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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律夫撰 自唐撰《晋书》出来后，关于夏启，尤其是启与益的关系，来了一个百八十度大转弯，颠覆了传统说法。唐撰《晋书.束晰传》(卷51列传21)云：“益干启位，启杀之。”是启取得了胜利。此句还可标点为“益干启，位启，杀之”，则是益取得了胜利。但不管是谁取得胜利，显然都是动了战伐的。但正统史典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则云：“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则表明没有战伐，是禅让的。当代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在《易中天中华史》首次提出夏世袭王朝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是就政治体制是说的。因为前面的古禅让选举，与夏启的王朝世袭是完全不同的，是一条明确明白的历史鸿沟。这是易中天教授的历史公正直白，也是开中国历史学之先河的。 那么，夏启与伯益关系，正确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益即伯益，又称“益伯”，中国西南益部族酋领，也是尧舜禹三帝三朝元老。伯益主张禅让，维护诸侯盟国的传统选举政治。夏启实行的是王朝世袭，而且专制得很，是奴隶制。显然矛盾是激烈的。汉司马迁是尊世袭王朝政治的，故有司马迁回避禅让说（如不载后羿篡夏48年、不独列中山国传等）。尽管司马迁本人因几句公道话受了宫刑的，其《史记》更是在司马迁死后出来的，也因此可能并不完全代表司马迁本意。 二，唐撰《晋书.束晰传》“益干启位，启杀之”，说明是动了战伐的。也可能是唐撰《晋书》是按当时的严峻形势判断的，而《战国策.燕策一》、《孟子.万章上》也似乎提到了伯益禅位后，代行天子职，夏启率其党人攻伯益的情况。唐撰《晋书》是唐太宗于公元646年诏撰的，主持人是名学士房乔（房玄龄）等，全书132卷。撰成近三年，一年后，唐太宗死。我们知道，唐太宗本人的继位问题是残酷的，兄弟残杀。其时的唐朝，藩镇割据，形势并不妙，唐太宗猜疑心不减，同时为了教育后来者（高宗李治）要征伐诸藩。故有《晋书》“益启杀伐”之说的。 三，益、启真发生了战争了吗？根据伯益元老资历及与启的祖父鲧、父亲大禹（协作治水）的关系，尤其是伯益可能存在的政治主张，当是不会如此对待启的。也就是说益可能没有怎么对待夏启问题。但是其他部族则是不一定的。如有扈氏“甘之战”。而由于有扈氏问题，伯益要受牵连，不是回避，就是被弑。 四，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认为伯益“占岁”。占岁就是占卜纪历，与古《易经》有关。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说伯益主撰古《易经》，但至少是懂古《易经》的。古《易经》所谓阴阳八卦是社会各方面的规则总和，夏王朝的那一套国家制度，是离不开这些东西的。而伯益年岁已大，同时曾对相关诸侯国进行过战争，如协调大禹征三苗等。只是大禹用的是征伐，伯益是主张德治。故伯益与夏启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正如伯益主动协作大禹治水一样。那么，伯益不是回避，就是没有要真动夏启的。依伯益的势力资历，而且夏启其父大禹帝已死，伯益已摄政，是不可能轻易输掉位子的。夏启可能要为其祖父鲧被舜帝殛事讨公道，要反前朝论断的。但大禹在世时都实行不了，假如没有伯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为，仅依靠禹帝治水时期于黄河流域收留北遁残余的党人力量，在域内尚有八百余诸侯国等情况下，也是万万做不到的。 五，唐敕撰《晋书》尤其是第51卷里《束晰列传》里，还提到不少与传统历史相反的东西。如伊尹被杀，夏朝如何兴旺发达，文丁杀季历（文王父）等，多是太子杀大臣。可能是唐太宗自感存世不久而遗后其子高宗李治，也要如此这般武力保国。但因此与历史传统提法相反，却是不顾的了。所谓的“汲冢竹书”是很蹊跷的，其墓为战国魏襄王时期（公元前318-公元前296）墓。奇怪的发现人名字“不准”，读音是【fubiao】，也未必是土音，或有某种隐语所在（因其中有诈）。由于墓中竹简腐坏，其文字为“蝌蚪文”，束晰等奉敕进行了翻译抄录，还杂有本是汉刘向新编的《左传》等，而且宋时就不见抄录原本。宋时印版盛行，如此重要的“汲冢书”不翻刻传流？而在唐时之前，已有十八家晋书，甚至多达20家，尤其是已存在的110卷臧撰《晋书》。所以，唐敕撰《晋书》不论是人力财力，都是没有必要的。而“汲冢书”也仅见唐撰《晋书》，岂不咄咄怪事？虽然晋时也有伊尹被杀提法问题，那最有可能的还是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的。 六，而《晋书》“益干启位，启杀之”，还可以这样标点的。即“益干启，位启，杀之”，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了。另外，后来的辑本《汲冢竹书》“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伯益薨，祠之”，与汉司马迁同，但与《晋书》所载的“汲冢书”意思是矛盾的。而唐太宗在尚已有不少晋史的情况下，偏偏选中要编晋史，并为之大做文章，亲自敕撰四篇史论，也是为了造成汉司马迁与晋司马氏王朝的悖背的。由此可知，唐《晋书》所载的“汲冢书”的来历待征。当然，“汲冢书”首次出现了“易经”名谓（以前诸子百家均仅称《易》），说明战国就有了《易经》，发现了《易经》与《周易》的某些区别，应该是受到十分的肯定与褒誉的。 七，如果“汲冢书”仅载于唐撰《晋书》的话，那么，“汲冢书”就存在真假问题的。学术在古代中国是很可悲的，往往存在个人集团私利置历史真实与科学于不顾的弊端。如汉王莽及其“改制”，也是一样的。王莽为了排斥汉室，维护新朝的统治，一反汉武帝以来的汉尊经传统，打着复古的名义，改经窜典，虽然是编辑古经，但其真伪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古《山海经》《周礼》（原为《周官》），尤其是刘歆撰《七略》中的“周易”，多有褫替古典经《易经》的嫌疑。应该说，新朝王莽授意下刘歆的《七略》（与刘向《七略》出入甚大），直接导致了魏王弼《周易注》的产生，并致使典古《易经》仅在名称上，就长期混淆于卜筮《周易》。而本来《左传》是汉刘向据《新国语》辑编的，因此杂入了相关卜筮问题，古《易经》与《周易》也就继尔混淆其中了。另外，唐太宗时名相魏征主修的《隋书.经籍志》，大肆混淆古《易经》与卜筮《周易》的区别，其行为有甚于汉王莽魏王弼的。如果说唐太宗是为了担心传继保证江山而褫改传统史实的话，王莽则是为了反对汉尊经常态而欲另行一套，乃至于假复古真褫经的。 八，古《尚书》载尧殛鲧，是历史定论。但北部尧帝不该联袂东部舜氏，以多压少。中部鲧毕竟是朝廷大臣，联合外邦殛杀，是过份了。治水不力，流放即可，甚至殛杀相关部族，谬矣。后舜帝仍然压不住，只好任用鲧子。而鲧子大禹表面反对其父鲧“堵”，反其道，但心里不服。到了夏启，表现更突出，司马迁《史记》载“启”言“余帝禹之子也”，不仅仅反对尧舜，还公开叫板传统禅让选举政治，自立为王。各氏族百家哗然，但尧舜殛鲧有过激，而大禹有意招兵买马，至夏启时已经不可控制。甚至帮助大禹治水有功的西南益伯部族，也依然压不住。当然碰到这么个鸟玩意，也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娘的去吧”意思。而大禹利用召集劳工机会，大用反尧舜人员（多属鲧部族，或有外邦），来势汹汹，并推翻古禅让选举政治，实行世袭帝制，启用子启，团灭各部族，华夏动荡，杂毛乱窜。尧帝所为，应该是自食其果的。清末学者易顺鼎《经义莛撞》卷二就说“尧殛鲧”就是“杀其父，用其子，于心何忍，非圣人所为也。”
 先圣伯益古画像图览 （公元2019年3月24日己亥春旬易律夫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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