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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去的两位作家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作家，先后殁于飞机失事，令人痛惜不已。 首先是新月诗人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上午，他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司汀逊式飞机从南京起飞前往北平，不料飞机在济南附近党家庄开山触山起火，徐志摩遇难飞去。 当天早晨，他还发了一个电报给林徽因，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北平南苑机场），派车接（林徽因：《悼志摩》）。车马上派了，却永远接不到了。
徐志摩去世时才35岁，英年早逝。他在1926年写过一篇散文《想飞》，文中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谁都不会想到，徐志摩竟一文成谶。 作家、藏书家郑振铎写了《悼志摩》。他在文中批评对徐志摩的种种误会，强调在当今的文坛上，象他那样的不具有派别的旗帜与偏见的，能够融洽一切，宽容一切的，我还没见过第二人。这是指徐志摩发起组织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拟招致左翼文人们和礼拜六派的通俗文士们。郑振铎大概也不会想到，时隔27年之后，他也会随徐志摩而飞去。
1958年10月17日，59岁的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乘图104客机出访，次日凌晨飞经苏联埃楚瓦什自治共和国上空时失事。离京当天，他给《收获》主编之一靳以写了一生中最后一封信，靳以20日得到郑振铎噩耗的同时收到这封信。这样不幸的巧合，恐怕世间少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郑振铎的两部旧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当时正遭到批判。9月24日、10月10日和13日，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先后召开郑振铎批判会，据郑日记记载，批判极为尖锐（郑尔康：《我的爸爸郑振铎》），由于郑振铎的飞去，对他更进一步的批判才不了了之。但郑振铎曾任主编的《文学研究》仍在同一期上既刊有悼念郑振铎又刊有批判郑振铎的文章，留下了令后人啼笑皆非的历史印迹。 傅雷编《世界文学》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墨迹》中有一通傅雷的毛笔书简，系傅雷为创办《世界文学》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申请函，时在1947年2月3日。 照录如下：
傅雷一直把文学翻译看作“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象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他一再告诫自己：“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傅雷《翻译经验点滴》）因此，他拟编“纯文艺纯翻译”的《世界文学》，绝非心血来潮，一定经过深思熟虑。
而他所编辑的最为人称道的刊物，则为1945年9月创刊的《新语》半月刊，这是他与翻译家周煦良合编的政治、文学和学术“综合性杂志”，撰稿人均为一时之选，有马叙伦、夏丏尊、郭绍虞、钱锺书、杨绛、辛笛、宋悌芬（宋淇）、吴兴华等。可惜，“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16日作）
此后，1940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西洋文学》也颇具影响。傅雷应该见过这两份著名的翻译文学杂志。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填补抗战胜利后尚无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的空白，想更上层楼，把《世界文学》办成“专译世界文学名著”的一流的翻译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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