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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宗族史考证。随着新材料、新证据的不断出现，导致已有的判断被不断推翻。希望这次，已拨开历史迷雾，接近事实真相！ 【摘要】追本溯源、怀宗念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本文是作者二十余年关注本村宗族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来，通过有关史料分析，作者一度认为，王集王氏很可能是于明代中晚期来自扬州府江都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王集王氏应为琅琊王氏，并非现在所称的三槐王氏，堂号应为“青箱堂”；族谱中的一世祖为嘉靖举人、万历进士出身的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然而，李守信石坊题字的发现，使作者对之前的这个观点产生了怀疑。到了2019年，随着乾隆版《直隶济宁州志》等一批新材料、新证据的出现，莱州府平度州人王湘、王用霖父子逐渐进入了作者关注的视野。 前言 探究宗族渊源，有两个终极问题需要解答，一是我们从哪里来？二是我们究竟是谁？所谓怀宗念祖，确需追本溯源。盖王集村王氏，自静轩公任济宁儒学学正以来，以明代嘉靖年间为分界线，之后四百余年的谱系流传有序，十分清楚，但之前的历史则一片空白。那么，这个谜题今天还能解开吗？ 相关证据无非有两类，一是族人间口口相传的传说，二是有确切记载的文字资料。族人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大明洪武年间自洪洞大槐树移民迁来；二是大明嘉靖年间由诸城迁济宁再迁巨野而来。由于年代久远，口口相传容易导致以讹传讹，且存在分歧，所以，最让人信服的还是后一种证据，而这种证据，只能到族谱以及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并认真加以鉴别，以去伪存真。 一、王集王氏究竟来自哪里？ 王集王氏自大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开始修谱以来，至今已历381年，其间共修谱十一次，但历次修谱均未解答上述两个关键问题。 一般而言，越早的族谱，越接近族谱中断的年代，记载的文字也越接近史实，因此也越有参考价值。以族谱作序人的功名而论，功名越高的人，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其文字的可信度亦应越高。即，进士做的序，可信度高于举人；举人做的序，其可信度高于秀才。以上两个基本判断是本文研究的一般指导原则。 就大明崇祯十年（1637年）王集王氏最早的族谱而言，这是由进士出身的巨野人田峤所作。田峤是十一次修谱作序人中功名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进士。时隔256年之后的1893年，族谱作序人中才出现了一位举人侯嘉禾，这是功名次高的一位，但也是十一次修谱作序人唯一的一位举人。不管从家谱首序出现的年代，还是从作序人的功名地位来看，首序的研究价值最高，也最具可信度。 王集王氏历次修谱简表  田峤，今巨野县章缝集西大街人，字云岳，号宗甫，进士出身，长于文章；其弟田峨，字斗岳，号瞻甫，万历戊子科举人，工诗善书。二人皆为曹州名士，与当时的董其昌、米万钟、邢侗等文化名人往来唱和，交谊甚密。著有合集《荆树山房文集》传世，影响深远，享有“江南一董（其昌），江北二田（峤、峨）”的美誉。其子孙亦多有成就者，“印累累，绶若若，文武闱掇巍者，连续不绝”；“家益饶，壤沃屋润，廓邑中称巨室者首推田氏”，成为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户。现田氏家祠“荆树堂”廊枋中间刻“派衍青齐”四字，供奉的一世祖田子成，原为明朝青州指挥使，因不愿参与燕王朱棣造反，就挂印辞官，肩挑幼子逃难至今天的巨野县田桥镇，人丁兴旺后，其后裔分居到章缝等地。 田峤对于王氏原籍的记载仅略露端倪：“嘉靖年间赐进士出身，号静轩先生，初任青州府诸城县学政，历任济州学政”。从上面描述可以看出，王氏始祖一开始任诸城县儒学教谕，而后任济州学正。然而，诸城、济宁仅仅是其为官之地，至于是否其籍贯，田峤并没有记载。 请注意，田氏是从青州府迁来巨野的，王氏也是由青州府迁济宁再迁巨野的。先人永昌先生请田峤先生做序，看中的大概不仅仅是田峤的功名和地位，也许两族人还有同乡之谊。假如田峤暗中向我们传递了有关王氏祖籍地望的关键信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可以大体推断：王集王氏可能来自诸城，或者离诸城不太远的地方。因为做诸城儒学教谕这样的小吏，按照明代的官僚管理制度，不用像知县一样需要地域回避。 （二）青州府诸城县说 乾隆五十三年（1778年），族人十五代孙王丹诏在第二部族谱序言中写道：“闻先人之言，曰：大明嘉靖年间，吾族居诸城，后因先祖出仕济宁为州学政，遂卜居吉市口以立业焉，后又迁巨野南门之外名英王庄”。这里明确指出，是“吾族”居诸城，非“吾祖”居诸城。 这一年，离首次修谱已经过去了151年，文字记载也仅仅是凭“先人之言”。那么，历经150多年的口口相传，关键信息可能失真。因为150年前首次修谱时，并未提及王氏祖籍为诸城，只说静轩先生一人在诸城为学政。难道静轩先生出身于诸城的王氏宗族吗？如果是，为什么150年前不明确指出呢？ （三）新江旧路山右郡说 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第二次修谱28年后，拔贡、候选州判田光介为王氏家族第三次修谱做序，他在序言中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至嘉靖年间，有静轩先生者，以进士为诸城教谕，历任济宁学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增广生员杨枚卜在第四版家谱中写道：“明初由山右东徙”。 这两个序言的年代仅相差26年，也都提到了“山右郡”，这应当属于第三、第四次修谱的共识。 （四）山西太原说 同治二年（1862年），廪生孟广渭在第五部家谱序言中写道：“询其起迄，言自明洪武初年由山西太原迁居山东诸城，继因任济宁学政，又迁居济宁，分派于巨上”。 由此可见，家谱中关于原籍的记载只有上述只言片语，不但分为好几种说法，且几种说法均不一致。由于缺乏原籍具体的府、县、村名，后人也难以考证。就有确切记载的最早记录而言，应倾向于第三次修谱提到的来自“新江旧路山右郡”，况且还有道光十二年（1832年）第四次修谱的再次佐证。 二、王集王氏系三槐王氏吗？ 崇祯十年（1637年）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前两次修谱，并未提及王集王氏的堂号，首次修谱的169年之后，嘉庆十一年（1806年）第三次修谱才首次提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堂号在传统社会宗族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王氏这样名人辈出的望族来说，是不得不书写，且应当引以为傲的。那么，族谱中透露了哪些信息，让我们可以确定王集王氏的宗派呢? （一）青箱王氏说 嘉庆十一年（1806年），拔贡出身的候选州判田光介在序言中写道：“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考《世本》一书《三槐世系表》，有三异人出于青箱。长支巨野英村之王，其出于青箱无疑也”、“昔青箱之与三槐递振家声，而青箱累叶名德”。 青箱王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青箱一词出自《宋书·王准之传》：“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青箱学”。王氏青箱学集历代名人处世的哲言，是世代相传的教育子弟之良训，古时深藏青箱之中，秘不外传，主要内容包括：为官规则方面，官场中当进则进，当退则退，皇帝可辅则辅，不可辅则退，不专宠，不盲从；教育后代方面，可以不做大官，不可胸无大志，可以无宰相之位，不可无宰相之才；钱财观念方面，为官莫贪财，治家需节俭，非己之财，虽赐非取，多财之地，谨身慎行，布衣胜锦罗绸缎，蔬食胜山珍海味。王氏青箱学除了家族教育之外，另一重要影响是推出了《仪注》、《晋宋杂记》、《古今丧服集记》、《齐职仪》、《礼杂答问》等官学著作，东晋及南朝各代朝廷均遵用之。  安徽合肥庐江县潜川青箱堂王氏宗祠落成典礼 “王氏青箱学”也称“青缃学”，诸多文人雅士对“王氏青箱学”和“青箱世家”不吝赞美之辞。唐代宰相贾耽在《赋虞书歌》写道：“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陆龟蒙《药名离合夏日即事》诗之三：“青箱有意终须续，断简遗编一半通。”刘禹锡在《南海马大夫见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达于国朝采其菁华至简如富钦受嘉贶诗以谢之》写道：“青箱传学远，金匮纳书成。”在《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纻兼竹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贶》写到：“远放歌声分白纻，知传家学与青箱。”北宋苏舜钦《黎生下第还乡》诗：“无废青箱学，穷愁古亦然。”。北宋刘弇的《蒋沙庄居》诗之六：“家有青缃学，儿传《急就》章。”明代的无名氏 《赠书记·扫茔遘侠》：“髫年英俊，失恃茕茕甚，继箕裘青箱自幸。”清代方文《润州早发》诗：“白露水千里，青箱书一函。”康有为在《大同书》甲部第三章中写道：“青箱谁寄，遗书何托；宗祀将斩，祠墓无依。” 再说说王准之其人。王淮之，字元鲁，东晋尚书仆射王彬玄孙，初为琅邪国右常侍，刘裕为宋王，用为御史中丞，自曾祖彪之以来，祖临之、父纳之，四世居此职。以谢灵运杀人不纠免官，复拜黄门侍郎，累迁至丹阳尹。家世代熟悉朝仪，撰《仪注》，桓玄篡位，以为尚书祠部郎。宋武帝起兵，为太尉主簿，出为山阴令，有能名，预讨卢循功，封都亭侯。 青箱王氏为琅琊王氏一脉。假如王集王氏出于王淮之一支的青箱王氏，则必属琅琊王氏无疑，堂号应为“青箱堂”。目前，江西赣州、安徽庐江、福建仙游等地，均有以“青箱堂”为堂号的王氏宗祠。 （二）三槐王氏说 相传周朝时，宫廷外有三棵槐树，每当三公朝见天子时，都面向三槐而立，后来就以“三槐”比喻“三公”。 王集村王氏宗祠现悬挂“三槐堂”匾额。三槐堂号源自北宋王祐。王祐，字景叔，大名府莘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任兵部侍郎，文章、清节兼著，但未拜宰相，引为憾事，乃在其宅手植槐树三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使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三槐堂也就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那么，王集王氏真的是三槐堂后人吗? 王集村、巨野县英王村离莘县不过一百公里左右，假如王集王氏来自莘县三槐堂，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族人竟然没有去过三槐堂祖庭的记载，也未与莘县三槐堂将族谱续在一起，在高度重视门第和家族出身的传统社会，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王集王氏并非三槐王氏，主要证据如下: 1.证据之一 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的最早依据，是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序言。田光介在序言中提到：“考《世本》一书《三槐世系表》，有三异人出于青箱。长支巨野英村之王，其出于青箱无疑也。”写序人田光介尽管是个拔贡，但很有可能是个书呆子。因为《世本》这部书，是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记载的是从黄帝到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和氏姓，怎么能用它来解释一千五百多年后宋代三槐堂的支脉分布？这是田老夫子犯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胡拼乱凑。按照他的说法，他看了《三槐世系表》，发现了青箱王氏出于三槐王氏，依据是什么呢？因为《三槐世系表》上说，有三个异人出于青箱，而巨野王氏之祖为异人，所以他就是出于青箱，就是三槐王氏。这是什么逻辑？况且我们前面已经论证，青箱提法出于东晋，三槐提法出于北宋，他却把青箱放到了三槐之后。第三个错误则是前后矛盾。比如前面写青箱出于三槐，后面却写：“昔青箱之与三槐递振家声，而青箱累叶名德”。从这句话不难看出，他想表达的意思是:青箱与三槐为平行并列关系，并非一从一属。这就自相矛盾了。其实，青箱为琅琊王氏，与三槐王氏一道，两大堂号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交替振兴王氏家声，均成为王氏宗族最为繁盛的支脉之一。 2.证据之二 1951年，增生举孝廉方正高燕堂在第八次修谱序言中写道：“惟巨野王氏旧谱所载，为三槐后裔，三槐系出青箱一支，世系昭然，昭穆分明”。从这段话可以读出两层意思，一是巨野王氏（亦王集王氏）族谱上自称三槐王氏。高先生肯定也看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他的结论是从那里抄来的。二是三槐王氏来自青箱王氏。窃以为，高燕堂先生是个明白人，知道谁大谁小、谁先谁后。因为青箱王氏（琅琊王氏）源于西晋，三槐王氏源于北宋，前者比后者早了一千五百年左右。将三槐王氏纳入青箱王氏（琅琊王氏），符合基本的常识，也经得起推敲。但这次修谱说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并非高氏之见，乃鹦鹉学舌耳。 多说一句，1951年，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举孝廉方正这一套也已经废除了将近40年。但作为作序人的高燕堂，仍将其视同科举功名一般，郑重其事地写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可见其内心对于功名的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乡村的文化环境。 3.证据之三 1951年，族人王镇南在《创修世系表图说》中写道：“考之吾族先世，确系三槐后裔”。《创修世系表图说》写于第八次修谱，与高燕堂的序言一前一后，由于没有新资料及新提法的出现，所谓三槐后裔的说法，当为两人参考族谱资料，并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 综上，三条证据合一，能说明王集王氏为三槐王氏的证据其实只有一个，即田光介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族谱序言。上面已经论证，这个序言上在提上法存在多处漏洞，因而并不可靠。 4.其他 小时候，过年去家庙磕头祭祀，见正厅悬挂“三槐堂”牌匾，这是1980年代初期的事了。1987年，我在嘉祥一中读高中，托姐姐从景德镇买来《古文观止》上下册，遂手不释卷。一日，忽然翻到苏东坡《三槐堂铭》，通读之，引以为奇，亦生发出许多作为三槐堂后人之自豪感。荐之于主修谱事之族兄端岱，他亦大奇，后收录于1995年第十版的族谱中，并配了白话文译文。这也算是我对王集王氏族谱的一点贡献吧。 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比如说，作为三槐王氏的王集王氏，之前的家谱中竟然没有《三槐堂铭》！这可是名人名文，光宗耀祖的资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不但应当被收录进家谱，而且还应当放诸首页。难道，在我之前的四百年间，族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读过苏轼的《三槐堂铭》吗？想一想，真可怕！自明代中晚期从济宁迁出的王氏族人，凡四百年，历二十几代，至今已数千上万人，竟然没有中过一位进士，甚至连一位举人也没有考取。文化太落后，肯定是导致王氏族人在家族渊源问题上至今认识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高燕堂的说法，就是“明代以上，恒伏阙如”。 到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王集王氏属于琅琊王氏，堂号为青箱堂。那么，三槐王氏是琅琊王氏的一支吗？确有此说，但本文不再考证。 三、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 （一）新江旧路山右郡是哪里？ 族谱中第一次出现王集王氏原籍，是在第三次修谱的序言中，年代为嘉庆十一年（1806年），即“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于山东诸城'。尽管这时离第一次修谱已经过去了169年，但由于年代最早，其提供的信息对于寻宗问祖来说，也应当最有价值。 那么，新江旧路山右郡到底是哪里呢？ 从2008年起，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还曾在百度知道提问。有意思的是，昨天看，这条信息竟然神奇的还在。此事先按下不表。 同一年，就上述疑问，我托朋友向国内一位研究明史的专家请教，该老先生是曾任北京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的研究生。老先生给出的信息是：看不出来，最好再结合方志看看。 那么，只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喽。 1.山右郡 山右郡即指太行山以西的山西省。可是山西这么大，明代嘉靖以来的进士又散落在各个县，到底该到哪里寻找呢？于是作罢。后来曾以山阴县为研究重点，然终因资料缺乏无果而终。 道光十二年（1832年），增广生员杨枚卜在第四版家谱中写道：“明初由山右东徙”。然天下王氏皆出太原，出于山右总是没错的，这样的表述等于没说。 2.新江旧路 由于十年来搬过几次家，原来的部分研究资料佚失，所以在此暂不做分析，只给出答案。本文暂为第一稿，以后再慢慢补充论证。根据我的研究，明代的新江旧路山右郡指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带，王集王氏先祖居今江宁区禄口街道曹村。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1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建炎四年（1130年），改江南东路为江南路，绍兴元年（1131年）复置江南东路。一句话，江宁府一带改来改去，就某一时期而言，新江南东路即旧江南路，新江南路即旧江南东路。 王徽之，字子猷，官至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其父王羲之侨居山阴，任会稽内守，他兄弟五人仍在建康为官。据《重修宗谱序》载，东晋太元五年（380年），王徽之见南京沿秦淮河至东山一带山清水秀，即与东晋名相谢安一道，选址於建康上元里（江宁）道德乡山阴村（现禄口镇曹村）营垒建墅。晋元熙元年（419年），因“刘宋禅位，黄门挂冠”改朝换代之故，王徽之被免职，后迁山阴（今浙江绍兴）。宋淳化间，王氏族人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再次迁此，村以祖籍县名之。2016年7月，南京市江宁区将山阴村列入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二）诸城县有关静轩公的记载 道光戊戌年（1838年）重修版的《相州王氏族谱》记载，诸城相州王氏十三世有名王洁者，字静轩，行一，配斗鸡台赵氏，子一质彬，居相州北原。家谱再无其他记载。如果此静轩即王集王氏之静轩公，则记载进士出身的功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并没有。再加上其他信息对不上号，所以应为巧合而已。 四、几个脑洞大开的想法 （一）王集王氏与明代王守仁同属一族 家谱中多次出现“异人”的说法，首次修谱时还专门提到王守仁，“其长孙赐进士文成公，得异人真诠，游览见一寺封锁甚固，开门视之，龛中坐一僧，俨然如生。又见壁上有诗，曰：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知禅林不坏身。文成公怅然久之，曰：吾之前身也！建塔葬焉”。其实，王守仁就是一个异人。在文成公生活的明代，阳明学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另外，三世祖文成公与王阳明的离奇传说也是一奇。一般来说，续谱时要言明家乘，作为首次修谱，更应当予以记录。如果崇祯十年（1637年）的首次修谱暗中传递了家乘的某些信息，也许它是想告诉我们：王集王氏与王守仁同出一族。 王守仁出身浙江余姚的显赫家庭，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传，王守仁天生有特殊的气质。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于是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守仁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其墓在今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兰亭镇。 那么，王守仁究竟算王氏的哪一支脉呢？有关王阳明先世渊源，正史记载不多，明代黄绾撰《阳明先生行状》记载：“阳明先生王公讳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晋光禄大夫览之后，览曾孙羲之少随父旷渡江家建康，不乐，徙会稽。其后复徙剡之华塘，自华塘徙石堰，又徙达溪。有曰寿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余姚。”又有明代钱德洪等编《王阳明年谱》记载：“其先出晋光禄大夫览之裔，本琅琊人，至曾孙右将军羲之，徙居山阴，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寿，自达溪徙余姚，今遂为余姚人。” 我们当然不能拿传说当成史实来研究，但传说透露的信息着实耐人寻味。假如推论成立，王集王氏当属琅琊王氏无疑。族谱序文提及王守仁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王守仁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精神领袖，扯上他可装点门面。二是王守仁谥号文成，三世祖亦称文成，而且庙中的谶语从表面上看，是揭示他与王守仁为前世与今身的关系，其实有可能在暗指文成公与王守仁实则同属一族。 （二）吉市口王氏与巨野王氏不睦 这可以从几个旁证加以说明。首先，在传统社会，士大夫功成名就以后，要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以光宗耀祖；要么则于任职地买房置地，经营产业。但三世祖德成公竟然抛弃这一切，与进士出身的哥哥文成公分道扬镳，远离城市，迁至距济宁州城百里之遥偏僻的巨野县农村，这是一怪。其次，王集王氏族谱卷宗中除了标明二世祖王芳（其人生员）的名字外，从未出现过一世祖和三世祖的名字，仅载其号。本来，如果知道名和字，因祖孙三代出过两位进士，很容易可以从《明代进士登科录》中查找有关的蛛丝马迹。然而事实上并不能。其三，王集王氏族谱中，定居济宁吉市口的三世祖文成公以下阙如。这说明，四百年间的十一次修谱，巨野王氏从未主动与济宁吉市口王氏合谱，或者说，两家在合作修谱的问题上从未达成过一致。 另外一个佐证是，王集王氏宗祠在修建之初，为了给考取功名的后代立旗杆留有位置，特地将大门退后六尺修建。但遗憾的是，先人的这个美好愿望落空了，因为王集王氏族人从未有过考取功名者。据老人讲，某年某月，济宁吉市口王氏出了一位道台，其人兴冲冲赶往巨野英村王氏宗祠立旗杆，结果遭族人拒绝。原因是害怕其人为贪官，一旦犯灭九族重罪，则全村遭殃。王道台怀着一线希望来到王集村，结果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被拒。王道台恼羞成怒，摔断旗杆，扬长而去，临走撂下狠话：凡王集王氏族人来济宁者，均好吃好喝招待，但不许提是一家人；一旦提及，即扫地出门。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王集王氏族谱中仅有的两位进士，为什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前辈的恩怨，导致兄弟阋于墙，一家人几势同水火，影响绵延二十几代。 （三）济宁吉市口王氏并未出过进士 第一条理由，王氏族谱中仅出现过两位进士，分别为一世祖和三世祖，但族谱中恰恰只这两人没有留下名字。这条本不该隐瞒的重要信息，有可能是先人刻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两人并未中过进士。所以不写名字，是因为害怕暴露真相，因此只拿'号'来遮挡。在明代，进士可谓人中龙凤，就山东的某州某府而言，几十年不出一个也属正常。一人蟾宫折桂，不消说十里八乡，即便方圆几百里内，这般好事也会不胫而走，殿试及第者的名字会在乡人中口口相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不要说一门三代两进士了。 第二条理由，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凡中进士者，其详细籍贯，包括曾祖、祖父、父亲、母亲、兄弟的名、字、职务，都详细记载。但遍查嘉靖以降的《明代进士登科录》，未有原籍新江旧路山右郡及王文成者。 五、康熙版《济宁州志》带来的新证据 新的发现，往往依赖于新证据的出现。盛世修史，2017年，济宁市史志办重新出版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济宁州志》。康熙十二年，距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已经过去了151年，距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则刚刚过去107年。如果该志记载了嘉靖前后济宁儒学学正的名录，应该是极富参考价值的信息。 （一）寻找曾任济宁儒学学正的王氏先祖 在肯定王集王氏族谱记载无疑的基础上，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必为王集王氏一世祖无疑。一为姓王；二为嘉靖前后任济宁学正；三为进士出身。  翻开州志卷四儒学学正、训导篇，王姓学正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王时泰，福建闽县人；王纳谏，济南府肥城县人，中万历丙辰进士；王峣生，济南府长山县人。 另外，王姓儒学训导有两人，王谏，山东□□人，嘉靖庚子举人；王治，北直大兴人。  由学正登进士科者有三人：俞瓉、留敬臣、王纳谏。  答案似乎已经揭晓，王集王氏的一世祖即王纳谏。那么，王纳谏真的是我苦苦寻找的静轩公吗？ 另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州志中未标明功名的学正王时泰，其实是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科庚辰榜的进士。由此也可以看出，州志的记载未见得准确和全面。 （二）济南府肥城县人王纳谏 肥城王纳谏，字虚怀，现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仪阳镇王晋村人,传其祖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定居,立村名为王晋。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1616年，与洪承畴同榜）进士，列三甲131名，授直隶雄县知县，后为山西临汾县知县，未赴而卒，入肥城乡贤祠。原肥城县南门里有进士坊，为崇祯三年（1630年）王纳谏所立。王纳谏著有《史阁万年三国策》，据传还有删存疏草诗稿若干卷，但都没有流传下来。《肥城县乡土志》等有王纳谏传。 那么问题来了。济宁吉市口之去肥城县王晋村，恰恰也是一百公里之遥。如果肥城县进士王纳谏即王集王氏宗族之一世祖，那么，为什么作为济宁学正之孙的德成公，竟然对此充耳不闻？难道，他的父亲，或者祖父，甚至哥哥，竟然从未告诉过自己从哪里来吗？进一步说，四百年间，与近在咫尺的宗族杳无来往，互相视而不见，这正常吗？因此，我坚决认为：肥城王纳谏绝不是王集王氏的一世祖，除非另有隐情。 另外一个证据是，如果王集王氏的一世祖做过直隶雄县的知县，族谱中是不会错过的，因为其功名高于直隶济宁州的儒学学正。既然族谱没有记载，可以大胆推断：做过雄县知县、授山西临汾县知县的王纳谏，绝不是王集王氏的祖先！另外一个证据是，济南府肥城县的王纳谏，其生平中，并未出现其曾为济宁学正的记载。 探索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刚刚爆发的火花，转瞬间就熄灭了。 （三）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根据唱春莲《国家图书馆近年采进善本书提要（八）》（《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4期）的考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载，明代有两个王纳谏，一为直隶江都（现江苏扬州）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榜录取第三甲第179名；一为山东肥城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榜录取第三甲第131名”。 如前所言，康熙版《济宁州志》也有可能出现谬误。因修史中出现王纳谏名字，而上溯百年，百里之内就有肥城县进士王纳谏，因此，修史者很有可能顺手拈来，未辨真伪，就将耳熟能详的济南府肥城县籍贯归入其下，如此移花接木，导致后世以讹传讹。 那么，扬州府江都县王纳谏究竟何许人也？江都王纳谏，字圣俞，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著《四书翼注》，曾辑苏轼文集《苏长公小品》，清雍正《江都县志》卷十四人物志有其传。圣俞专收东坡文中短而隽异者，赋、序、记、传、启、策问、尺牍、颂、偈、赞、铭、评史、杂著、题跋、词、杂记诸体不限，而尤以题跋居多，次则尺牍、杂记等。 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苏长公小品》一书正是如此。“小品”一词，原是六朝时候对于佛经节本的称谓，后用以指称中国古代散文中那些篇幅短小、精美隽秀的作品。作为散文之名，则始见于明代王纳谏所辑《苏长公小品》一书，此后以“小品”名集者渐多。 根据施扆宾的《苏长公小品序》记载，“试取而披玩之，春风绿荫，可以倦游；夜雨青灯，可以却寝；孔樽徐榻，则词组可惊四座；漂唐流汉，则单词可足千秋”。 有趣的是，蒲松龄（1640～1715 年）在《聊斋志异》中竟然记载了王纳谏（字圣俞）的故事，题目为《江中》，兹录如下： 王圣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寝，视月明如练，未能寐，使童仆为之按摩。忽闻舟顶如小儿行，踏芦席作响，远自舟尾来，渐近舱户。虑为盗，急起问童。童亦闻之。问答间，见一人伏舟顶上，垂首窥舱内。大愕，按剑呼诸仆，一舟俱醒。告以所见。或疑错误。俄响声又作。群起四顾，渺然无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众坐舟中，旋见青火如灯状，突出水面，随水浮游；渐近舡，则火顿灭。即有黑人骤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众噪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开弓，则遽伏水中，不可见矣。问舟人。舟人曰：“此古战场，鬼时出没，其无足怪”。 一言以蔽之，王纳谏见鬼了。 那么，王纳谏进一步的情况是如何呢？参考一下孙启伟（孙启伟，蒲松龄研究所副所长，《<聊斋志异异校注>人物补注续》，《聊斋志异》研究，2017年第2期）先生的考证吧。 清康熙《江南通志·人物·扬州府》记载：王纳谏，字圣俞，江都人，授行人。使荣藩，却馈，荣藩敬礼之。以疾假，家居著书。起为吏部主事，力疾招赴，五阅月历四司。复请告归里，匝月而逝。 清雍正《江都县志·人物志·明贤》记载：王纳谏，字圣俞，江都人，万历癸卯乡试第一。陶望龄主试，王恩任分校，得人称最盛。丁未成进士，授行人。出使荣藩，辞乐却馈，荣世子敬礼之。以疾归假，家居二载。吏部司官缺人，争营之。尚书某曰：“吾知有下闱著书，不干进者。王君可任也。”起为吏部主事，力疾招赴，五阅月历四司。疾益甚，复请告归田里，匝月而逝世。……子玉藻，崇祯癸未进士。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在《经义考》卷六十一记载：“高佑曰：'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人。万历丁未进士，除行人，历吏部稽勋司员外郎’”。 清雍正《江西通志·选举七·明》记载：“万历三十一年癸卯乡试，王纳谏，泰和人”、“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黄士俊榜，王纳谏，泰和人，扬州籍，行人”。据此可知，王纳谏原籍是江西泰和县，后来落籍江苏扬州府江都县。 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时孙蕙仍应宝应县，遂于是年南游”。蒲松龄在宝应、高邮时间长达一年。宝应、高邮同属扬州府管辖。王纳谏潜心研究易理，在扬州地区知名度很高。蒲松龄在此期间一定听到了王纳谏种种传闻，后来择其精彩之处予以加工，写入《聊斋志异》中。 盛伟（《聊斋异志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先生对王圣俞作如下注释：《聊斋文集》卷七“婚启”有《六月为沈德甫与王圣俞启》，文中称“琅琊望族，海岳名宗”，可知其为山东诸城一带人。 如此一来，环环相扣，证据似乎已合为一处。因静轩公曾在诸城为儒学教谕，推断其为诸城人自有情可原。而且，这两个线索把扬州府江都县与青州府诸城县，通过进士王圣俞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因王圣俞曾在青州府诸城县为吏，而青州人蒲松龄又到王圣俞原籍做幕僚，有半个同乡之谊，而书信中因套近乎可能有称同乡之语，所以，后人误以为王圣俞为青州人。 这几个关键环节既然能暗合到一起，那么，可以做如下大胆推推测： 1.康熙十二年《济宁州志》关于儒学学正王纳谏原籍的记载有误 第一条证据，因嘉靖年间出过两个叫王纳谏的进士，且前后相距仅九年，所以很容易被混淆。江都人王纳谏于明嘉靖年间在济宁州任儒学学正。一百年后，改朝换代，大清济宁知州廖友恒主持修志，士大夫们看到王纳谏的名字，均想起离此仅一百公里之遥的肥城县王纳谏，于是张冠李戴，将济南府肥城县写入其籍贯，阴差阳错，遂成定论。 2.青箱堂后人王纳谏迁居扬州府江都县的猜测 琅琊王氏在东晋后，家族开枝散叶，某年，其中一支由江宁府辗转迁居本省扬州府江都县。明嘉靖年间，有王纳谏者，中江苏举人第一名（解元），遂任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迁济宁州儒学学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纳谏由学正中进士。 3.康熙十二年《济宁州志》可能将王纳谏与王谏混为一人 既然济宁州嘉靖年间没有出过王姓进士，那就降格以求吧。考察一下嘉靖年间的举人，姓王者唯有王得良、王谏两人。而王得良后任涿州知州。如果王得良为三世祖文成公，则如此重要职务，族谱中应有记载。既然没有，应果断摒弃。剩下的就只有王谏了，州志当然了，这也再次验证了王集王氏族谱中关于一世祖嘉靖年间中进士的记载并不符合史实。所以，无论是族谱，还是州志，都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除了上述推测，还有没有另外的证据呢？ 王思任（1575~1646年），字季重，号遂东，晚年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曾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又任袁州推官、九江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以思任为礼部右侍郎，进尚书。隆武二年，绍兴为清兵所破，绝食而死。为文笔意放纵诙谐，时有讽刺时政之作，以《游唤》、《历游记》两种游记成就最高，《小洋》、《天姥》诸篇尤为著名，诗重自然，才情烂漫，惜放纵太甚，有《王季重十种》传世。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王思任为应天乡试房考官，取十一人为举人，其中王纳谏中解元，为第一名。 这样的话，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中江苏乡试第一名解元，遂赴任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转任济宁州学儒学学正。中举四年后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王纳谏中进士。 4.三世祖文成公不是进士出身 自万历以降，至大明灭亡，济宁州共出进士二十二名。分别为，万历朝：李尧民、张子忠、黄子美、于若瀛、刘三英、杨洵、陈伯友、张耀采、潘士良、潘士美、杨凤翥；天启朝：孙景耀、靳于统、徐标；崇祯朝：汤维新、杨士聪、刘祯庆、陈扆诵、修庭献、李用质、任孔当、陈扆铭。然其中无一王姓。这说明什么问题？前面脑洞大开之推测经过验证，至少已部分正确，即济宁州未有祖孙两代同为进士者。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没中进士，是否中过举人呢？自嘉靖以降，济宁州中过举人且姓王的仅有四人，分别是：天启朝：王道明；崇祯朝：王天眷、王宏。因与族谱记录不符，本文不再继续探讨。 六、李守信石坊带来的新困惑新证据带来更多谜团。  说是新证据，其实是老证据，只是以前没有发现而已。 写完上述文字，感觉告一段落，沾沾自喜之际，忽然想到，前几天在网上搜到，济宁李守信石坊上面有近似王纳谏的字样。以前多次见过此坊，该坊原立于南市场，后因竹竿巷改造，被迁至东大寺南。也看过石坊上面的人名信息，但看过就忘，没有在意。于是专门跑了一趟，果然很有收获。 石坊上刻“旌表孝行生员李守信之门”，右额书：“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李同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温如璋，提学山东按察司副使徐梦楼”，左额书：“兖州府同知署济宁州事李忠臣，济宁州儒学学正举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吉旦立”。万历四十六年是1618年，再过19年，就是巨野王氏首次修谱的崇祯十年(1637年）。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有关单位在旁边放置的简介还给弄错了。比如将“王纳谏”误写为“王纳”。更可笑的是，有人以讹传讹，在网上发帖子，竟然说石坊上刻了儒学学正“王纳多”的名字。看来，古往今来，马虎大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可是，像修史志及做文化研究的人，要是也这般粗枝大叶，随随便便就写错人名和籍贯，又将给那些利用这些史料做研究的人将带来多大的困难！  又一波挑战来了。根据前面的考证，江都人王纳谏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肥城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那么，为什么迟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石坊上的王纳谏还落款为举人呢？如果石坊上留名的王纳谏即王集王氏的一世祖，为什么19年后的家谱中不留他的名字？难道，还有第三个王纳谏存在吗？抑或已有的结论尚需重新检讨？ 而且，按照族谱，一世祖静轩公及三世祖文成公都是“赐进士出身”，即二甲。可是，从已知的材料看，江都王纳谏和肥城王纳谏都是三甲，即“同进士出身”，难道说，族谱的记载存在故意的浮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还对不上号的地方，这使得刚刚看到希望的研究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也许，王氏先祖在有意无意中设下了一个迷局。而他，或他们，正微笑着等待后人来慢慢解开。 真相仍在路上，探索还须努力。 七、初步结论与进一步的探讨方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集王氏族谱中的一世祖为嘉靖举人、万历进士出身的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王集王氏于明代中晚期来自扬州府江都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王集王氏乃青箱王氏，属琅琊王氏一支，堂号应为“青箱”，现堂号“三槐堂”缺乏足够依据。 然而，上述研究只是基于现有材料，且囿于书斋的探讨。至于是否还原了历史真相，由于证据链尚不够完整，且存在一些硬伤，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出现，以及进一步的实地考察验证。下一步的探讨应沿如下方向进行： （一）济宁方向 寻找吉市口王氏族人，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如果二世祖明代文成公在济宁吉市口的后人仍藏有族谱，且源流清晰，则王集王氏在明代嘉靖以前的世系即可拨云见日了。但这要依赖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找到失散多年的济宁吉市口王氏族人；二是济宁吉市口王氏族人完整保留了明代嘉靖以前的族谱，或准确记录了静轩公的名字，以及他做诸城县儒学教谕前自何处来、籍贯哪里。而且，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得到满足。希望能有这部家谱存在，并且侥幸躲过了战火和离乱。 （二）肥城方向 去肥城的目的是证伪，或者证实。一是去王晋村，查王纳谏先生年谱或资料，询问其后人，问是否曾在济宁为官，以及有否后人迁居济宁。二是查看肥城县志，以获取更多的资料，并验证之前的判断。 （三）诸城方向 一是查看青州府志的记载，重点看明代嘉靖年间前后有否王姓进士。为什么看青州府志呢？因青州府位置重要，方志记述较为完备。假如静轩公不是诸城人，只要在青州府所辖范围内，凡中进士者应都有收录。二是看诸城县志中，有否有明代嘉靖年间做过儒学教谕、号静轩的王姓族人记载。三是去诸城县考察，看有否“青箱王氏”？如果有，再看有无进士出身，并且明代嘉靖年间做过本县儒学教谕，后任济宁州学正的人物。 （四）江都方向 同上。一是查看县志，看明代嘉靖年间前后有否王姓进士，该进士是否做过济宁儒学学正。二是去扬州市江都区考察，看有否“青箱王氏”？如果有，再看有无进士出身，并且明代嘉靖年间做过青州府诸城县儒学教谕，后任济宁州学正的人物。 （五）北京、上海方向 北京，去国子监查看明代进士题名碑，国家图书馆查《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齿录》；上海图书馆，查《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进士履历便览》及相关史料。看嘉靖前后王姓进士，有否出身新江旧路山右郡或近似者，然后查其祖籍，按图索骥，再查方志或进行实地考察。 以上探寻方向，均有劳而无功之虞。对历史的研究探索就是如此，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挫折，导致一切推倒重来。尽管没有廓清从何处来、究竟为谁这两个基本问题，然而，四百年来，这并未影响王集王氏族人生生不息、安居乐业的生活。谱系缺失，是许多宗族遇到的问题。比如同治二年（1862年）为王氏族谱做序的巨野县司训、道光辛卯恩科举人王子苹就写道：“旧传王氏有琅琊派，有太原派，余青人也，距太原尚远，唯距琅琊较近……然考余家乘，明初自直隶枣强迁居安丘，至枣强王氏之出于太原抑或出于琅琊，则不得而考也”。 对于王集王氏来说，从哪里来、是什么人也许是两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题，答案或许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真相，就像被打散的拼图，偶尔，有心者捡拾到雪泥鸿爪的几张碎片，可惜不管怎么努力，仅有的几张碎片都难以勾连，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本文研究，仅基于作者目前所能查到的既有资料，难免挂一漏万，楮叶莫辨。由于资料阙如，不能不做大胆推测。因研究需要，文中还提及若干人物，如有冒犯，纯属论证之需，并无不敬之意。另外，由于学识水平有限，文中难免出现纰漏和讹误，还望族人及方家指正。正本清源，廓清王氏宗族的历史谜团，还需有知识、有条件的族人及感兴趣的朋友继续努力，以使真相早日拨云见日。 七、后记 新证据带来更多谜团。 说是新证据，其实是老证据，只是以前没有发现而已。 在写完本文，正在沾沾自喜之际，忽然想到，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济宁李守信石坊上面有近似王纳谏的字样。以前多次见过此坊，该坊原立于南市场，后因竹竿巷改造，被迁至东大寺南。也看过石坊上面的人名信息，但看过就忘，没有在意。于是专门跑了一趟，该石坊上刻“旌表孝行生员李守信之门”。据说，这是目前济宁市仅存的一座表彰男人的石坊。  石坊上刻有一些文字，坊柱右额书：“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李同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温如璋，提学山东按察司副使徐梦楼”，左额书：“兖州府同知署济宁州事李忠臣，济宁州儒学学正举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吉旦立”。万历四十六年是1618年，再过19年，就是巨野王氏首次修谱的崇祯十年(1637年）。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有关单位在旁边树立的简介牌还给弄错了。比如将“王纳谏”误写为“王纳”。更可笑的是，有人以讹传讹，在网上发帖子，竟然说石坊上刻了儒学学正“王纳多”的名字。看来，古往今来，马虎大意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可是，像修史志及做文化研究的人，要是也这般粗枝大叶，随随便便就写错人名和籍贯，又将给那些利用这些史料做研究的人将带来多大的困难！ 又一波挑战来了。根据前面的考证，江都人王纳谏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中进士；肥城人王纳谏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那么，为什么迟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石坊上的王纳谏还落款为举人呢？如果石坊上留名的王纳谏即王集王氏的一世祖，为什么19年后的家谱中不留他的名字？难道，还有第三个王纳谏存在吗？抑或已有的结论尚需重新检讨？ 而且，按照族谱，一世祖静轩公及三世祖文成公都是“赐进士出身”，即二甲。可是，从已知的材料看，江都王纳谏和肥城王纳谏都是三甲，即“同进士出身”，难道，族谱的记载存在故意的浮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还对不上号的地方，这使得刚刚看到希望的研究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也许，王氏先祖在有意无意中设下了一个迷局。而他，或他们，正微笑着等待后人来慢慢解开。 真相仍在路上，探索还须努力。 八、再记 以上文字，完成于2018年2月19日。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期间，借助清康熙版《济宁州志》和其它有关文献，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进行了大胆设想和小心求证，并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正确答案。但峰回路转，李守信石坊文字的出现，却使探索前进的路走到了悬崖绝壁，似乎要将之前所有的工作一笔抹煞，我也陷入了新的迷惘。 在济宁市史志办主任张树礼先生及其同事的积极努力下，2019年，经过整理后的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点校版）面世。这是继2017年康熙版《济宁州志》（点校版）出版后完成整理的第2部市级旧志。较之康熙版州志，乾隆版州志内容更为丰富完整，而且补遗了很多上部佚失的史料。比如，康熙版济宁州志只有十卷，而乾隆版却达三十四卷之多。乾隆版的编纂者周永年、盛百二是当时的大学者，周永年还是参修《四库全书》的股肱能臣。那么，重版的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能给我的这项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最重要的发现是，莱州府平度州人王湘、王用霖父子逐渐进入了我关注的视野。 （一）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关于儒学训导王谏的解释 之前提到，康熙版《济宁州志》记载：王谏，山东□□人，嘉靖庚子举人。当初第一次看到这里时我就心存疑虑，认为可能有错误。果然，在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中，王谏的名下删掉了“山东□□人，嘉靖庚子举人”字样，代之以“本州学训导，恐即王纳谏也。见“进士”。但彼是学正，又万历时人，存疑”。看来，乾隆时的学者在整理到此时，也产生了和我一样的疑问，认为上一版州志记载可能有误，并倾向于将其与王纳谏认定为同一个人。 然而，通过遍查资料，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1607年）中进士，济南府肥城县人王纳谏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1616年）中进士。现在可以基本肯定，在李守信石坊落成的万历四十六年，两个王纳谏（肥城人、江都人）都已中进士多年，为什么当年的石坊上还刻有“举人”王纳谏呢？难道，这个王谏是真实存在过的？或者，石碑上本来该刻有“王谏”的名字，但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石坊尚未落成他就离开济宁，而大家本来就对州学里的两位先生“王纳谏”和“王谏”分不清楚，石匠或具体办事的仆役就阴差阳错地搞混了。 嘉靖、万历年间发生的事情，康熙年间的地方官员和乡贤没有搞清楚；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和官员想搞清楚，但弄了半天就放下了。几百年以后，赤手空拳的我，要想重新把事情翻个水落石出，就更不容易啦。 （二）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明代进士登科录》等史料关于济宁进士家族的线索 家谱中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王氏出了祖孙两位进士。重新翻看两部州志，嘉靖至崇祯年间，济宁州志中标明的进士家族只有一个，即王湘、王用霖父子一系。此外，还有一对举人兄弟，即王道新、王道明，其中王道明为天启丁卯年举人，而王道新则为大清顺治进士。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王氏先祖本来是父子进士，但由于年代久远，或父子两人中进士间隔时间较长，导致疏于来往的王氏另一支脉（没有中过进士的，即进士弟弟）的后人，误传为祖孙进士？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扫描了《明代进士登科录》的PDF版，并有热心人在网上共享，这才使得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的我，有了亲眼目睹这些珍贵史料风采的机会。如果将来有更多的博物馆、研究机构，能够将深藏库房的资料扫描以后公之于众，定善莫大焉。再珍贵的资料，如果不交给有需要的人，其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下面，来看看王湘的简历吧。 王湘，贯山东济宁卫军籍，莱州府平度州人，国子生，治《易经》，字大清，行三，年三十八，十一月初四日生，曾祖宁，祖宣，父信，前母李氏，母刘氏，慈侍下，兄汉沧，弟江清，娶姜氏，山东乡试第六十五名，会试第一百五十一名。 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有明人于慎行为王湘撰写的墓表，全文如下：公讳湘，字大清，居近六逸之迹，自号竹阳。其先莱之平度人，国初以士伍西徙，隶济宁卫，世有隐德。至父赠公讳信，施人累善，日益有闻。初室於李，举汉及沧；再室刘，举公及江、洧焉。公状貌魁硕，弱不好弄。未冠，补博士子弟，与季洧同时，声相埒也。嘉靖乙卯，偕计吏上。乙丑，举进士，以博学宏辞改为翰林吉士。时馆选久停，首膺茂简，鲁人荣之。隆庆改元，解馆，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姜夫人卒於邸，援省撩例乞假，得以丧归。期而逆宋夫人。宋夫人者，故中丞巨野宋公沧孙也。礼成，诣阙还报，凤鸣巡视内藏，条列五事，痛革弊习，及设官吏，平权量，如十库法，禁帑肃然，出按贵州，调画机宜，振纪布惠，蛮峒慑服。无何，请急归省，而丁母夫人艰。万历癸酉，服阙，北上，涂遇海上运舟漂损过当，卫士冤号，疏请亟罢海运，专用漕挽，以息民劳。有诏：“如御史议。”遣按顺天，时罢两关使者，以公兼摄。公身行障塞，绳以三尺，如其故，使大将军以下奉约惟谨。御史按畿内，满岁辄更，程书迫急，狱囚久系，不时报遣，多瘐死者。公为先期核请，论出二百余人，三辅无冤。乙亥内察，署河南道。故相有所风借，执弗肯从，以是见嗛，推视南畿学政。从中沮止，改按江西，旋升山西按察副使。妖徒李一真聚众行劫，吏莫能治，公授方略歼焉。迁浙江布政司参政，分守金衢，汰冗剔蠹，兴革为多。义乌少年多去本业，应募从军。公命长吏加意拊安，遇有招募，应以浮民，毋发闾左。壬午杭营之变，衢兵闻风，将谋不轨。公乃登坛集众，示以军法：“健儿为国暴露，官不负汝，毋干黄钺。”士叩头，诸弁迄无敢哗。是年，迁本省按察使，旋改山西。至则擢湖广右布政使，期年转左。上遣中贵人从司寇郎治江陵，公为藩长，主议，请毋以故相波及全楚。司寇从之，籍其见产以报，无所株连。中贵欲复辽国，公请大集吏民问便宜状，皆謂不可。因据其议以复中贵，弗能夺也。此两事有大造於楚，楚人德公。而公为故相所抑，反全其孥，世尤多公长者。每岁催稽赋税，裁阔狭相贷，宗人常禄给发以时，毋使挠法。郡邑输赋，令官解自视，衡石管库无与焉。文书上下应时给发，或不越宿。稽核赋法，衰益盈缩，摄其要领，著之图籍，以为永式。故事采木之役，内金於司，受而出买，弊端交多。公度郡邑远近，令以便宜，召买司受其成，不问出入费省，而速及他所，裁损岁可巨万。秩满奏绩，策书褒美，大父宣、父信皆左布政使，大母唐、母刘皆夫人，两元配有今号焉。居楚五年，迁南京太仆寺卿。抵滁，值岁不稔，出秩金耀谷以倡赈施，滁人赖之。未几，升南京大理寺卿，庭平爰书，一以律文从事，无所唯阿。嘉兴陆公时为司寇，亟称服之。尝与一要人有却，遂构烦言。上知公忠慎，有诏：廷尉第归，今且召用矣。公在位几三十年，奉法守官，诚心体国，端方慎重，事无妄发，故所至皆有绩效，去而见思。平生恬静简朴，无所芬华，外坦中介，不工俯仰。当涂故旧，请问疏阔。归日与昆弟亲戚醵社欢饮，使车及门，辄匿不见，亦无报书，识者严之。居家敦伦树轨，内行甚修，子弟遵其矩度，一门雍睦，动有礼法。与乡人处，坦素谦冲，不作贵倨。闻军民疾苦，辄为言之吏，或不使知。茕独无告，时有施舍，里民颂义焉。病而群祷於祠，没而悲叹，其得人如此，卒年六十有六。 王湘墓在济宁城北十二里，今已不存。从墓表上看，王湘政声的确不错，最后官至南京大理寺卿，算是高官了，而且在贵州、浙江等地也颇有建树。难的是的，虽然王湘在为官的关键时期，曾受到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打击，但在张居正倒台之后，做为在湖北主持清算张居正的藩长，王湘不但没有对其家族落井下石，也没有株连湖北的无辜百姓，表现出了一个士大夫的高风亮节。 于慎行何许人也？此人可是大名鼎鼎。于慎行（1545～1607），明代文学家、诗人。字可远，又字无垢。东阿县东阿镇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元年（1573年）《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后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1605年）年诏为詹事未上任，后朝中推出七位阁臣，首为于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帝“亲大臣，禄遗逸，补言官”。数日病死，年62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谷山笔麈》（18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0卷）；编纂《兖州府志》。于慎行虽贵为首辅，然作为同乡，为王湘做墓表，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况且，王湘这位同乡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王湘墓在济宁城北十二里，今已不存。从墓表上看，王湘政声的确不错，最后官至南京大理寺卿，算是高官了，而且在贵州、浙江等地也颇有建树。难的是的，虽然王湘在为官的关键时期，曾受到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打击，但在张居正倒台之后，做为在湖北主持清算张居正的藩长，王湘不但没有对其家族落井下石，也没有株连湖北的无辜百姓，表现出了一个士大夫的高风亮节。 于慎行何许人也？此人可是大名鼎鼎。于慎行（1545～1607），明代文学家、诗人。字可远，又字无垢。东阿县东阿镇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元年（1573年）《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后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1605年）年诏为詹事未上任，后朝中推出七位阁臣，首为于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帝“亲大臣，禄遗逸，补言官”。数日病死，年62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著有《谷山笔麈》（18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0卷）；编纂《兖州府志》。于慎行虽贵为首辅，然作为同乡，为王湘做墓表，既在情理之中，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况且，王湘这位同乡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王用霖又是什么情况呢？《明代登科录汇编》记载，万历十三年山东乡试（第20卷，第10687页），“第五十六名王用霖，济宁州学生，易”（《明代登科录汇编》，第20卷，第10741页）。 没有新的发现，这件事又搁了下来。到了2020年春节，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接着就是紧张的抗疫，然后就是抢时间复工复产。2020年8月，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使我重拾乾隆版《济宁州志》，结果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卷二十九节烈部分，我发现了关于王用霖妻子杨氏的记载：杨氏，万历时举人王用霖妻。王以放榜时卒，氏哭成疾，逾月而死。李维祯为志其墓，旌表（参《府志》）。 之前曾经设想，由于济宁设直隶州前曾隶属兖州府，也许明末前后的《兖州府志》有关于王湘父子的记载。正好，2015年兖州区重印了乾隆三十五年的《兖州府志》，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兖州府志》关于王湘夫妻及王用霖妻的记载。 《兖州府志》关于王湘的记载与乾隆《济宁州志》的记载略同，但少了于慎行为其做墓表的记载。关于《烈女志》中的杨氏，是这样记载的：王用霖妻，万历乙酉，霖族，杨哭泣成疾，踰月而死，十年二十余岁。翰林李维祯为志其墓。 那么，李维祯是什么人呢？能不能找到李维祯为其写的墓志，看能不能获得王用霖家族的更进一步的信息？ 李维祯（1547－1626）字本宁，湖北京山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神宗时预修《穆宗实录》，后升修撰。出为陕西右参政，迁提学副使。熹宗天启年（1621年），以布政使告归家居。天启四年再被起用，修《神宗实录》，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五年，告老归。著有《大泌山房集》、《史通评释》。 于是，开始搜索李维祯为王用霖妻做的墓志。几经周折，终于在某购墓网站上找到了李维祯曾做《王伯子继室杨节妇墓志铭》的描述。由于找不到该墓志铭原文，也不知道李维祯是否将此墓志铭收入个人文集刊刻存世，就和该购墓网站联系，看是否能提供电子版原文或提供出处线索，可惜的是没有回应。于是用笨功夫，从搜索李维祯个人文集《大泌山房集》入手，一页一页查。李维祯文笔不错，文集收录有大量的墓志铭，有官宦名士，也有命妇节妇，找起来颇不容易。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在其一百三十四卷的《大泌山房集》中找到了《王伯子继室杨节妇墓志铭》。 墓志铭如下：杨节妇者任城乡进士王伯子用霖继室也父桂馨卫指挥佥事母某伯子初娶于刘有女凤无何刘卒伯子笃荀奉倩之爱为虚两笱者久之二尊人方伯公恚曰奈何使我膝上不得置文若也杨所繇委禽矣杨故任城右族鞮鞪跗注不废诗礼节妇生而清心玉映号闺房之秀比归治麻枲兰丝为酒食皆中度其事伯子夙兴夜寐必齐漱难曲房盛暑不袒裼不撅也其事尊章下气怡色应唯敬对无私货畜器也其字女教以婉娩听从学女事观于祭祀衣不帛襦袴栉纵拂毛总角…… 李维祯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王湘曾任南京太仆寺卿、大理寺卿，因此，王湘的儿媳为夫殉节，请当代名士李维祯为其写墓志铭，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从墓志上看，王用霖与刘氏育有一女，后娶杨氏。嘉靖乙酉年，王用霖乡试中举后即去世，杨氏亦以死殉夫。 可惜的是，墓志没有透漏出关于王用霖家族的任何信息。比如，王用霖有没有儿子？王湘还有没有其他儿子？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被方志记载？没有得到想要的信息，这让我的心情又降到了冰点。 （三）猜想 墓表透露出三条关键信息，一是王湘为莱州府平度州人。二是为军籍。三是续弦夫人姓宋，巨野县人。 这三条关键信息，与我之前苦苦思考及听老人口口相传的信息非常符合。首先，以往遍查一世祖籍贯不着，我怀疑其为军籍。现在看，王湘恰为军籍。其次，王湘为莱州府平度州人，平度之去诸城，不过60公里之遥，族谱所谓迁自诸城，也许其实迁自平度。况为军籍，平度、诸城间不断变换驻防所在地当为常事，也不必即拘于一地。第三，据族中老人讲，始迁祖行二，迁至巨野时，是带着老母亲一起去的，而且老母亲后来也没有再回济宁，没有投奔老大，故后也没有将坟茔迁葬在济宁的丈夫墓旁。这种做法，在传统社会显得很不合理，也异乎寻常。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表达了对王氏将家由繁华的济宁迁至相对偏僻落后的巨野县农村的疑惑，因为那里既不是王氏原籍，也远离其长兄一支。王湘中进士时已经38岁，按照明朝士人科举时往往虚报、少报年龄的习惯，实际年龄可能更大。到隆庆改元，王湘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时，恐怕已经45岁以上了，这时候迎娶的宋夫人，与他差不多要有30岁的年龄差距。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假如始迁祖的母亲就是那位宋夫人，前面去世的姜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她也生了一个儿子。由于与丈夫年龄相差悬殊，与继长子年龄仿佛，或者家庭矛盾激化等原因，毕竟是前中丞宋沧的孙女，来自官宦家庭，她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投奔了位于巨野县的娘家，以后两地王家虽为一族，但基本上互不来往。这样一来，王氏分家，其中一支举家搬迁巨野之谜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遗憾的是，我最终没有找到王用霖先生更多的资料。如果能获得他更多的材料，包括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弟弟等一些关键信息，才能进一步验证上述推论，论证才能形成闭环。而推导过程中的一些瑕疵，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进一步获得的资料，结论也有可能是相反的，并会使我的努力再次前功尽弃。 那么，宋夫人的爷爷宋沧又是什么人呢？宋沧（1483--1533年），字伯清，号有台，山东省巨野县田庄镇宋楼村人，明正德三年进士，拜中书舍人，升刑部员外郎，曾上书朝廷，陈述时政六事皆切中要害，深受赏识，升左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礼部侍郎。 为重要的是，我百度了一下，宋沧的故里宋楼村，离王集王氏的始迁祖搬到巨野的英王村，步行距离只有6.6公里，而且路非常顺，就在宋楼村去县城的路上，且几乎是一条直路。这个距离，恰恰处在鲁西南地区传统社会联姻村落的通常距离之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如果不能说明更多，至少，它暗示了一点，宋家，也许是我们寻找答案的另一个突破口。 在写作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明代前期进士王纳漠有一个弟弟就叫王纳谏，但年代明显偏早，而且名字、籍贯都不对。清代光绪年间，山西榆次也出了一位叫王用霖的进士，其号靖宣，与家谱中先祖的号“静轩”谐音，曾任山东省博平县（今聊城市茌平县）知县，但又年代偏晚。总之，纷繁的花絮不少，干扰项也很多，需要一一辨别。 我也期待，将来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史料不断面世，比如相关年代的《平度州志》、《兖州府志》等等。甚至我还设想，在将来的某一天，已被宣布佚亡的弘治、万历版《济宁州志》，会突然横空出世。这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惊喜！当然，以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发现，以及在发现中所收获的所有的快乐，都有赖于那些官方及民间广大的史料保护及整理者们。 在此，谨向张树礼先生及其带领的济宁史志人致以衷心谢忱！ 九、补记2021年春夏之交，家族中的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分别给我打电话，询问家族史研究的近况。我答复说，因疫情不能出门，以及难以获得新的史料，所以目前没有新的进展。他们说，作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搞不清楚自己的历史就太遗憾了。 我深感惭愧，感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还不够。就像本文之前已给出了几条探讨方向，沿着任意一条继续深入下去，即便不能证实，证伪也是可以的。哪怕只能走一小步，也总比无所作为要强。 于是静下心来开始考虑。机缘巧合，竟然从网上买到了道光廿九年《平度州志》、康熙十二年《诸城县志》、康熙五年《平度州志》（哈佛大学图书馆扫描版）、道光二十九年《平度州志》，又辗转得到《乾隆诸城县志》《道光诸城县续志》《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以及康熙壬子《肥城县志》，甚至嘉靖壬戌年（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青州府志》。至此，最有可能的的两个地方：平度、诸城，以及它们自嘉靖年后最早的方志都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就是考验比对的功夫了。我用最笨也是最费力的办法，把家谱和《济宁州志》、《诸城县志》《平度州志》有关内容对照比较，并赴肥城实地探访了两次，有了以下的收获。 （一）关于肥城人王纳谏 康熙壬子《肥城县志》在举人、进士分类汇总均有王纳谏的记载。 县志中关于王纳谏的记载较为简单：王纳谏，以进士授雄县。天启初，魏党用事，南京织造内监李奉贡御衣，所过驿，骚至雄县，不称意，因被劾。百姓合词申辩，巡抚胡思伸为之请，得旨，镌一级调用。后起，任山西临汾县，未赴而卒。所著者，有《史阁万年三国策》，删存诗稿若干卷，祀乡贤祠。 从网上搜索到的信息，王纳谏为现肥城市仪阳街道王晋村人，于是就去了王晋村，辗转找到了热心家族事务的王绪乙先生。王晋村有好几个姓，其中王姓属于人口最多的两个姓氏之一，现有1000多人，祖上都是一家人，家谱是从北宋时期开始的，但谱中未有王纳谏的名字，族人也没有听说过。见一无所获，王绪乙先生给居住在县城负责家谱编纂的王绪涛先生打电话，王绪涛说他以前看到过王纳谏的名字，但忘了具体在哪里，得找找。于是约好时间再去肥城。 王绪涛先生经过八个小时的翻阅，终于在海子家谱中找到了王纳谏的记录，我随后如约见到了他。经认真查找，家谱中关于王纳谏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甚至远远少于我来肥城之前从《肥城县乡土志》及其他地方搜集到的，当然也没有他是否曾在济宁任过学正的记载。看世系表，就更对不上了。比如，王纳谏字维职，号次虚，亦青蒲，娶雷氏。纳谏生四子，长子梦说，字相高，贡监生，配阎、刘、于、田、郑、闻氏，生二子，长子王凝，次子王爵。次子梦吕，字相周，贡监生，生二子，长子王凭，次子王准。三子梦庚，字星凡，岁贡生，生四子，长子王溰，次子王洽，三子王澉，四子王痊。四子梦环，生一子王漺。往上推，王纳谏的父亲王纽，字奇才，号前川，邑庠生，赠文林郎。祖父康臣，字虞卿，号柳塘，曾任苏州府吴县巡检，后升主簿，大明例赠将仕郎，配周氏。再往上，王纳谏的曾祖王继，字克绪，号东庵，配底、江氏。高祖王英，字燦三。王英之父为四老，字汉皓。四老父为从道，字南坡。南坡父伯昌，字光武，号经邦，邑庠生，原武定州军籍，明兴洪武初年迁于鸾台，后又卜居肥河乡海子庄，随家焉，其墓在屯西龙溪之北，大清雍正二年重立墓志。王纳谏之后，家族中未再有中进士者，也未有任知府者。 综上，基本上排除了肥城王纳谏与王集村王氏家族存在联系的可能。一是肥城王纳谏中进士为万历四十四年，距家谱中记载的嘉靖进士晚了至少五十年。二是肥城王纳谏的家谱中，并未有其曾任济宁学正，亦未有在济宁安家落户的记载。三是世系表对不上。不论是把王纳谏的信息与王集村一世祖对照，还是与中进士的三世祖对照，都没有任何契合的信息。另外，对于王纳谏的具体情况，其肥城的后人也不了解，当然更不知道是否做过济宁学正了。那么，这条线索就可以基本放弃了。至于做过济宁儒学学正的王纳谏，是否为肥城人王纳谏，也要画一个问号了。因为前文提到，有关部门将“王纳谏”误写成“王纳”，还有人将“王纳谏”误写成“王纳多”，那么，写《济宁州志》的会不会有粗心人，将江都人王纳谏，甚至康熙《济宁州志》出现过的王谏，误写成肥城人王纳谏呢？这种可能，应该是存在的。 （二）关于江都人王纳谏 据《江都县志》等资料，王纳谏字圣俞，号观涛，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县）人，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公元1603年）江苏乡试解元，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公元1607年）进士，被授予行人司行人，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据《明史·志五十二·职官三》，行人司“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王纳谏任行人期间，奉旨出使荣藩，他严格要求自己，辞掉乐舞等超规格接待，退回赠送的礼品，得到了荣王及其世子的尊敬。 查阅《明史·列传第七》，荣藩开基始祖朱祐枢是明宪宗（朱见深）与藩端妃所生庶十三子。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受封为荣王，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就藩常德府（今湖南省常德市），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正月去世，谥号庄。朱翊鉁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就任荣王，四十年（公元1612）去世。据此推知，王纳谏出使荣藩时，荣王应为朱翊鉁，世子是朱常溒。蒲松龄《江中》所言王纳谏“南游，泊舟江心”，应该就是南下湖南出使荣藩，在长江停船休息。后来，王纳谏因为身体有病，请假回家休养。在家养病期间，他辞却应酬，潜心著述。两年之后，吏部司官缺员，朝中官员争相谋任。吏部尚书出面推荐了王纳谏。于是，朝廷任命王纳谏为吏部主事。王纳谏推辞不掉，只得带病赴京就职。五个月之内，王纳谏转任吏部四个司主事，升任稽勋司员外郎。也就在此时，王纳谏病情加重，再次请求回家休养，到家仅一个月就病逝了。 那么，王纳谏的后人有没有记载呢？《江苏省地方志》第三十七卷仕绩二八明（下）引《江都县志》的记载如下： 王玉藻，字质夫，江都人。纳谏子。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进士，授浙江慈溪县。子良和平，民不抚而事毕集。未期年，北都亡，故少詹项煜以从逆亡命。慈之冯元与玉藻皆出其门，冯氏匿之夹田桥之别业，慈之义民不容，扑之桥下，玉藻不问。或以为过，玉藻曰：吾不能为向雄之待钟会也。夫君臣之与师友，果孰重？闻者耸然。时浙中守令或弃官去，否则降，玉藻独与沈宸荃起兵。晋御史，仍知县事。募义勇，请赴江上自效，乃解县事，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任事。江上诸帅恶之，不予饷。王藻曰：是将剚刃于我也。乃力请还朝。在垣中，雅持正议，又不为诸臣所喜。求罢归，庄太常元辰留之。浙东再破，玉藻黄冠行，遁于剡溪。资粮俱尽，慈民及浙东之义士时时周之。妻收遗秉，子拾堕樵，不以为苦。八年始归故乡，卒以穷死。子二：方歧、方魏。 百度百科中除了上面的内容外，还记录了王玉藻如下的事迹： 金陵破，鲁王监国，玉藻乃与沈宸荃起兵，晋御史，仍行县。复募义勇，请赴江上自效，略谓：“今恃以自保者，惟钱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后御，曷若御之于未渡之先？臣原以身先之！”乃解县事，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时驻兵江上者，有方国安、王之仁、孙嘉绩、熊汝霖、章正宸、郑道谦、钱肃乐、沈光文、陈潜夫、黄宗羲，咸各自为军，兵饷交讧，莫敢先进。既不予玉藻以饷，复陈划地分饷，又不听，玉藻乃力请还朝。 既入谏垣，上封事十馀，略谓：“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军之可虑者在怯，怯由于骄，兵骄由于将骄。今统兵之将，无汗马之劳，辄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启以骄心？骄则畏战，非稍加裁抑，恐无以戢其嚣陵之气。”又谓：“宜用海师窥吴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势。又刘宗周、祁彪佳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职。时元辰为太常，固乞留之，谓：“古人折槛旌直，今令直臣去国，岂国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职如初。 浙东再破，玉藻追鲁王跸，弗及，自投于池，水涸，不得死，乃以黄冠遯于剡溪。资粮俱尽，采野葛为食。妻李，辽东巡抚植女，知书明大义，在浙右时，屡脱簪珥佐军兴；偕入剡溪，命二子方岐、方嶷拾堕樵，不以穷厄易操。遯于剡溪，资粮俱尽，采野葛为食。适四明山寨竞起义军，以书致玉藻，玉藻思乘间入舟山，为侦骑所遏，不果往。每临流读所作诗，辄激励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与门人熊亦方相和答。继亦方以癫死，玉藻归隐北湖，誓不易衣去发，作绝词以逝。遗命不冠而敛。 明亡清兴、国破家亡之际，大部分官员或逃或降，而作为一介文人的王玉藻，在乡民惩治曾为自己老师的卖国贼时，不但立场鲜明，而且举义兵奋起反抗，先期由御史兼任知县，后以兵科都给事带兵打仗。但由于刚正不阿，不被同僚所喜，且得不到军饷。兵败后，王玉藻投水自杀未果，后隐居乡里，穷困潦倒而死。 如此看来，王纳谏为父子进士，答案接近王集王氏族谱中记载的祖孙进士。如果王集王氏真的是江都王纳谏的后人，因为王玉藻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抵抗，所以家谱中不敢出现他们父子的名讳。而且，为了进一步地隐藏身份，后人故意将父子进士改为祖孙进士，这样就查无对证了。但是，这样一来，家谱中所记录的静轩公于嘉靖年中进士的记载，就与江都王纳谏万历年间中进士的事实不符了。而且，记载祖孙进士的第一版序言写于崇祯十年（公元），六年之后王玉藻才考中进士，难道撰写者田峤有先见之明？还是后人篡改过家谱的第一版序言？ 那么，江都人王纳谏与王集王氏的关系依然存疑。 （三）关于第三个王纳谏及王谏 前文已经提到，立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十一月的李守信石坊，落款有济宁州儒学学正举人王纳谏的名字，但扬州府江都县人王纳谏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1607年）中进士，济南府肥城县人王纳谏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1616年）中进士，如果王纳谏是他们两人其中之一，就应该刻“进士王纳谏”。难道万历年竟然有三个举人王纳谏，并且其中有两位中了进士吗？那么，没中进士的举人王纳谏又是何人呢？ 退一步说，如果石坊上的人为肥城王纳谏，万历四十四年他尚为举人时，参与了为李守信立牌坊的汇报，等到皇帝批准下来兴建，已经是万历四十六年，所以此时王纳谏虽已中进士，但仍按万历四十四年的功名及职务刻入石坊。这种猜测也许是合理的，但似乎并不符合一般对于功名、职务称呼的习惯和文化传统。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山东通志》卷十五，竟然找到了王谏的信息，记录为：王谏【济宁州人训导中式】。又辗转得到嘉靖庚子年山东中举的七十五人名单，其中王谏赫然在列，为第五十七名。那么，在康熙《济宁州志》中有明确记载，却被乾隆《济宁州志》疑为王纳谏而删掉的王谏，看来确有其人，而且做过济宁州学训导，更重要的是，他为济宁本地人。考察济宁人王谏，他于嘉靖庚子（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0年）中举，如果他就是李守信石坊上的“王纳谏”，那么到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时候，他在济宁州学大概已经工作了78年了，这明显不合常理，从年代上判断也是不对的。那么，探究王谏的身世，还需要有新的资料发现。 （四）《诸城县志》中的有关收获 首先看康熙十二年的《诸城县志》，重点寻找诸城籍进士、举人。为防止遗漏，将考察范围上界定在大明成化年，下界定在万历年。由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始，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止，155年间，诸城王姓进士只有一人，即弘治壬戌（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康海（壬戌状元，陕西武功人）榜王云，康熙版县志记载，其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守法不挠，历任员外郎中，升平凉府知府，丁内艰，起复改知严州府罢。乾隆版《诸城县志》则增记其“殿试第二甲八一人名有传”，那就是赐进士出身了。 举人四人，第一位为上面提到的进士王云，字天章，在城西北隅人，弘治乙酉（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中举。第二位为王智，字希哲，为给事中邢润之孙，因父赘於王氏，遂随其姓，弘治壬子（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中举，未仕卒。第三位为王儒，字道甫，知府云之子，嘉靖乙酉（嘉靖四年，1525年）中举，性明敏，读书汲汲如不及，以春秋中山东第四名，未仕卒。王儒，为前面提到的王云的儿子。第四位为王化贞，字元起，原和社人府庠，知府梁之子，万历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中举年，1597年）中举。 但查看乾隆《诸城县志》，在上面界定的时间段内，又多了一位王姓进士、五位王姓举人。多出的一位进士为王化贞，康熙版《诸城县志》仅记载其为举人，梁子，第二十一名。乾隆版《诸城县志》进士部分记载其为万历癸丑（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殿试第二甲二名，见梁传。 五位举人分别是：第一位王侍，铨子，隆庆丁卯（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第一名，见铨传。第二位王梁，隆庆丁卯（隆庆元年，公元1576年），第二十六名，有传。第三位为万历丙午（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王家栋，第七十四名。第四位为王坦，字襄，万历壬子（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第七十三名，北直隶河间府通州。第五位为王开基，万历（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6年）第二名，有传。 如果将下届扩展至崇祯，则举人、进士皆多了三名，第一位为王珵，天启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举人、崇祯甲戌（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进士（殿试第三甲四十九名，有传）。第二位为王劝，崇祯丙子（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举人（第二十一名）、大清顺治丁亥（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进士（会试第三十六名，殿试三甲二百九十七名，有传）。第三位为王斗枢，崇祯壬午（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举人（第一名）、大清顺治乙丑（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进士（会试第三百七十七名，殿试第三甲二百九十七名，有传）。 由于家谱第一次作序在崇祯十年，那么崇祯十年后在清代中进士的王劝、王斗枢应该排除在外了。从上面的分析，并未发现祖孙两代进士的线索，但有父进士、子举人的例子，比如王云、王儒父子；有父举人、子进士的例子，即王梁、王化贞父子；有父岁贡、子举人的例子，比如王铨、王侍父子；还有祖进士、孙举人的例子，比如邢润、王智祖孙，王智之父入赘王氏，因此改姓王姓。 1、王云、王儒父子 查《山东明清进士通览·明代卷》，王云，弘治壬戌（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升员外郎、郎中，守法不挠。出为山西平凉府知府。以母丧归，服除，起补浙江严州府知府，被罢职。子儒，嘉靖举人。王云为二甲，符合“赐进士出身”的条件。但关于王儒及王云的孙辈后人，则没有找到进一步的资料。 2、王梁、王化贞父子 关于王梁，乾隆《诸城县志》记载，其父王隆好义，王梁于隆庆二年中举，万历十三年任林县知县，万历十七年迁正定同知，万历二十五年擢户部员外郎，后为郎中，万历二十八年出为抚州知府。 关于王化贞，《明史》列传卷一百四十七记载，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朱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化贞亦言辽事将坏，惟发帑金百万，亟款西人，则敌顾忌不敢深入。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贞又以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当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请辄报可。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帝亦从之。等等。 由于篇幅很长，现综合各方面材料简述一下，王化贞为东林党重要成员、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弟子，在辽阳失守时，王化贞曾经召集散亡，据守广宁，使得明王朝暂时能保住辽河以西。他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出任辽东巡抚，与总督熊廷弼不和，造成广宁失守。归朝后，就在东林党内部为了“保熊斥熊”内讧的时候，王化贞意识到东林党大厦将倾，就果断抛弃了还在为自己“重列朝班”而奔走辩护（顺便参与陷害熊廷弼）的“东林君子”们，转而投奔魏忠贤。魏忠贤则趁机利用他揭露东林党“贪污辽东军饷”，一举击溃了东林党的残余力量。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罪”慷慨赴市，传首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太原、大同、延绥、固原、宁夏、甘肃）。魏忠贤虽对王化贞百般袒护，但罪行确凿，缓刑至崇祯五年（1632年）处死。 3、王铨、王侍父子 乾隆《诸城县志》则有王铨传，说他在嘉靖年间以岁贡授清河知县，解决了清河与武城两县几十年关于堤堰的争端，其子王侍，隆庆元年以乡试第一中举，器宇轩昂，六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仅四十而卒。康熙《诸城县志》记载，王侍，字庭佐，号慕东，清河尹铨子也，体貌魁梧，丰神秀整，街衢士女争相观看，以为天上人也，父子偕入都，都人皆称之。然而，其他信息就没有了。 4、邢润、王智祖孙 乾隆《诸城县志》记载，邢润，洪武丁卯（洪武二十年，公元）举人，洪武戊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年）进士，曹阵社人，任刑科给事中，以直谏死。县志及史书中均未找到王智的有关记载。 5、诸城嘉靖年的王姓教谕或训导 以上王姓父子或祖孙，均与王集王氏家谱记载的信息存在加大差距。那么还是从曾在县学任教的王姓官员中寻找答案吧。 查阅县志，嘉靖年任过诸城教谕的有三人，分别是王应斗，江西彭泽人，二十六年升江西益府教授。王槐，顺天昌平州人，举人，升陕西渭源知县。王道玉，河南辉县人。 任过诸城训导员的王姓官员则只有王强一人，为直隶邢台县人，后升大同王府教授。 这些人都未出现在《济宁州志》中记载的济宁州学正或儒学训导名单中。 可是，继续查找，嘉靖年之后紧随其后的隆庆年，诸城县却出现了两位王姓训导员，分别是王相，南直隶江都人，以大计去；王襄，河南随县人，以大计去。要知道，隆庆年号仅仅存在了六年，接下来就是万历。嘉靖年间的教谕或训导，很有可能被误记为隆庆。像《济宁州志》一样，《诸城县志》也可能存在讹误。那么，这里的王相或王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更进一步地，他会不会就是济宁人王湘呢？如果这个猜想正确的话，前面所有的疑问就都可以解决了。 嘉靖壬戌年（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青州府志》中，关于诸城的资料较为宏观，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五）《平度州志》关于王湘的记载 平度纂修州志始于明代，有正德十一年（公元１５１６年）版，由知州孙器修，官一夔纂并序。有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版，知州郭维渊主持刻印，两志均于清代前期散佚，仅有官一夔序存于清康熙《平度州志·艺文志》中。 通过前面的分析，平度人王湘是一位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物。那么，《济宁州志》载王湘为平度人，查康熙五年《平度州志》，其官师、科举部分，并无王湘的记载。再查道光廿九年《重修平度州志》，卷十六《官师传序》写道：旧志官师有传者二十四人，关门、庆忌、延广……，李志据府志采访增为四十九人即墨三大夫……王湘……。也就是说，道光廿九年《重修平度州志》是有王湘传的。 如果能找到王湘传，与《济宁州志》中于慎行写的王湘墓表相比较，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再查下去，终于在列传二找到了王湘传，全文如下： 王湘，浙江山阴人，监生，嘉庆十五年任知州，李志称其秉性慈惠，辛未壬申连岁大祲，设法赈济善于扶绥。 原来，此王湘乃大清嘉庆年王湘，非彼大明嘉靖年王湘也。看来，由于嘉靖王湘出身军户济宁卫，虽后期飞黄腾达，但离原籍平度距离较远，且年深日久，原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也在情理之中。至于王湘到底出身於平度哪家王氏，能不能找到有关的线索，现在看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即便找到了，依据目前王集王氏家谱中仅能提供的零星信息，是无法加以验证的。 答案仿佛已经近在咫尺，但似乎又遥不可及。 初稿于2018年2月19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四） 次稿于2019年2月7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三） 三稿于2020年9月17日（农历庚子年八月初一） 四稿于2021年11月30日（农历丁酉年十月廿六） 附录： 1.王氏族谱序一（大明崇祯十年） 2.王氏族谱序二（大清乾隆五十三年） 3.王氏族谱序三（大清嘉庆十一年） 4.三槐堂铭 附录1: 王氏族谱序一（大明崇祯十年） 伊川先生曰管聂天下人心睦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其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之法而后可然自晋魏以降而宗法荡然无闻是谱系不得不急明也按唐之前皆属於官宋之后则人家自为之当时有卢陵眉山二家谱后世士大夫之家往往仿而行之所以载先世之本源使后人不忘其所自出举凡建立家祠修明禋祀无非推广仁孝之思於无穷也予阅王氏永昌先生家乘原籍分明芳型文集确有可考累世簪缨为州郡衣冠之望嘉靖年间赐进士出身号静轩先生初任青州府诸城县学政历任济州学政其子生员讳芳其长孙赐进士文成公得异人真诠游览见一寺封锁甚固开门视之龛中坐一僧俨然如生又见壁上有诗曰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知禅林不坏身文成公怅然久之曰吾之前身也建塔葬焉家济州吉市口其次孙德成公谥庸行先生迁巨野城南三里许大英村为王氏始祖支叶繁衍先生每於上冢之日集族姓就茔所演剧拜扫岁以为常因议续修谱系是皆礼以义起而尊祖睦族之道亦有所尽焉耳要以无非异后之阅是谱者有以观感而兴起焉溯其源穷其流可以考世系之差等明尊卑之爱敬亲睦之风行而淳古之俗可见也谱既成嘱余序之余惟是仰先生族众尊亲教孝之意永传无替焉即苏氏所谓积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云是为序大明崇祯十年岁次丁丑春月之吉恩赐进士世再晚田峤撰 附录2: 王氏族谱序二（大清乾隆五十三年） 尝思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本水源之义不可忘也夫尊祖在敬宗敬宗在收族收族在立谱谱也者所以使千百上之祖宗而使之不紊亦所以合千百下之孙而使之不离立谱之义大矣哉吾族自得姓以来千有余载而本其所从出则荒远难嵇惟即其近代可嵇惟即其近代可嵇者以序之可也闻之先人之言曰大明嘉靖年间吾族居诸城后因先祖出任济宁为州学政遂卜居吉市口以立业焉后又迁巨野南门之外名英王庄吾始迁祖自邦公又自巨野迁於汶邑漕河之西圆明寺之东当时所称鱼王庄也至今二百余年虽偶有阙失皆历历可考自乾隆乙巳年以后数载凶荒死者有绝支生者多离散族叔国封公则莱公恐失先祖源之义子孙支派之分慨然命纲弟急之修谱纲弟遂参互考证询之父老考之碑志证之钟鼎竭力为之历六月而告竣余阅之以为允当猗欤休哉二叔父固先祖之孝子纲弟诚吾族之功臣也於是溯其来历以为序乾隆五十三年十五代孙丹诏撰 附录3: 王氏族谱序三（大清嘉庆十一年） 诸侯世国大夫世家然后可以立宗子行宗法古今事异时势悬殊封建世禄之制断不可复行於唐宋以后矣然而贤人君子皆能考其祖所自出而鸠集其族属者何也有祠堂与谱牒存焉耳是则士大夫之於其家建祠修盖可忽乎哉且祠堂数十年不修则圯谱牒以修昭穆以明阅数传子孙犹得据以考其世次别其尊卑长幼服尽而亲不尽也由此观之则谱尢重华峰王生由生员负笈舍下育读之暇纂定族谱而问序於余予思王氏始祖在明初自新江旧路山右郡三世青箱王氏迁於山东诸城至嘉靖年间有静轩先生者以进士为诸城教谕历任济宁学政其次孙德成公又迁居巨野县城南三里许大英村考世本一书三槐世系表有三异人出於青箱长支巨野英村之王其出於青箱无疑也自始迁祖以下三世讳杰生二子讳佑系长支讳佐系次支佑生二子讳自珂自邦佐生三子讳自普自能自胜自是以后耕读相继不绝丁口以数百计族姓之繁与邑中大族不甚相悬王氏谱抄本流传自明初巳有之今又四纪有余矣人丁益繁支派益多王生为之增辑且正其讹补其阙别附家乘於后吁信乎尊祖敬宗收族之美意而小史奠世系辩昭穆之遗法与夫儒者读书论道以仁为体以为用不激不随与族休息扶持而噢咻之平昔之所蕴蓄固巳可观矣然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固宜其不匮锡类如是之切也抑吾闻之异人之子孙必复其始昔青箱之与三槐递振家声而青箱累叶名德今王生非枳棘才也他日事业远绍青箱之后保世滋大益亢厥宗家乘之所传录行且与国史相出入吾见巨野望族首屈一指青箱之后莫之与京将以是谱卜之矣爰呵笔而书之以为左券焉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月之吉辛酉拔贡候贡候选州判眷再晚田光介仲衡撰 附录4： 三槐堂铭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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