁敢复争?”
于是李隆基便拿定了主意,立李亨为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唐肃宗。
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了,李亨的日子,也过得跟头把式的。而且李隆基也是故意的,放纵李林甫和杨国忠轮番发起冲击。
王忠嗣之前的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也是因为屁大点的个事儿,就被拿下了。所以王忠嗣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和剪除太子羽翼有关。
李林甫构陷他的罪名,也是“早年与忠王在宫中一起生活,我愿意尊奉太子。”
但说实话,这种说法李隆基都未必相信,等三司会审的时候,李隆基说了这么一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
正是因为皇帝有这个定性,哥舒翰才敢跪地哭求,力陈冤枉。
因为消极怠战本来就是实情,不存在冤枉的事儿。哥舒翰说的冤枉,只能是暗地联系李亨,意图谋反。
这件事儿,李隆基心里很清楚,但从打击李亨的角度上,他也一定会这么做。
另外,天宝年间他宠幸安禄山,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做平衡。
咱们前面说了,唐朝西北边镇的权重太大了,军队数量超过了一半,马匹更是超过了六成。
所以,李隆基对安禄山的重视,很可能是为了加强东北军,平衡西北军。只不过,这个李隆基认为很安全的棋子反了,不但把他从皇位上撵了下来,还一波带走了大唐盛世。
王忠嗣贬官之后,哥舒翰成了新任陇右节度使。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后面我们会专门来讲讲这位“横行青海夜带刀”的哥舒大人。不过在讲他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这就是绝岭飞鹰石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