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冈， 同一形制、同样规模、 内容相连并紧靠在一起的 两个洞窟称为双窟。  双窟是云冈石窟中最有特色的洞窟组合形式，其洞窟开凿规模之大、表现内容之丰富、象征意义之突出，令世人瞩目。  第7、8窟外景 云冈双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了政治与宗教极其成熟的有机融合，凝聚了古代云冈艺术家丰富的宗教艺术创作才能，是任何其他洞窟无法比拟且不可及的。 由此为主体形成的云冈中期石窟，已然是中国北方具有典型性的佛教石窟建筑。它的风格体系影响了北魏以后黄河流域的各石窟寺院。 公元5世纪末期以后开凿的巩县（现为巩义市）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唐代洞窟中，均出现了双窟形制的洞窟，其中龙门唐代时开凿的“双窟”就是当时为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开凿的。不过巩县和龙门的双窟，无论洞窟规模还是双窟形制的设计都与云冈双窟有了很大的不同。 双窟是北魏云冈繁荣时代最流行的开窟形式。它的开凿不仅符合了云冈石窟开凿过程中的艺术审美要求，更主要的是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巨大影响。  第7、8窟前室相通的拱门顶部 夜叉簇拥团莲 按照普遍认为的云冈石窟分期，云冈中期洞窟的开凿时间（约471—494）正值北魏帝国最为兴旺的时期。 孝文帝拓跋宏通过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习俗等多方面的汉化，将鲜卑贵族与汉族的世家大族结合起来，不仅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促进了鲜卑族、其他边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更使得北魏国家的综合实力达到空前的高水平。 而站在拓跋宏身后鼎力相助的是其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冯氏作为当时皇室的主要决策人物，为北魏政权在公元5世纪后半叶达到繁荣强大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冯氏是长乐信都人，出身北燕皇族，是鲜卑化汉人。其祖父冯弘是北燕开国皇帝文成帝冯跋的弟弟，在冯跋去世后，当上了北燕君主。定居龙城（今辽宁朝阳）的时间中，除却处理政务外，冯弘将自己的奉佛思想发扬光大，在城中大量塑造佛像，使龙城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其兄冯熙也曾“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冯氏本人作为汉族大贵出身之女，不仅辅佐拓跋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也特别推崇佛教，曾于龙城建造“思燕佛图”。 冯太后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政治才能和对佛教的推崇，一方面显示了她积累深厚的儒家治世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她对外来文化吸纳为我所用的开放思想。 从北魏鼎兴的局面即可感受到冯太后在北魏国家政权顶峰位置对大局的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正值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开凿之鼎盛，双窟的大量出现，“应是当时北魏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的反映。因为此时云冈窟室主要还是皇室工程。自太和之初，冯氏长期擅政之后，北魏亲贵多并称冯氏与孝文为二圣”。 关于“二圣”，宿白先生举出定县所出太和五年（481）《石函铭》并《魏书· 高闾传》《魏书· 杨播传附弟椿传》《魏书· 程骏传》《魏书· 李彪传》等记载的实例，加以佐证。又引用《辩正论》和太和十二年（488）《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记宕昌公王庆时造二区三级佛图事：“我皇文明自天，超界高悟……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考证出王庆时即是《魏书· 阉官传》所列的王遇，亦即《水经注》和《金碑》所录的钳耳庆时。 宿白先生认为，《金碑》所记钳耳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的窟室，据晖福寺“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之例，推测亦是双窟，即今云冈第9、10 窟。“由此可知，开凿双窟成组的窟室，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的产物。”  第9、10窟外景 更多云冈艺术之美 尽在《云冈十看》  （点击封面可购买） 王烜华、张旭云 编著 180千字 三晋出版社 《云冈十看》首次将浩瀚的云冈文化资源进行了分类梳理，从十个不同的观赏角度，用简洁明了的文字和精美绝伦的图片对云冈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做了归纳，为我们游览云冈、欣赏云冈、了解云冈提供了一部便捷宝典。   本书责编丨任俊芳 海报设计丨晓蔓 本期编辑丨小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