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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在世界的东方、太平洋的西海岸，有一块古老的土地，她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形成三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海拔多在4000 汉族的人口如果从其族源夏民族算起开始约有200余万人，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战国盛时已有2000万人左右了。在汉族形成的两汉之时，汉族人口已达5000余万人，到唐代前期达到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到北宋大观年间达10441万余人（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元代以后，在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族人口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则达4亿以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人口约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0亿以上。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台湾岛和海南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向西北发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发展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汉族在全国分布的特点是东密西疏，据1990年的统计，全国10.39亿汉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92%，其中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江苏、浙江分别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则分别为37.58%和2.05%。 汉族所用的汉语属汉藏语系。经过数千年的互动演化，现代汉语分为九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话、平话、晋语。 语言学界传统认为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 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任，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皖、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的服饰比较复杂，从古到今，变化很大。古代服装有裙装、袍服、襦裤服等。到近现代，汉族服饰开始改变，古代服装几乎被完全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男子穿简化了的长衫和马褂，头戴呢帽、皮帽、毛线帽，也有的穿西式礼服、戴呢帽；女子最初穿简化了的上衣下裙，以后流行穿改良的旗袍，也有的以连衣裙作礼服。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城乡男女则穿对襟和大襟式的衣服。50年代，城市男女多穿蓝干部服，男女服装的区别只在于领口不同和衣袋的多少，进入80年代以后各地流行起西服、夹克、风衣、运动衫、呢大衣、羽绒服等，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更是款式新颖多样，追逐着服装时尚的新潮流。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二、历史沿革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三、风俗文化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所以风土人情多姿多彩，丰富异常。 尚农务本 汉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尚农风俗源远流长。从远古起，汉族就视农业为本业。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以农业为本”的主张。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篇》。在尚农思想的影响下，汉族社会形成了“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篇》。“男耕女织”可说是一幅典型的汉族社会风土人情画。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是汉族农历特有的重要部分，它的形成和创立与汉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换，农事和农活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二十四节气名称本身的含义，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至今汉族农民仍习惯按节气进行农事，安排农活。 与尚农风俗相关的是汉族对土地神的崇拜。《白虎通义》云：“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土地神崇拜的形式是“社祀”，土地神称为社神或社主，祭土地神的地方称社。《礼记·郊特牲》云：“壮、祭土，而主阴气也……壮，所以神地之道也。”发展到后来，汉族社会层层都有社祭。民间对土地神的信仰十分广泛，解放前土地庙几乎到处可见。 尊祖敬老 尊祖敬老是汉族的千古遗风。尊祖即是对祖先的崇拜。商代时即信上帝与祖先合一的一元神，周代则信上帝与祖先分开的二元神，而崇拜祖先神是更为重要的传统。汉族的祖先崇拜主要是祭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 崇祖习俗直到近、现代。民间尊祖的祭祀活动仍十分隆重，有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逢年过节有的还要瞻仰历代祖宗遗容面像，以表不忘祖宗，并与祖宗共享喜庆或求祖宗赐福保佑。汉族供奉祖先的地方叫祖庙或宗庙，祖庙、宗祠遍布各地。 与尊祖习俗相关，在封建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下，汉族喜聚族而居，定期纂修宗谱。由于聚族而居，汉族自古多三世同堂，及至五世同堂，有的累世同居长达几百年，真是“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这种世代同居共财的宗族，俗称“义居”或“义门”。明代时浙江省浦江县郑氏甚至九世同居，明太祖就曾诏旨特敕建造郑义门给予旌表。如今家庭形式虽趋向小型，但三代同堂的家庭乃较普遍。 从尊祖延伸而来的敬老习俗在汉族中根深蒂固。《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赐尔类。”意即孝子敬老的孝意无穷无尽，势必经常感化影响整个家庭，乃至整个民族。汉族民间敬老习俗，相沿至今，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姓氏及名字 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后来，姓和氏就没有多少差别了。 姓氏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以官职为姓，如司马、上官、侯、帅、尉等； ②以职业和技艺为姓，如做陶器的姓“陶”，管仓库的姓“仓”，做买卖的姓“贾”； ③以祖先的名字、爵位为姓，如孟孙、叔孙、王孙、公孙等； ④以封国、封地为姓，如齐、鲁、吴、楚等； ⑤以原始崇拜物为姓，如马、牛、羊、龙等； ⑥以居住地方的特征为姓，如东郭、西门、杨、柳，李等； ⑦以数字为姓，如伍、陆、万等。 此外还有些复姓如长孙、贺兰、呼延，则是由少数民族语音译而成。 宋朝人编写的《百家姓》内收入单姓共408个，复姓共76个。近代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收入单复姓共4129个。常用姓氏不过200个左右，最常见的单姓只有100个，而以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伍、郭、马为姓的人已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 中国古人的姓名比现代人要复杂些，大体有姓、名、字、号四项。名是婴儿出生后由父亲取的。字是男子二十岁成年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时取的，是人的正式称谓。号，是有一定名望和文化的人，为表示自己的思想志趣而取的。如陶潜，号五 现代人命名没有古代人那么讲究，除少数人有字、号外，普通人一般只有一个名字，并且多为一字或两字。名反映了汉族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如有的用“富、贵、财、禄”等字，希望发家致富；有的用“康、健、松、寿”等字，希望健康长寿；有的用“栋、杰、俊、才”等字，希望发达成材。男子用动物命名时，多用“鹏、龙、虎、豹”，象征勇猛、威武、吉祥，以植物命名则用“松、槐、桐、柏”等字，象征雄伟挺拔、富有生命力；女子相应用“凤、莺、鸾、燕”等字和“兰、菊、梅、杏”等字，希望貌美、温柔、贤惠。 称呼习俗 在中国，汉族传统的辈分观念长期存在，以本身为中心，上有四代长辈，下有四代晚辈，形成了“高祖、曾祖、祖、父、本人、子、孙、曾孙、玄孙”的“九族”血亲关系，这就是九个层次。如果把旁系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亲属系统。这里仅选其中的一部分，以显示其层次关系。 第一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长二辈) 第二层：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叔父、婶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姑父、姑母、岳父、岳母(长一辈) 第三层：(本身)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堂兄、堂嫂、表兄、表嫂、内兄、妻妹、襟兄(同辈) 第四层：儿子、女儿、侄儿、外甥、内侄、侄婿(晚一辈) 第五层：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侄孙、侄孙女、孙媳、外孙媳(晚二辈) 亲属称谓是以辈分划分的，不受年龄限制，哥哥比弟弟大几岁，哥哥的孩子又比弟弟的孩子大几岁，几代之后，大门的后代与小门的后代相比，同辈人可能差上几十岁，并不因此而影响辈分关系，常常会有长胡子的孙子或怀抱着的爷爷。所以，汉族常“大门转小辈”之说。 亲属称呼也用于社会上邻里之间或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以表示亲切和尊敬。例如：邻里间同龄人常以兄、弟、姐、妹相称，年轻人称父辈同龄人为大伯(大爷)、叔叔、大妈(大娘)、婶婶、姑姑、姨等，称祖父辈的同龄人为爷爷、奶奶、姥姥、老爷等。一般地说，注意层次，掌握角度，在称谓的运用中十分重要，年龄层次不同，称谓也不同，特别是信封上的称谓。如儿子给爸爸、妈妈写信，信内应称“父母亲大人”或“爸爸妈妈”，而在信封上的称谓则有角度问题了。称Ⅹ先生或职务为宜。 生活中，为了表示对人的尊敬，也有不注意层次的特殊现象。如：某家有一位受尊敬的长者，家里晚辈称之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等，街坊邻里不分男女老幼，可能都称其为爷爷、奶奶、老爷、姥姥，不过称谓前常常冠以姓名。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有时在称谓前加上“他（她）”字，如：他大伯、她二婶、他姥姥、她李二哥等。类似的称呼，在今天还广泛使用。 文化心理 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的。虽然近百年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的输入，使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是它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就在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了汉语所特有的语用特点。 首先，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强调。因此在言语交际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讲究亲属称谓的使用，长幼辈分的严格区别。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辈对长辈直呼其名的情况，这在中国人的交际中是不允许的，对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而且亲属称谓还作为一种尊称，大量用于非亲属的交谈者身上，如称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认为是对对方的尊敬，表示关系的亲密。 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被移用到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变为等级观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们对有官职的谈话对象历来有以职务相称的习惯，在古代这就被认为是敬称。在交际中为了抬高对方的地位，往往就压低自己，于是有了一批与敬称相对的谦称，如贵姓--敝姓、府上--寒舍、贤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见--愚见、浅见。 其次，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与个性，而强调群体。这也是与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相连的，它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为了强调人际关系的亲密，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中国人见面后常以对方的私人生活作为问候的内容，如见面问“吃了吗?”倒不是真正担心你会挨饿，仅仅是表示关心，表示亲热。 至于问你工资多少，多大年龄，有无对象，或有几个孩子一类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表现，是所谓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而在西方人看来则似乎有了干涉别人“隐私权”的嫌疑。 汉民族对性和性别问题上的保守传统也造成了男女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用语差异。一般说来，男性用语比较直率、随便，女性用语比较含蓄、庄重。用与性有关的字眼骂人，在男性中的出现率远远超过女性。因为传统观念虽然也认为男性使用这些字眼并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谅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体统，似乎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婚姻 汉族婚礼习俗源远流长，民族色彩浓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称之为“六礼”。 “纳彩”即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后人叫“说媒”；“问名”即双方变换年庚，近代称之为“换龙凤帖”，然后卜卦“合婚”；“纳吉”即为“订婚”；“纳征”为男家向女家下聘礼，俗称“彩礼”；“请期”就是选择好婚期吉日征求女方意见；“亲迎”即为迎娶新娘。 从古至今，婚俗虽因时代变化，或贫富相异而有繁简之别，但基本仪式程序相似。即使到了现代，自由恋爱兴起，仪程更趋简化，不过媒人(介绍人)通言、相亲、定亲和迎娶等习俗仍有一定保留。 “六礼”中以“亲迎”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主要习俗有铺房、哭嫁、撒谷豆、“举火”、“泼水”、障面、穿红衣、新娘足不履地、坐花轿、“跨马鞍”、拜堂、撒帐、交杯、闹房等。两千多年来，这些“亲迎”习俗经久不衰，近代随着社会的进步虽有所革新和演变，但基本方面变异不大。 在婚制方面，古代汉族虽通行一夫一妻制，但纳妾现象较为普遍，近代俗称“讨小老婆”或“娶姨太太”，而寡妇一般不准改嫁，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理学兴起，规矩甚严，有的基本要终身穿素服守寡。 在婚姻形式方面，旧时除明媒正娶外，还有买卖婚、表亲婚、换亲婚、转房婚、招养婚(俗称“入赘”)、典妻婚、童养婚、指腹婚、孝婚以及冥婚等。 育俗 妇女怀孕，汉族俗称为“有喜”。 小孩出生第二天要做“三朝”。小孩出生后，大都紧闭双眼，总要到三朝(即三天)或三朝以后才睁开。按旧俗，孩子睁开眼后要先看父亲，后看母亲，然后再看其他亲友，以示永远孝顺父母。这时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往往馈赠鸡蛋、红糖、小孩衣物等礼物祝贺。其中鸡蛋染成红色，称为“红蛋”，因是贺喜，故也称“喜蛋”。 满月，称为“弥月”。旧俗要给孩子理胎发，俗称“剃头”，办酒席庆贺。有的地方规定 周岁，是小孩从出生以来最为隆重的日子。古俗，孩子周岁这一天要测试其前途。方法是男置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篓，以及各种食物、衣服于桌，让孩子自取，取中者为其前途之往兆。现代汉族对小孩周岁普遍较重视，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般都要给小孩拍照留念，并做新衣服，吃鸡蛋面条以示祝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的还办生日酒，款待亲戚朋友。江南农村还有包周岁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包得比一般的粽子长，寓意孩子快长大。 古代汉族男子到20岁时，选择吉日，敬请宾客，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礼记·冠义》记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女子15岁时行笄礼，《仪礼·士昏礼》中对“笄”的注释说：“笄，女之礼，犹冠男也。”冠礼和笄礼的举行表示人已成年，可以结婚了。近、现代早已不实行这些礼仪，只是在年满20岁时往往比较隆重地庆贺生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举办生日酒，宴请亲戚朋友；一般人家也要略备酒菜，吃鸡蛋面条，举家相贺。 丧葬 汉族丧葬旧的传统是讲究重殓厚葬，并且夹杂着许多迷信的习俗。汉族自古盛行棺木土葬，葬礼隆重，分殓、殡、葬三个阶段进行。 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人初死入殓前要给死者招魂、沐浴。殓分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衣衾，一般用布帛，富庶人家用丝绸，有的皇族用玉衣。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棺材称“寿材”，男棺刻有“寿”字，女棺刻有“福”字，有的则刻以“福禄寿”三字的合写体。小殓时还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富庶人家含璧、珠等，皇族含玉，近代则含一银元，均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被及日常用品等物，富庶人家及皇族随葬物品繁多且贵重。 殡，就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期长短不一，少则3日，多则30天，主要由奔丧者而定。古代多停棺3个月而葬，至多达7个月。汉族传统习俗，父母死亡，儿女必奔丧，否则为不孝。而亲朋好友将来哀悼祭奠死者，称之为“吊丧”或“吊唁”。奔丧者均要丧服。古代汉族丧服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织麻五种，称为“五服”，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按亲疏关系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称为“披麻戴孝”。近代多用白布做丧服。现代城市一般兴胸佩白花，臂戴黑纱。 葬，就是掩埋死者遗体，即棺木入土。旧俗入葬前往往要看风水、择坟地，谓“择吉地”。送葬又叫出殡。送葬时，古代汉族一般是“孝子”在前执绋，挽柩者唱挽歌。挽歌到近、现代演变为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挽联送葬，到近、现代又演变成送花圈，花圈上写挽联。 古有以人殉葬的习俗(主要是近亲、近臣和近侍，至清朝人殉仍有遗存)，后逐渐以陶俑代之，到近代则以纸扎人像伴葬。 葬礼以后，有做七、断七、百日、周年等追悼仪式，并将牌位送归祠堂，这已从葬礼时对人的仪礼转为对“鬼灵”、“祖灵”的仪礼。 另外，汉族还有“归葬”的习俗，就是将死于他乡的遗体归葬原籍。 丧事期间，死者亲属要穿孝服，在灵堂守灵。中国古代礼制，把孝服按与死者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五等，在现代汉语里还有“五服”这个词，表示血缘关系的远近。孝服用白布做成，这与西方民族穿白衣做礼服的习俗大不相同。清朝时有一英国人第一次到中国来，遇到出殡的队伍人人穿白色衣服，而神情却痛苦悲哀，觉得十分奇怪。在古代，出殡时有人唱挽歌，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过《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挽幛就是从古代的挽歌演变而来的。 丧葬仪式规模大小与死者的地位身份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王公贵族、富豪之家常以规模宏大的丧仪来炫耀自己的权势。《红楼梦》里写宁国府死了秦可卿，所用棺材价值数千两银子，由二、三百名和尚道士念经，出殡时的队伍“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而穷苦百姓连起码的温饱尚且达不到，自然也就谈不上“重殓厚葬”了。有时甚至只能用一片席子包裹一下尸体，草草埋掉。 尊长死后，子孙要在家守二十七个月，其间停止交际和娱乐，做官的也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以表示对尊亲的哀悼，称“守制”。 服饰 自古到今，汉族上衣右衽(大襟)的特点始终保留。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高领衣的样子。后虽有胡服传入，出现短衣短裤，但不管是西汉的'深衣'，还是唐宋的'交领袍'，或是清朝'长袍'，上衣总是以右衽为特点。 近代男装长袍或现代女装旗袍都继承了上衣右衽的特色。 各个朝代，对服饰的颜色，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色黄，旗帜赤，到了明代，取法周、汉、唐、宋，定为赤色为宜。 服装的式样发展到清末民初，男人一般内装为对襟衫和长裤，外穿大襟长衫，讲究一点的外加一件马褂，谓之“长袍马褂”。裤子都镶有八寸阔腰。后来中山装流行，但农村仍穿长袍马褂短衫长裤，至今偏僻的山区仍有老人穿长袍。妇女清末穿喇叭状齐膝中长衫和长裤，民国后上穿“斧口衫”，有对襟、大襟、琵琶襟之别，下着裙子，有凤尾裙、百褶裙等。30年代后旗袍流行，但农村妇女多穿大襟短衫和长裤。现代汉族的服装，男的以中山装为代表，女的以旗袍为代表。 千层底的布鞋，圆口低帮，轻便、透气、舒适，也是汉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着之一。 发式，古代汉族男子不剃发，结发于顶加冠，清代改剃发结辫，青年以辫长为美；民国后剪辫留短发，多西洋式、平顶式或光头。汉族女子发式较多，古代多高髻，近代少女有流海、单辫，或双丫髻，中年妇女多梳长髻，老年脑后梳纂儿。民国后不少女子改剪短发，留发齐耳。现代汉族男子发式已无特色，女子仍以梳长辫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式。 修饰，古代汉族男子到一定的年龄均留胡蓄须，女子15岁行笄礼，俗称“开面”。古代妇女还有束胸、缠足等陋俗，男人有文身的习俗。 佩戴方面，古代汉族盛行佩玉，不论男女均戴肚兜，以防病从脐入，现在农村小孩尚兴戴肚兜。旧俗小孩出生要带“落地圈”，意为落地平安，一至五岁要戴“天官锁”，又称“长命锁”。 汉族建筑 汉族居房建筑的民族形式为斗拱挑檐的木结构，俗称“大屋顶”。这种民族形式的住房建筑，最早萌芽于半坡遗址草泥木柱网结构和河姆渡遗址干栏式榫卯结构的房屋。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会，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这种斗拱既起支撑的力学作用，又有装饰的艺术效果，体现了汉族住房建筑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历史发展中，这种大屋顶的民族形式又分成琉璃瓦、雕梁画栋的宫殿形式和青砖黑瓦、朴素简易的民居形式。 汉族建筑布局的特点一般是平而向纵深发展，分上房下房、正房侧房、内院外院，楼最高不过二层，往往形成左右严格对称，庭院与建筑物融为一体，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 汉族建筑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 现在，城市虽出现不少高层住房建筑，但重要的建筑物往往采用汉族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如北京的十大建筑就保留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农村，北方仍流行四合院，南方还兴建五间堂。新的建筑材料虽已出现和普遍使用，但大量的、基本的还是“秦砖汉瓦”的砖木结构或泥木结构的房屋。 礼俗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代汉族十分讲究礼节，礼俗别具一格。 在相互交往中，古代汉族对于不同的对象均有相当的礼节，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隶拜九种，称“九拜”。后经发展、演变，一般最常见的有打拱、作揖和跪拜三种。 打拱，就是右手在内，左手在外，两手合抱以示敬意。古俗男子吉拜尚左，而女子吉拜尚右，称之“纳万福”。凶拜，即不友好的拜见礼则相反。作揖，除拱手外，还要弯腰鞠躬。揖有高揖和长揖之分。高揖即双手高举，长揖除拱手高举外，还要自上而下，行鞠躬礼。打拱和作揖往往连用，大约是古“九拜”中之“振动”演化而来。这种礼节无尊卑上下之分，为平辈之间的常礼。在古代汉族民间，友人相遇也往往边说“谢”，边打拱作揖相让，以示尊重。 跪拜，是汉族的一种庄重的礼节，主要包括稽首、顿首、空首等形式。稽首是叩头至地并停顿一段时间，原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礼节，常作臣对君之拜。顿拜，即头叩地，通用为下辈对上辈、下级对上级的拜礼。空首，是手着地，拜头至手。此外还有只屈一膝的“奇拜”，清朝时极流行。 辛亥革命后，随着 尚红贵黄 在对色彩的崇尚上，汉族有尚红色、贵黄色的习俗。 尚红，早在《礼记·檀弓上》就记载说：“周人尚赤”。这种“尚赤”风土人情在汉族古代有许多表现：中国古称“九州”，又别称“赤县神州”；“赤鸟”被视为瑞鸟，又被作为太阳的别称；纯洁善良之孝子被誉为“赤子”，忠心赤诚的高尚品德称为“赤心”；商、周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主要原料铜，被誉为“赤金”。久而久之，本以火的颜色为“赤”，遂发展成泛指一般的红色。 由于汉族把红色作为吉祥、喜庆、美丽的象征，所以常把妇女的盛装称之为“红妆”，并以“红妆”代指美女；或把妇女美丽的容貌称之“红颜”，也指代美女；或把少妇的住房称为“红闺”；甚至盛装出游的男女也被称作“红男绿女”。不仅如此，汉族民间把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历代农民起义中，有的称“赤眉军”，有的叫“红巾军”，还有“红袄军”、“红灯照”，直至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也曾称为“红军”。 在汉族民间习俗的贺庆寿、婚礼中，均要用红色来点缀环境，渲染气氛，如生小孩要在门上挂红布，贺寿的寿面要用红纸相扎，新娘要穿红衣，逢年过节送礼也要贴红纸，年节及喜庆送钱要用红纸包装，俗称“红纸包”。凡此种种俗称“红喜事”。 汉族在尚红的同时又贵黄。《白虎通义·号篇》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色为五色中最高贵，代表中央，因此，汉族古代皇帝均尊黄色为正色，皇帝穿的龙袍又称“黄袍”；祭祀时也要穿黄色的衣服以示隆重，庄严；不仅道教敬黄色，服黄色，而且佛教也认为黄色素雅、绝俗，有超然物外的情味，故其服装、建筑及其他装饰多用黄色，器皿多“鎏金”(即“涂金”)。汉族民间贵黄最典型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甚至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 此外，汉族还忌白，认为白色代表悲哀、痛苦和死亡，所以丧礼均用白色来表示肃穆哀悼。丧事又俗称“白喜事”。 （摘自国家民委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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